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在北京市委十一届八次全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制定北京市“十三五”规划的建议中，“严格控制人口规模”的表述，首次出现在中共北京市委全会的决议里。城市人口问题，再度受到了舆论的高度关注。
为此，本报记者昨日专访了国家行政学院教授、中国管理科学研究院院务委员张占斌，和中国人民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杨宏山。在他们看来，对于超级城市的人口问题，“控制”和动员人员举措，需要与调整政策导向在整体层面上均衡发展。而事实上，中央在此前研讨的《京津冀协同发展规划纲要》中，已完成了三地协同发展的顶层设计。
北京市委书记郭金龙
“北京发展最突出的问题是人多”
在规划建议的说明中，郭金龙着重谈到人口规模调控，并表示“北京发展最突出的问题是人多”，而且人口无序过快增长，成为北京“大城市病”的重要原因，严重影响了首都核心功能的发挥。北京提出人口2300万的“天花板”，其中一个主要依据是水资源严重短缺、承载力接近极限。
对于“天花板”的表述，张占斌认为，这说明在政府眼中的北京人口问题已经非常严峻，“人口承载能力已到顶。”确实如此，当前北京人口规模调控的形势依然严峻：2014年常住人口2151.6万人，但人口规模还处在增长状态。
今年7月，北京市委书记郭金龙曾提出，将聚焦通州，加快北京市行政副中心的规划建设，在2017年取得明显成效。
北京大学教授、中国城市规划学会顾问周一星也曾表示，20世纪90年代，全国建制市有660多个，而此后由于大城市兼并周边的县级小城市，使全国城市的数量不增反减。
“通过兼并，资源、人才等各种优势集中于大城市，但却忽视了与周边小城市的协调发展，没有很好地辐射和带动小城市的发展，而是使得经济发展成果更多集中到大城市中。虽然城市化不一定会带来城市病，但发展大城市的过程中由于没有很好的管理应对措施，使得城市病愈演愈烈。”周一星说。
杨宏山认为，事实上，这是因为过去大量的公共服务资源集中在北京的主城区，而且这种服务资源存在着叠加效应，主城区的公共服务资源高度集聚。以医疗资源为例，全国各地每年约有70至80万人来北京就医，这就导致了城市人口的拥堵和其他矛盾。
设立人口数量“天花板”
要与调整政策导向相辅相成
面对这已然严峻的现况，郭金龙在会上认为，重点难点在北京市中心城区。北京人口要实现到2020年比2014年下降15%左右的目标，必须坚持“疏”、“堵”并重。
杨宏山对此的观点是，人口的流动，不光有政策的导向，也有市场的调节。事实上，严控人口规模并不现实，北京在上世纪八十年代、九十年代，乃至前些年，都曾多次设立人口数量“红线”，但却屡屡被突破。所以，设立人口数量的“天花板”，也要辅以调整政策导向。
“一是京津冀协调发展，把北京的一部分社会资源，包括医疗资源等，向周边河北等地进行疏散。”杨宏山说，这种疏散将在更大范围内对资源进行优化配置，也解决了北京周边城区高度拥堵的问题。二是集中力量在通州建设市行政副中心，让公共服务资源在副中心集聚，“不能把所有的鸡蛋都放在一个篮子里”。
事实上，早在今年3月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已审议研究了《京津冀协同发展规划纲要》，并将京津冀协同发展的顶层设计基本完成。
此前，上海市经信委也曾提出过，重点区域调整转型升级难度较大，影响从业人员结构提升。原因是城乡结合部、区划交界处等区域缺少规划管控，低技能和灰色就业等流动人口集聚，因而需要引导低技能和灰色就业人群分流。
“此外还要注意城镇化均衡发展。”张占斌认为，目前例如北京上海之类的超级城市里，大量国企总部、医院及高校等，都直接或间接占据了大量的北京资源，因而可以将这些非首都功能存在，迁往周边地区，乃至其他省份。“这样会进一步将这些优势资源分散一些，既能达到人口分流的作用，也能带动迁入地区的发展。”
我国很多省会城市都有通病
浙江省的情况相对较好
张占斌也为记者对比了一下我国一些超级大城市与国外超级大城市的情况。在他看来，实际上北京、上海、深圳等人口问题严峻的城市，其吸纳人口比例其实并不高。
“伦敦、东京、曼谷的人口都占到了该国总人口的10%。”张占斌说。
不仅是北京，其实我国国内很多省市自治区的省会城市，都在面临人口激增带来的问题。“有的省份，最核心的资源和最好的机遇都在省会城市，那么人们自然就都拥挤到了省会城市。”
杨宏山也介绍说，现在北京面临的最大问题，就是北京城市发展在整体定位和区域发展的利益诉求上，存在张力和矛盾。一般而言，政府要先在战略规划上把公共服务资源，包括规划和前期的配置到位，它会产生引导性的功能，如果没有规划，光动员人是行不通的。
但这个问题在张占斌看来，浙江情况相对较好，因为除了省会杭州，宁波和温州的发展机遇及资源量都很丰富，这也在一定程度上分流了人口。
（责任编辑：石兰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