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大棚为家
在住房问题上没有一个人是他者，每一个人都是自己
什么都没有是什么状态？
在调研中，卫伟曾经到人民广场和火车站访谈流浪汉，试图回答这个问题。这些露宿街头的人大多邋里邋遢，许多人看见就想躲。卫伟也曾幼稚地问过，“为什么不洗一洗衣服”，流浪汉问她，洗衣服的话“洗衣粉放在哪里，洗好的衣服又晾在哪里”。
博士毕业后从事社会公益工作的她知道，在国外其实有很多专门的庇护所，白天乞讨的人晚上能够住在庇护所里。可在中国， 很少有NGO关注流浪者的救助。
“居住真的是一切生活的起点，”卫伟感慨，“它应该跟着生活走，而不是生活跟着居住走。”
自从2013年毕业，她也在咀嚼租房的痛苦。每一次搬家，已经习惯了的生活就要重新来过。为了适应随时可能到来的搬家，卫伟尽量不买衣服、少买化妆品，“过得像个男孩子一样”。她希望有一个沙发，能够舒服地窝在里面看电视，考虑到每一个房子自己都不可能常住，只好放弃。
今年已经30多岁的卫伟说，她越来越能理解年轻人买房的冲动，“一直搬家一直搬家，就会感觉自己很不稳定”。
在卫伟看来，这么多人买房子是一件有风险的事儿。“日本的很多流浪者就是因为经济危机，失去工作后还不起贷款。我们现在很多人一个月要还几千上万元的贷款，可这是在最年轻力盛的时候，难道所有人的职位都会越换越好吗？” 她记得自己有一个朋友，40岁失去工作，马上把之前买的大房子换成了小房子。
2014年一项调查数据显示，北京市民需要每月还贷款平均数近7000元，位居全国第一；压力第二的是上海，平均每月缴纳住房贷款为4238.8元；广州紧随其后，平均每月为4029.32元。为了如期缴纳住房贷款，这些家庭必须保证20到30年的高额经济收入。
可是，国家发改委中小企业司的统计表明，2008年的那次金融危机中，全国仅上半年就有6.7万家中小企业倒闭。中国石油、联想、万科、中信证券、武钢、宝钢、波导、夏新等大型企业和各大航空公司也陆续削减人力成本。自此之后，公司减员、裁员开始普遍起来。
“很难想象，中国经济一旦进入低迷期，以产权为核心的住房市场，每月高额度的住房贷款，以及几乎为零的居住生活救助系统，将会给城市居住生活带来怎样的风险。”卫伟说，“在住房问题上没有一个人是他者，每一个人都是自己，不要冷眼去看别人，居住的困难，实际上很可能就在你头上。”
在开始这项关于居住的研究时，陈映芳希望能够通过社会学研究，推动中国建立城市的居住生活救济系统，“它应该是以所有的城市劳动者、居住者为对象群体的，以政府为主要责任主体、同时以志愿者组织、各种非营利团体为重要主体”。
不过，当她和别人谈起自己的愿望时，不少官员和学者告诉她，“你提的目标在中国是不切实际的、理想主义的”。
也有人直言：“在今天我们这个权力和资本合谋经营的社会中，人们已经受到太多社会悲剧的刺激，这一个个城市寻梦者的生活故事，真的还能触动到谁并进而改变一些人的命运吗？”
“中国社会科学研究者中，存在一种倾向——如果想要推动制度变革，主要靠风险警示，也就是要告诉政府这制度再不改变，就会有大的危机。”陈映芳说，“而我们希望通过这些个案故事，增加社会中人们的同理心、连带感。这些都是推动制度变革的社会基础。”记者 陈卓
（责任编辑：石兰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