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彬 摄/视觉中国
编者按
元宵节为猴年春节画上了圆满的句号，回味春节饭桌上的那些话题，让我们对职工2016年的期待有了更深的理解。
从工人日报工会新闻部微信公众号《工道》所做的“春节，你和亲朋好友都聊啥”的调查来看，关注涨工资的职工达到24%，产业结构调整影响收入为11%。总之，从涨工资、农民工买房到自主创业、留守儿童在哪上学谁来看护……对于每一个具体而微的劳动者来说，这些都是困扰生活的难题。当然，其中一些问题在2015年得到了改善。
2016年，随着社会转型的加剧和新型劳动关系的重构，很多过时法规亟待修改完善，更多的制度需要更快出台并更好地执行落实，由此为职工的幸福生活创造了更多可能性。
《韩非子》里说，“圣人见微以知萌，见端以知末，故见象箸而怖，知天下不足也”。知不足而改变，知困难才自强。本刊实录部分劳动者的“春节话题”，以期真切了解他们期待的改变，进而推动相关政策制度改善落地，真正增强职工群众的幸福“获得感”。
信息采集地：郑州
“期盼涨薪更多落到口袋里”
本报记者 李丹青
2015年，郑州市一家二甲医院的药剂师张君如“压力山大”。
这一年，她的工资实现了“上班史上最高涨幅”，但12岁的女儿“小升初”，66岁的母亲罹患子宫癌，38岁“上有老下有小”的张君如深感，“挣的钱不够孩子上补习班和老人去医院的！”
2015年6月，国务院发话：“今年6月底前，各地机关事业单位，工资调整一定要落实到位。”张君如正是此次涨工资的受益人群。
工作16年的张君如慨叹，她终于等来了涨工资的“春天”。从16年前的600元，到涨工资前的2600元，16年间，和很多事业单位工作人员一样，张君如直观感受到的工资变化，多是由于职称的晋升和工龄的增加。而这一次薪资改革，调整的则是“基本工资标准”。
2015年8月，看到涨薪后第1个月的工资条，张君如有些傻眼：“才涨了200元钱！”因为与“涨薪方案”中，事业单位专业技术人员“由现行的550元～2800元，分别提高到1150元～3810元”的涨幅相比，200元的涨幅还是差得远点儿。
而涨的这200元钱，在张君如看来，还不够去医院看一次感冒或者孩子上一次课外辅导班。日常开销，让月收入2800元的张君如只能“吃老本儿”。
为节省开支，38岁的张君如从不买化妆品，同为药剂师的丈夫，也把烟酒都戒掉。但更让她措手不及的是，2015年8月，母亲突然检查出子宫癌，不得不从南阳老家转诊到郑州治疗。
治疗期间，重症加强护理病房(ICU)一天高达1万元的支出，压得张君如喘不过气。和本地城镇职工看病时直接减免费用不同，退休职工异地就诊时，“先垫付、后报销”的规定，始终让她觉得“钱花得心里没底”。
12天ICU住下来，再加上手术费用，21万元的开支，出院报销时，才知道是70%的报销比例，这让身为医务人员的张君如不得不抱怨：虽有医保，看病还是“胆战‘薪’惊”。
采访中，《工人日报》记者发现，生病不敢去医院的不在少数。在河南省周口市从事包装机械的一线工人王冰川回忆，以前感冒发烧，三五块钱就能看好；现在去医院，抽血化验，再加上七七八八的检查费和药费，“没有千八百的，别想出去！折腾一圈，一个月工资都搭送医院了。”
春节的家庭聚餐上，家人都以为医务工作者工资很高。当问起“为何只涨了200元”时，张君如解释，单位是差额补助单位，为留住病患，医院只能不断扩张规模，盖楼、引进人才、购买医疗设备。如此一来，“医院挣的钱不见得能发给职工”。
“透支”咬牙熬过1年，张君如只盼望“涨钱真的能涨到口袋里”。
