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张德江7月13日在京会见香港特首梁振英时，鼓励香港把握“一带一路”、亚投行、深港通、CEPA(即《内地与香港关于建立更紧密经贸关系的安排》)、沪港通、泛珠三角等发展机遇。《香港商报》就此评论，这显示香港进入后政改时期，中央挺港的决心和力度一以贯之、有增无减。
香港经济面临内忧外患
香港经济要在后政改时代并入快车道，必须善用“背靠祖国”的优势。这两年，香港经济受政治纷争所累，略现疲态。在反对派常态性的“拉布”(阻挠议事)之下，香港2014至2015年度基建工程预算额较上财年大减逾90%，直接造成工程造价增逾25亿港元。
去年3月以来，香港旅游和零售行业业绩逐月下跌。过去10年本是香港旅游业的黄金十年，但自从部分极端人士针对内地游客做出连串赶客行为后，良好势头就被踩了刹车。
香港是外向型经济体，且以金融服务业为主导经济，地球上每个方向的经济波动都可能影响香港。近期外围经济持续低迷，美元强势又致香港货品及服务出口收缩。港大最近公布的经济预期报告，2015年第二季香港实质GDP按年升2%，较之前预测2.4%有所下调，更预计第三季实质经济增长进一步减慢至1.7%。
尽管有这些“内忧外患”，但香港的独特优势并没有丧失。2014年，香港的外来直接投资流入金额较2013年增长39%，达1030亿美元，首次名列全球第二名，仅次于内地的1290亿美元。这是因为香港仍然是内地和世界之间的“超级联系人”。美国及欧盟国家经济增长少于1%，相比中国内地7%的GDP增长率，投资者选择转投开拓亚洲市场，而香港就成了外资最喜欢的接入点。
外资进入香港，当然不会是看准这个700万人口的小市场，而是以香港为立足点辐射整个亚洲，尤其是内地这个大市场。改革开放以来，香港为内地吸引外资做出了巨大贡献。截至2012年，港资占内地境外投资的45.1%。如今内地已成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内地市场对香港有多重要，不言而喻。
“一国两制”是最大后盾
回归以来的历史已多次说明，“一国两制”和内地大市场是香港经济保持繁荣稳定的最大保障。
亚洲金融危机之后，香港经济陷入谷底，中央于2003年推出CEPA，并开放内地游客赴港个人游，为香港经济注入活水。
内地企业赴港上市，中央支持香港发展人民币业务等措施，对香港巩固提升国际金融中心地位提供了庞大助力。截至2014年，在港上市的公司共有1752家，其中876家为内地企业，中资企业占港交所总市值的60%及全年股本证券成交总额的71%。
回归之后，香港国际金融中心的地位得到了显著提升。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期间，香港被国际投机势力列为狙击对象；而在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时，香港却成为相当一部分国际金融资金的避风港。美国《时代》周刊为此还创立了Nylonkong(纽伦港，即纽约、伦敦、香港三大国际金融中心)这个新名词。
回归后的大型跨境基础设施建设，为香港构建区域现代流通网络奠定了基础，通过建立粤港、沪港、京港等区域合作机制，消除了区域经济合作中的基础设施瓶颈和体制性障碍。数据显示，2004年到2011年的7年间，香港GDP平均增速达5%，是同期其他发达经济体平均值的近2倍。
用好优势机遇就在眼前
现在，中国内地的发展又为香港提供了崭新的机遇。“一带一路”和亚投行，将为香港金融服务业提供最好的挥洒舞台。
香港正是“一带一路”的陆、海闭环交汇枢纽，又是中国最重要的国际资金、商贸交汇处。外交部驻港特派员宋哲近日接受采访时表示，在“一带一路”和亚投行建设中，香港可充分发挥区位优势，成为连接中国大陆与东南亚各国的重要支点；发挥国际金融、贸易、航运中心优势；发挥人才优势，让大批熟悉国际法律与规则、精通英语的专业人才大展拳脚；发挥管理优势，以自身与国际接轨的法律制度、市场规则和管理经验起到桥梁作用。
《香港商报》评论认为，开拓“一带一路”中，香港拿了一手好牌不假，但最重要是把好牌打好。可近年香港不少人把主要精力消耗在政治纷扰和争拗中，甚至滋长“拒内”情绪，空有优势而不能发挥。香港如不维系自身稳固，就当不好“超级联系人”的角色，参与“一带一路”也会心有余而力不足。
继沪港通之后，连接香港股市和深圳A股的深港通也将会开通，这有利于两地提升金融效率和人才流动，对港股市场和沪深市场都是长期利好因素。今年5月启动的内地与香港基金互认，也被香港财经事务及库务局局长陈家强评价为“影响不下于沪港通”，内地财富获得多元化投资渠道的同时，香港的资产管理业务将获得进一步的增长机会。
跟新加坡相比，香港有“一国”优势，跟上海相比，香港有“两制”优势。香港停止内耗，利用好“一国两制”优势，经济前景依然风光无限。否则，有“优”也难成“势”。(记者 王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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