垃圾资料图 图片来源：CFP视觉中国
台湾《联合报》9日社论表示，台湾“九合一”选举后，民进党执政县市发起多项“联合治理”策略，包括云林等六县市联合推动禁烧生煤，九县市共同举办反空污大游行，中彰投并邀请蓝营的南投加入三县市的“区域治理”。但绿营的联合治理策略似乎只着眼于与台当局对抗；也因此，当地方垃圾大战一发生，县市之间矛盾毕现，“区域治理”的口号也就随之破功了。
文章摘编如下：
台湾中部地区最近爆发垃圾危机，中彰投三县市有四万吨垃圾因为居民抗争、外县市涨价及拒收等因素无处可去，只能临时觅地堆贮，臭不可闻，也造成地方环境卫生威胁。经过环保部门介入协调，目前的垃圾量，估计最快要到九月以后才能处理完毕，亦即，各地居民必须与这些堆积如山的垃圾一起度过炎夏。
台湾20年前也发生过严重的垃圾危机，垃圾堆置街头无处可去，或者由民间业者偷偷运到其他县市山间谷地胡乱弃倒，以邻为壑，造成垃圾大战。经过那段痛苦教训，当局开始要求各县市自行兴建焚化炉，并规划资源回收，进行垃圾减量，不少县市更进而执行垃圾不落地、随袋征收等政策，至今收到了显著的成效。然而，20年后，何以垃圾战争又卷土重来呢？
这波垃圾危机，主要原因可归纳为三点：第一，若干“地方政府”因为民粹、投机、无能等因素，无法处理当地的民众抗争，致使县内焚化炉或垃圾掩埋场无法顺利运作或启用，必须仰赖其他县市协助处理。第二，代为处理其他县市垃圾的高雄市焚化厂，今年以“反映成本”为由调涨处理费用三倍，让委托处理的县市大呼吃不消，因而转送其他地方处理，却又遇上大塞车。第三，台中市因举办灯会等因素垃圾量大增，自顾不暇，因而开始拒收外地垃圾；此举马上危及彰化、南投等地的垃圾去化。
由上述的分析可知，地方的垃圾处理具有三种性质：其一，它基本上是一项地方治理决策，视当地的产业经济及居民生活形态所产生的事业垃圾及家庭垃圾，由地方首长作出选择，当然同时也有地方民怨的问题要解决；其二，在某种程度上，它也可以是一种商业行为，有些设备能量强大的县市可以代处理其他县市之垃圾，但这不可能是“亏本生意”，就像高雄市焚化炉要涨价；其三，各地焚化炉的处理能力，会随各种变量的影响而变化，季节性的因素如灯会或岁修，意外事件如禽流感的死鸭鹅大增，乃至工安因素如气爆或维修不当导致焚化炉故障；故而，地方政府必须随时备妥应变方案，不能把全部责任押在别人身上。
台当局和“地方政府”各有所司，前者重在通盘决策，后者重在地方特殊需要的满足与执行；两者相辅相成，才能兼顾整体和局部的发展。否则，如果县市首长只顾讨好地方民意，却把自己无能解决的地方问题丢给当局或其他县市，最后要谁收拾？
事隔20年，台湾还在上演垃圾大战，令人惊讶。值得思考的是，台北的垃圾减量有今天的成就，是全体市民一步一步在生活中实现的；至于像云林、彰化这些老是在抗争与不平的地方，或者该想一想：究竟是错过了什么环节？
（责任编辑：宋雅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