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年，家住外滩街道的独居老人纪阿婆吃上助餐志愿者送来的配送晚餐。
运作约半年后，王华暂停了他为社区老人送餐的公益项目。
王华是一家民企老板，今年夏天，他出资并联合居委会为多位孤寡老人送餐。“好事并不好做。”王华感叹，一路下来，真切感觉到，原本以为很简单的事竟这么难。
统计显示，上海60岁及以上的老年人口达到413.98万人，占总人口的28.8%，养老和助老问题凸显。社会力量进入老人助餐领域，如何才能长久？不少人希望找到答案。
最难的是做饭志愿者太少
煤气灶上，热气腾腾。60岁的李阿姨正在做中饭，不过她不是为自己家炒菜，而是作为志愿者，代加工社区孤寡老人的公益午餐。这是数月前的一幕。做公益餐的食材，由王华的公司采购配送。一天两餐，公司员工会以送餐志愿者的身份来她家取餐，送到老人家中。
“以前经常是三天下一次楼，买了菜连吃三天。现在就不一样了。”一位受助老人很感动，看着冒着酷暑坚持上门的年轻人，一个劲请他们进门歇歇。
然而，问题也随之出现。送餐志愿者利用午休时间送餐，却遇上老人正好午睡；“饭硬了、不合口味”，有些老人对饭菜质量会提出要求。对于这样一个纯粹的公益项目来说，最困难的不是众口难调，而是能承担做饭任务的志愿者太少。加上公司运营、人员流动等问题，王华的公益送餐项目运作半年后便告暂停。项目暂停后，街道助餐点接收了部分老人，另一部分老人则回到自己做饭的状态。
上海连续多年把助餐点建设列为市政府实事项目。数据显示，申城现有576个老年人助餐服务点，为6万名老人提供服务。这个数字，相对于本市177万名70岁以上的老年人来说，不到4%。谁来助餐，怎么助？是化整为零，还是扩大规模？这不仅成为摆在政府主管部门面前的难题，也困扰着不少愿意参与社区服务的公益力量。
做得好的不敢扩大规模
康健街道是上海最早推出老人助餐的街道之一。街道采用社会化运作方式，由企业提供餐食，送到社区老年人活动室等处供老人集体就餐。10元钱，就能吃到诸如“清蒸小黄鱼、西葫芦炒肉片、豆腐和一个汤”。可也有政府购买服务的失败案例：郊区某个街道为社区老人提供助餐服务，供餐企业几年里不断更换。原来，供餐企业无法做到为老人单独开灶，导致饭菜口味差、送餐时间难以保证，最后吃饭的老人越来越少。
还有的地方则在探索政府自办助餐点的模式。凉城街道设在文苑小区的老人助餐点请来两位厨师，每天制作100客饭菜。除了堂吃，其余饭菜由3名送餐员在两小时内送到街道27个居民区的老人家中。负责助餐点日常管理的是居民区书记，从招聘厨师到组织志愿者送餐，事事亲力亲为。有居委干部感叹：“本来社区工作就已经应接不暇，还要为这个小食堂操心，只能靠奉献精神了。”
“做得好的，人气爆满，规模远远不够，但他们不想扩张，因为越扩越亏。做得不好，吃的人寥寥无几，连补贴都拿不到。”业内人士一语道破当前老人公益助餐的问题。
老年餐桌财政投入并不小
黄浦区将全区老人助餐点的餐食，交给光明邨和小绍兴两家老字号餐饮企业供应。小绍兴负责原黄浦区区域，2500客；光明邨负责原卢湾区区域，1800客。
在光明邨，老人的饭菜在中央厨房集中烹制，由专门的送餐车送至8个助餐点。四年来，老人餐一直是每份8元，一大荤、一小荤、一素菜和一汤。企业负责人坦言，尽管是规模经营，但成本也高，还要配送，根本赚不到钱，“但作为区属企业，应当尽一份社会责任。”
客观来说，上海对老年餐桌的财政投入力度不小。但除国企外，少有企业能长久做下去并实现共赢。“老年助餐固然带有公益性质，但公益并非等同于亏本买卖，也不能靠情怀苦苦支撑。”专家建议，根据助餐点是个体经营还是连锁经营、租赁场地还是免费场地等情况，政府部门应该区别对待，给予相应资金支持。
“我们看到政府已经动起来了，但社会和市场这两个部分怎么动？这是大家希望看到的。”市政协委员马伊里在一次座谈会上谈道，要相信社会有启动解决自身问题的能力。
有规模效应才具经济价值
最近在湖南，一家专门从事老年人套餐配送的企业做得风声水起，该企业此前在河北廊坊成功运作两年多。
“我们是企业，要生存要发展，除了提供让消费者满意的产品，还要想方设法打开市场。”企业负责人介绍，他们在长沙寻求有较大老人群体的社区进行合作，统一配送用餐到社区，最后由社区解决派送或老人集中用餐的问题。这家企业的经验表明：老人配送餐服务有了规模效应，也就真正具有了经济价值；企业实现赢利，为老人提供优质服务就具有可持续性。
相比以往的政府购买服务，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PPP机制），被认为更适合社会公益领域。上海市社会工作者协会秘书长郭小牧说，PPP机制是一种新的公私合营机制。在以公共利益为核心的前提下，可以进一步探讨公共服务该谁来投入、保险怎么参加、利益如何分配、风险怎么分担，以及如何形成一套科学的监管机制，等等。“现在社会资本都在观望，政府要走出这一步，才能吸引社会投资进来。这比单纯购买服务更能激发社会活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