信息采集地：乐山
“政策落地才有幸福‘获得感’”
本报记者 罗筱晓
“别问了，这1年我工资就涨了81元。”猴年大年初三中午，在老家与朋友聚会的杨奎，一坐上饭桌就首先“自曝”。
2015年，公务员工资改革，四川省乐山市公务员杨奎春节一回家，就被亲朋好友追问加薪幅度。“百元不到的实际增收，没有物价涨得快。”他只能一遍遍解释。
2015年，公务员工资改革是年度热议话题。随着具体改革措施在一些省市区落地，公务员的基本工资和级别工资都有所提高。
算下来，工作11年的杨奎，工资条上每个月能多600元左右。与工资改革一起落地的，还有公务员养老金并轨，因此，他每月要缴纳500多元的养老保险金。两相抵消，最后他的银行卡里每个月只多了81元。
这样算，1年下来，他在工资上的增收不过千元。
相较于工资的微调，物价却没少涨。“2012年，我每个月给我妈500元就足够买菜和采购日常用品的，2015年生活成本涨到近千元。”同样翻倍的，还有红白喜事的礼金。他介绍，在乐山的区县地方，两年前，参加婚礼葬礼封200元的红包还比较常见，但现在少于400元的礼金“都拿不出手了”。
2015年，四川省“单独二胎”政策全面实施。5月，杨奎的第二个儿子出世，这让他真正感受到了生活成本上涨的压力。他以小儿子用的奶瓶给记者举例，5年前大儿子出生时，40元一支的奶瓶就算很好了，现在只要想选择好点的品牌，就要近200元。
杨奎的妻子也是一名公务员，两个人的工资加起来6000元左右。杨奎告诉记者，小儿子的出生和物价的涨幅，今年的工资真是一点儿没存下。
虽然春节里频频被追问“加薪感受”让杨奎有些哭笑不得，但对2016年的“钱途”，他依然有所期待：公车改革补贴的落实和工资增长，会让他和妻子的财政状况更好一些。
根据规划，四川省各市州必须在今年6月30日前完成公车改革，届时，公务员将根据级别每月发放不同数额的交通补贴。作为一名基层公务员，这么多年来，“公车”第一次引起了杨奎的兴趣：一旦车改落实，按他和妻子的级别，每个月加起来会有一定的补贴，“这可是实实在在的收入！”此外，两年一次的调薪也被杨奎算在了能够增加的收入里：“有个涨薪的预期，让人心里踏实些。”
任闻鑫 摄/视觉中国
信息采集地：成都
“买房新政策适合咱农民工”
本报记者 李娜
未出正月还是年，2月16日，侯首强和1岁大的女儿陪妻子回到四川仁寿娘家看望父母，正午团圆饭时，素日里话很少的他，主动举杯敬丈人和丈母娘，说起自己在城里买房的打算。
来自云南昭通彝良县一偏远村落的侯首强，现在成都一建筑工地做钢筋工，虽是自由恋爱，但没钱、没房、四处打工的他，3年前与妻子成婚时几经坎坷，丈母娘说什么也不放心把女儿交给他受苦，是妻子的百般坚持，才成就了这桩婚姻。于是，结婚头两年，每到正月初二回娘家，都难得见到丈人和丈母娘的好脸色，而他手里钱少自然也就“英雄气短”。
2015年，他们迎来了自己的小宝宝，夫妻俩原来在工作地附近的狭小出租屋实在装不下一家三口，妻子不想让他为难，便硬着头皮带着孩子回娘家“休产假”，每次他打电话回去，都能感到丈母娘在电话里的不满。
成都市对于外来人员提供保障性住房政策，侯首强曾尝试着去申请价格低廉的公租房，一家三口就能花较少的租金，居住在稍微宽敞一点的房子，然而这条路到现在仍没走通，比对条件后直接作罢，“程序太复杂，居住地点也不合适，只能放弃。”
“咱是个男人，既已成家，心里哪能没数？可之前真是困难。”侯首强在外打工七八年，手里有些积蓄，但那些钱于婚礼操办、新房购买而言，实在差之千里。与妻子结婚后，他开始到建筑工地上学习钢筋工，收入也开始直线上升，有时最多每月可赚8000多元，平均年收入保持在6万元左右，生活境况开始好转，但仍不敢奢求扎根城市、买房落户。但今年不同了，春节前后各种利好政策信息纷至沓来，为他带来了新的希望。
