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州天河公园，每周周末的万人“纸上”相亲会蔚为壮观。
某相亲交友活动现场。（受访者小七提供）
大、中、小城市结婚成本差距逐渐扩大
十年间广东人婚龄推迟5岁
12月18日下午，广州天河公园内的家长相亲活动如期举行。每周周末下午2点到6点，这里都会上演一场现实版的“非诚勿扰”，翠湖边数十米长的坡道，熙熙攘攘挤满了前来为子女找对象的家长。许多未婚男女的资料被挂在树与树之间的绳子上。这些资料多为父母为自己的孩子填报，希望通过这个平台为孩子找到合适的另一半。相亲活动的一位组织者告诉记者，活动于2013年开始举办，如今每周周末被挂出来的资料已有上万份，其中30~35岁的青年人占了大约七成。
近日，华中科技大学范红忠教授和李名良博士通过数据分析发现，城市规模对中国适龄青年结婚概率有明显的影响，城市规模越大，结婚越难，大、中、小城市适龄青年结婚成本的差距逐渐扩大，保持单身的收益或更高。
婚姻大事背后，已然是一本经济账。
文/图 广州日报记者练情情 实习生蔡诗萍
“我想再确认一遍，你儿子的房子供完了是吧？”记者在天河公园频频听到家长谈论房子问题。
家长：先谈房子
张先生是湖南岳阳人，22岁那年，他到了深圳发展，后来辗转到广州，做过房产中介工作，目前从事汽车配件销售行业。如今15年过去了，他一直未成家。
“还没房。”谈及自己至今仍然未婚，他给出了简单明了的答案。30岁那年，他遇到了一个想相伴一生的对象，但最后因为住房问题两人的关系破裂了。张先生说，她是老师，年龄也不小了，希望能拥有一套属于两个人的房子，过上稳定的生活。其实，他自己也想有一个属于自己的住所，但当时实在无能为力。“分了就不说了。”对于这件事，他不愿提及更多。
上海社会科学院家庭研究中心主任徐安琪女士曾在上海、哈尔滨对3200名已婚男女入户访问，研究上世纪六十至九十年代中国人择偶标准的变迁，发现人们对住房、财产积蓄、收入、赡养负担等经济因素的关注度明显提高。
“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前的很长一段时期内，‘物质利益’和‘金钱万能’曾被视作万恶之源屡遭批判，加上在计划经济年代，从事何种职业由组织统一安排且为终身制，个人无选择自由，而薪金收入更是平均主义大锅饭。”徐安琪认为，在这种条件下，人们在择偶时自然不会很注重物质条件。
本人：顶不住催婚
杨先生家住天河公园附近，他于1980年出生，已经超出了传统意义上的适婚年龄。五六年前，家人开始给他介绍对象。“我想找一个在心灵上可以交流的。”面对父母的催促，他说，他也急不来，只能顺其自然。
21岁那年，小七（化名）大学毕业，在老家工作了一段时间，那时急切地想结婚。“老家结婚早。当时我表妹都结婚了。不结婚感觉挺不好意思的，我妹妹的小孩都大了。当时就想着随便找个对自己好的人结婚算了。”
后来，她在广州遇见了很多人和事，感觉自己的观念也发生了变化。“人并不是围绕着结婚这种生活过一辈子的。我觉得你可以有自己的追求。”她认识了一些30多岁甚至40多岁的单身人士，他们一个人也可以过得很开心。
她也考虑过父母的感受，大龄未婚会让她父母没面子。但对她而言，如果随随便便找个人结了婚，产生很大的家庭矛盾，那将会是最大的不孝。所以她决定抗拒父母的催婚。
中山大学社会学和社会工作系副教授丁瑜认为，杨先生和小七的想法反映了现代青年人择偶观念的变化，“在大城市这样的陌生人社会中，没有了三姑六婆，青年人在婚姻方面受到的舆论压力变小。”
学者：城市扩倍结婚率降10.5%
范红忠教授和李名良博士对大龄单身青年的定义是:女性31岁以上和男性33岁以上的未婚者。
