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节与妻儿相聚短短一周又要分别。18年前，川籍农民工张伯军为改变家庭的贫穷不堪，孤身一人进京打工，离开时儿子还是一个只能窝在妻子怀里吃奶的娃娃；10年后，他已经历经了在全国各地建筑工地寻求生计的辗转，儿子进入寄宿学校后，妻子也开始了他乡打工之路；时至今日，他在成都工地做活，妻子在重庆火锅店务工，儿子在杭州谋生计，一家三口分三地的生活已持续了8年，唯有春节时才有短暂的相聚时间。尽管存折上的钱多了，但谈及与妻子、儿子这匆匆而过的近20年，张伯军好多话欲言又止……
根据国家统计局的最新数据，我国农民工总量已超过2.77亿，而他们中的大多数都和张伯军一样，如“平常”般过着夫妻常年分居、家庭生活缺失的“不平常”日子。作为农民工夫妻，在他们的一纸婚姻背后，留给彼此、留给家庭、留给孩子的还有哪些内容？春节刚过，《工人日报》记者走进四川部分建筑工地，对话节后归来的农民工，倾听他们的故事，从中寻找答案。
尽父母之责，奋斗不止
“刚回家和老婆孩子团聚了几天就要分开，怎么待都待不够。”张伯军来自四川绵阳兴印村，眼下是中建三局成都环球贸易广场项目上的一名现场安全员，从35岁走出家门至今，北京、深圳等诸多城市的建筑工地上都曾留下过他的汗水，说起当时为何离家，张伯军摇头摆手道，“没办法，老家房子眼看着要塌了，为盖新房，欠了9000元外债，光靠种地能还得起？”
在北京睡几百人的大仓库，每天30元的收入，吃最简单的饭菜，一年四季不敢添新衣，张伯军说自己已经想不起来家里的债是什么时候还清的，只记得自己在外面漂的第10个年头，妻子跟随同乡也从老家走出，成为了进城务工大军中的一员，“孩子一天天长大，上学、成家都需要钱，光靠我自己干活不够花。”
由于张伯军没有固定的工作地点，哪里的建筑工地有需要，他就跟随劳务公司一同前往，因此妻子并没有来到自己所在的城市，而是去了重庆，在一家火锅店里一干就是8年。在这期间，夫妻俩空间上的距离并没有缩短，只是随着经济宽裕，相互间的电话联络开始增多。
“大家已经习惯了，每年就过年的时候回去聚一下。”说到这里，张伯军有些无奈地摇摇头，“本来说今年赚了钱给老婆买一件像样的大衣，结果她电话里千叮咛万嘱咐不让我乱花钱。”张伯军说，夫妻二人现在花钱还是能省就省，因为身上还压着一座大山，“儿子在杭州有女朋友了，以后给孩子买房、结婚都需要钱，为人父母，我俩只能奋斗不止！”
张伯军说，虽然常年与妻子聚少离多，但每当年底回家，二人将全年收入一并存到同一张银行卡里时，就会觉得远在山村的小家充满希望。
一句“亏欠”，难道尽分离苦
位于成都市高新区的中建八局云端项目，一座拔地而起、外观典雅的歌剧院已见雏形，年关刚过，工地上很多班组已经开始恢复施工。
“春节前专门买了些四川特产带回家，媳妇喜欢吃这边的牛肉干。”49岁的朱益开是昆明750所劳务公司在该项目的现场安全员，来自江苏南通的他已经跟随这家劳务公司在国内大江南北奔走了十几年，但要说外出务工的时间，朱益开伸出三根手指对记者说，“在外面漂了小30个年头了。”
朱益开与妻子是经人介绍相识的，24岁那年回老家见了一面后，就开始谈起了这场旷日持久的“家庭生活”马拉松：婚前异地恋爱，婚后两地分居。“没办法，孩子小的时候她要照顾孩子，孩子大了父母身体又不好了，只能我在前线挣钱，她在家里照顾着老少一家。”
“更多的是亏欠吧！”谈到妻子，年过半百的朱益开低头搓起了手指，“年轻时候多漂亮的，现在越发憔悴，结婚20多年，我从没在身边好好照顾过她，尽好一个做丈夫的本分。”朱开益说，刚结婚时，妻子经常跑到工地上看他，有了孩子后，她还会经常带孩子到工地上“耍”，再后来，家里越来越脱不开身，他也只能逢年过节抽空回家，夫妻两地分居的日子就被越拉越长。
“为什么不回老家找份工作？”面对记者的提问，朱益开先是愣了一下，转而搔着头说：“到哪找合适的工作？在外面只要跟对了项目，出力就能赚钱，不仅旱涝保收，而且薪水还不低，回家的话一切又要重新开始，没有这个思想准备。”
家庭功能缺失，问题频现
张伯军和朱益开的处境不是个案，采访过程中记者发现，在他们各自所在的项目部，成千数百名的农民工友都面临着夫妻长期两地分居的问题，他们中不仅包括下有儿孙的六旬一代民工、上有老下有小的中年群体，也有刚刚结婚不久便出乡的新生代农民工，而即便眼下各建筑工地陆续建起了30至50间不等的农民工夫妻房，但始终无法改变所有农民工夫妻的异地处境。
2015年，四川省工会界别的政协委员赴珠三角地区摸底川籍外出务工人员生存现状，调查发现，目前川籍在广东务工人员397万人，抽样调查显示，过半农民工外出务工时间超过5年，其中有多达33.6%比例的农民工进城务工时间10年以上，而他们中的绝大多数农民工都是一年一见的“通勤夫妇”。
“大量农民工夫妻分居现状不容小觑，必须要引起重视。”四川省政协委员、四川省总工会副主席纪小玲认为，这些农民工夫妻长期分居的背后，牵涉到的是总量庞大的家庭、老人和孩童的幸福，而由此催生出的农民工“临时夫妻”现象背后更是不可逾越的社会和法律问题。
“要么把农民工家庭真正留在城市，要么把远离家乡的农民工召唤返乡，让他们在享受家庭团聚的同时就业致富。”纪小玲说，决不能单一的把农民工夫妻长期分居问题看成是个体家庭的私事，由此引起的大量农民工家庭功能的丧失，关系大量二代农民工子女未来的健康成长，眼下全国超过6000万的留守儿童已经是最好的警示。
“谁不爱小家、谁不盼团圆？如何让数以亿计的农民工享受和谐美满的家庭生活，政府相关部门必须要在住房、就业、就学保障等多方面着手解决。”纪小玲说。(高柱 记者 李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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