2015年12月末召开的中央政治局会议在分析研究2016年经济工作时强调，要通过加快农民工市民化化解房地产库存，以满足新市民为出发点扩大有效需求；2月15日，成都又出新政，主城区居民家庭首次购买普通住房的商业性个人住房贷款比例由30%统一降至25%。
“这样一来，买套50平方米的小两居，还是有希望的。”侯首强掂量了下手里的积蓄，与妻子合计后最终把这一重大好消息在团年饭桌上向丈母娘一家宣布。“买房政策适合咱农民工才行，咱就埋头苦干吧，。”
信息采集地：唐山
“下岗后咋办？总要闯一闯”
本报记者 杨学义
作为煤炭工人，王辉这个猴年春节感觉氛围不同以往。
“行业不景气，以后怎么办？”大年初二，在热腾腾的火锅前，王辉嘟囔着。他是河北省唐山市开滦范各庄矿的井下工人。坐在他旁边的，是在同一煤矿工作的朋友张超，“你在井下，每月能拿3000多元，我在井上才1000来元钱。”
王辉和张超，是一对“发小”。2008年，王辉技校毕业后，成为一名井下工人，2011年，张超也大学毕业到了矿上。几年来，他们都深切感受到煤炭行业的变迁。
“我刚工作那会儿，你还是穷学生！”2002～2012年，是中国煤炭发展的黄金10年，王辉曾顶着这个光环，对象牙塔里的小伙伴们“炫富”。当时，张超对王辉羡慕不已，“你一个技校毕业生，拿着城市白领的工资，在一个三线城市消费。”张超的羡慕，变成了他毕业后的就业选择。
然而，2012年以后煤炭市场急转直下，煤价一路下挫。从那以后，王辉和张超便渐渐感受到煤炭行业的“寒意”，从最初的“清风徐来”，变成后来的“寒风飒飒”。
几年来，他们的工资下滑一半多。
1月20日，在2015年度煤炭工业改革发展情况新闻发布会上，中国煤炭工业协会副会长姜智敏表示，2015年煤炭市场供需严重失衡，全行业陷入产能过剩阶段。协会直接统计产量占比69.4%的90家大型煤炭企业，利润51.3亿，比2014年同期减少500亿，下降90.7%。
王辉担心今年工资还会降。张超忧心今年工作都没了。
2月5日，《国务院关于煤炭行业化解过剩产能实现脱困发展的意见》提出，从2016年开始，用3至5年时间，再退出产能5亿吨左右、减量重组5亿吨左右。这意味着，煤炭作为过剩产能，产量仍将继续大幅下降。
“创业，总要闯一闯！”张超业余时间经营着一家饰品网店，虽然利润不大，但也能回本，目前困扰他的，是手里资金太少，导致产品样式不多，所以销量一直上不去。
1月20日，开滦集团下发《关于鼓励员工自主创业、深化减人提效工作的指导意见》，提到“各单位可以根据离岗自主创业员工的需要，利用现有培训资源对员工进行培训，为员工自主创业助力”。在河北省总工会日前下发的《河北省工会创业就业扶持专项行动实施方案》中，“化解过剩产能失业下岗的困难人员”，被列为重点帮扶对象，2016年，在省、市、县3级工会总计投入创业就业扶持资金将达到5000万元。
这些消息，对张超来说，是极大利好。
“只求别再降薪了，我就想踏踏实实干活儿。”王辉微醺，说着自己的心声。“等待命运安排，不如改变命运！”张超举杯。
觥筹交错中，猴年，开始了。
(应被采访人要求，文中人物均为化名)
视觉中国 供图
信息采集地：杭州
“我的孩子该去哪儿上学？”
本报记者 邹倜然
一间不足30平方米的出租房，外面一个狭窄的过道算是厨房兼餐厅。从甘肃来杭州务工的刘成和他媳妇儿李兰香就住在这里。
这个面庞黝黑的西北汉子坐在卧室的床上，眉头紧锁。
“我孩子节后该去哪儿上学？”这个问题最近困扰着他。