他们研究发现，2002年城市规模增大1%，适龄青年结婚概率下降0.075个百分点,2007年城市规模增大1%,适龄青年结婚概率下降0.105个百分点。这意味着2007年，城市规模扩大1倍,适龄青年结婚概率将下降10.5个百分点。
造成这一结果主要原因是，随着城市规模的增大,包括住房和子女抚养成本在内的婚姻成本迅速提高,并进一步造成结婚的净收益下降。城市规模对适龄青年结婚概率的影响强度有随时间增大的趋势。
他们得出的结论是，第一，大、中、小城市适龄青年结婚成本的差距逐渐扩大。第二，大、中、小城市男女青年保持单身的预期收益的差距逐渐扩大。第三，大、中、小城市男女青年的结婚收益在发生变化。此外,大、中城市男女青年生活工作节奏变得更为紧张,结婚后从闲暇共享中获得的收益也可能变得更少。
专家：婚姻变迁将渐利于女性
记者统计2000年和2010年广东省人口普查数据发现，这10年间，男性和女性初婚年龄为30~39岁的人口比例分别提高了4.56%和3.86%。
中山大学社会学与社会工作系教授李伟民曾研究过上世纪末广东城市居民的婚姻变迁，发现1990~2000年间广东城市居民的婚龄推迟了将近5岁。近日记者对李伟民教授进行了专访。
房子仍是关键
广州日报：有学者研究发现，改革开放以来人们择偶时越来越关注对方的经济条件，尤其是住房。
李伟民：市场经济激发了人们对物质的需要。具体到住房问题，首先，中国“居者有其屋”的观念由来已久。
改革开放后，随着市场经济发展，住房成为一个很重要的资产，它的价值和意义会表现得非常突出，看一个人的生活水平怎么样，可以看他有没有房子，房子成为了一种标签和符号。
在住房观念上，中西方存在较大差别。西方国家的人对住房有要求，但对住房一定要属于自己的观念不是很强烈。哪怕一辈子都是租房住，他们也觉得无所谓。
广州日报：婚姻和物质条件挂钩，给男性造成经济压力。
李伟民：是的。在传统观念里，男性是家庭的经济支柱，要承担家庭物质生活需求满足的责任和义务，这确实加大了男性的压力。
话不投机不结婚
广州日报：除了经济因素，你之前也提到，对婚姻家庭的观念变化也是造成大龄未婚现象越来越普遍的原因。
李伟民：年轻人对于婚姻家庭的价值观发生了很大改变，基于个人的感受和追求，青年人在婚姻选择上会考虑很多因素。一个人可以无所忧虑，可以全身心地追求自己的理想，结了婚后，一个人的理想、人生设计、发展目标会受到很大影响。很多人都在自己的事业起来之后才考虑婚姻，可能也有这方面原因。
很多年轻人不是不想找对象，而是没找到符合内心理想和追求的对象。
广州日报：这种观念的变迁是否反映了家庭的社会功能在发生变化？
李伟民：是的。过去，家庭有一个人或人群生产劳动的功能，子女教育、养老、情感需求的满足等等的功能。但到了工业社会，家庭的很多功能会剥离出去，家庭最后剩下成员情感的沟通和交流。
观念对女性压制更多
广州日报：在传统观念里，女性到了一定年龄就得结婚生子，年轻人观念的变迁是否意味着女性受到的挑战更大？
李伟民：从选择权利的多和少来说，男性对婚姻变迁的承受力更大。比如说，因为各自生理和遗传因素的影响，男性可以选择年龄跨度更大的对象。但对女性来说，过了一定年龄，在选择配偶时会出现一定的困难，比如对方的家长出于家庭生育的角度不选择她。
这跟传统的观念、价值和文化有关。男性和女性择偶时有很多观念和看法，当然，这些有很多都是从生活当中积累总结归纳出来的。但当婚姻的观念发生更大的改变或根本性的改变时，婚姻家庭就是两个人的事，跟各自的家庭、跟生育没什么关系，逐渐地婚姻变迁会有利于女性。还有，随着有的问题可以通过科学技术来解决，传统观念的考虑也会淡出、被消解，婚姻的变迁也会逐渐有利于女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