4年前，孩子一岁半，刘成夫妇双双来到杭州，在同一家企业打工。刘成是司机，李兰香做包装。两口子1个月的工资加起来能上万元。他俩租的这间小房子，每月房租800元，加上水电伙食，生活成本大约3000元。一年也能攒出来七八万元，这让刘成很满意。
“来杭州4年了，挣得钱比在家种地强。”刘成的年收入，在村里的“小伙伴”中算不错的。
可今年春节，当夫妇俩满心欢喜回到老家，看到孩子像见到陌生人一样怯生生躲在奶奶身后时，刘成高兴不起来了。
“娃娃不认识我们了。”刘成叹了一口气说，“回去我妈就问我，娃娃准备咋办。我说我能咋办？我也不知道咋办。”
刘成告诉记者，孩子转过年就6岁了，到了上小学的年纪。今年年夜饭，一大家子都在给他出主意。有的说，孩子就留在村里上学，能识字就行，将来也出去打个工，挣钱回家娶媳妇盖房子。也有的说，孩子还是得读书，应该让孩子娘回来，把孩子带到上初中，争取考个省城的学校。
刘成也有自己的想法，他想把孩子带在身边。可看着眼前逼仄的小屋，想着孩子来了该去哪上学，刘成感到深深的无力。
“其实住得挤一点还能凑合，关键是上学。”刘成告诉记者，回来后他打听过孩子上学的事，他们的材料基本是齐全的，“暂住证、社保证明都有。”但是同事告诉他，来杭州上学的小孩太多，很难轮到。
“我一个朋友，小孩6证都齐全了，就说还要考试。你去考试了，分数也不公布，就说你没考上……最后只能回老家了。”刘成说。
刘成要操心的还远不止这些。就算孩子顺利上了小学，还有初中。最后还得回老家上高中，这些都是坎儿。
更让刘成发愁的是，他和媳妇都是早出晚归，孩子进城了谁看？上学谁接送？
信息采集地：深圳
“经济下行盼着新工作机会”
本报记者 黄 康
今年的春节，是近20年来，江西人谢永敏在家待的时间最长的一次。
往年初六七就急急忙忙赶回工厂上班的他，直到初十，他才愁眉不展地坐上南下深圳的大巴，准备找工作。
1997年就外出打拼的他，到了45岁，依然在为“饭碗”漂泊。
两年前，他还是广东省东莞市华唯塑胶电子有限公司流水线上的部门主管，拿着还算体面的工资。可是，公司一次性裁员300人，当然也包括他。
对这家生产按摩器材的台资企业，谢永敏说自己是有感情的。从1998年刚进厂那会儿2000名员工的规模，到2007年一下锐减至五六百人。被辞退的他，2015年年底听说，目前厂里仅剩100多人。
进厂近20年，他见证了这个企业的盛衰变化。
在被称为全球金融危机的2008年年尾，厂子的规模越来越小，加班费从几千减到几百……直至接到辞退通知前一刻，谢永敏仍抱着一辈子在这家企业干到底的希望。
中年求职者谢永敏兜兜转转，始终找不到落脚地。
“打零工，攒不了钱。现在很多厂都不加班了，订单少。”谢永敏想起2000年左右，“哪个厂不是天天加班到十一二点，还有加餐呢。”说到这里，他神色落寞。
听朋友说网上招聘多，不喜欢潮流的他特意去买了个新手机，好多点招聘求职类的“新程序、新功能”。
谢永敏告诉《工人日报》记者，自己妹夫的小加工厂有10台注塑机，到去年底，常年开着的也就剩下一台，一台机器两个人就可以了，其他的都遣散了。现在有订单来，开机找工人，首先想到的是临时工，按小时，日结算。虽然临时工比不上固定工熟练，但是没办法，一个模具固定工一月5000～6000元的成本根本用不起。即使是这样，在厂房门口贴出去只招一名临时工的启事，一下子就会有不少人围过来问。
谈起回家就业和返乡创业，谢永敏说机会不多，还是在外面飘着，打打零工。
“希望过几年形势能变好。”他期待地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