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去年秋天新学年开学至今，香港不幸发生了24名学生轻生的悲剧。仅3月前两周，就发生7宗跳楼自杀事件。这些年轻人中，有小学六年级的11岁孩童，也有即将步入社会的22岁大四学生。这些学生在最青春的年纪结束生命，令人扼腕痛惜，也令社会反思。但一些政治团体趁机利用事件捞取政治资本，把悲剧“政治化”，其冷血行为引发社会反感。
①学业和生活压力加剧
易诱发学生情绪问题
对比往年，学生轻生的个案数字骤升，短短半个学年已达24宗，比2014/15学年的10宗、2013/14学年的12宗高出一倍多。现在的学生到底有多大压力？遇到心理困扰时应如何求救？同学、朋友、父母、学校甚至社会又该做些什么？带着疑问，记者走访了在校学生和教育界学者。
3月8日，一名12岁的中学一年级男生吴旻键从新界天水围的家中一跃而下，结束了年轻的生命。警方初步调查后怀疑他因学业问题不开心，轻生行为无可疑。
在吴旻键生前就读的屯门佛教沈香林纪念中学，一名同样就读中一的女生茵茵告诉记者，虽不认同吴旻键的轻生做法，但她很能体会作为中一学生所面对的压力。茵茵说，小学与中学的课业难度差距较大，再加上一下子对新学校、新老师及新教学方法都不太适应，原来成绩优秀的她现在常常感到功课吃力。她向记者展示周末的补习班排课表，仅有周日上午是她可自由支配的空余时间。
在茵茵看来，课业不够优秀，父母及家人就会对她失望，于是不知不觉中，她已经背上了这份压力的“包袱”，不知如何卸下。
今年自杀的24名学生中，有4名都是中一学生。曾任职教育局的鲜鱼行学校前校长梁纪昌说，小学升中学的这一年犹如暴风期，许多学生可能会因为与旧同学分开、读书环境不适应等出现情绪问题。
香港大学防止自杀研究中心副总监罗亦华也表示，现在学生上课时间比以前长，要参加很多课外活动，且九成与学习有关，因此玩乐的时间大大减少。青少年面对的挑战和压力都比上一代多，因此社会不能单纯认为学生抗压能力低。家长应该检视子女的学习模式是否合适，也不应只以课业成绩判断子女是否成功。
而除了中学生，“熬”过了中考、高考的大学生也同样常为学业及生活所困。2015年9月至10月间，香港中文大学为3543名本科及研究生进行心理健康普查，其中860名显示有一定程度的情绪问题，大多与学业或校园生活所带来的压力有关。
香港大学社会工作及社会行政学系教授叶兆辉表示，最重要的是不能将自杀现象简单化、漠视长期因素影响。他认为，香港近年落实的学制改革，导致学生读大学时年龄仍小，因此未必能成熟地处理学习环境的改变及人际关系等。
②教育局5措施防悲剧
困境时可求助辅导员
3月10日，香港教育局局长吴克俭与中学界、家长、学校事宜委员会代表等召开紧急会议。会后教育局宣布推出5项措施，包括成立由中小学、大专院校、家长及专业人士组成的专责委员会，了解及分析学生自杀成因，预计半年内提交报告；为学校及家长安排5场研讨会；安排教育心理学家到校举办讲座；成立专责团队到校加强支援；加强宣传，提倡珍惜生命等。
吴克俭重申教育局对此类事件“责无旁贷”，并反复向青少年呼吁“珍惜身边所有，勇敢面对逆境，坚信办法总比困难多”。
已有5名学生于本学年内自杀的香港中文大学也举行紧急危机处理会议。校长沈祖尧与管理层落实成立专责委员会，全面检视学生的精神健康及辅导问题。沈祖尧更领导危机处理小组，即时增聘精神科医生及专业辅导员、设置深宵辅导热线，并主动联系所有高危个案，以尽早找出及协助有情绪问题的学生。
现年40岁的韦赛姬任职香港撒玛利亚防止自杀会资深危机辅导员已有7年，她将企图自杀者所陷入的情绪问题比喻为黑洞，“当他们在一个黑洞里不想出来，你强硬拉他出来是没有用的，只能放下身段，钻进那个黑洞与对方平起平坐，陪他一起面对问题”。
韦赛姬分析说，对一个绝望得决定要自杀的年轻人来说，重新找到自己的存在感是很重要的。而她的辅导，就像是侦探查案般，寻找让对方不舍得离开的蛛丝马迹，进而锁定保护他们的要素。
③学生需要关怀及指引
悲剧不应被“政治抽水”
正如香港中文大学亚太研究所联席所长、社会学系教授赵永佳所说，因为缺乏系统研究，香港公共议题的每次争议都会出现“罗生门”式的众说纷纭。此次事件更是如此，一些政治组织利用事件大肆炒作，博取眼球。
比如，激进组织“热血公民”趁机搞“事件营销”，更借此宣传非法的“公投制宪”。“本土派”激进分子温皓宗则在其社交媒体账号转载学生自杀新闻，称“死前请积极考虑上街战斗”，又声言“如果不打死现在的政府，政府就会用压力打死你”，更称“趁现在最好就立即去学校门口招揽新血”。
激进组织“青年新政”召集人也趁机“抽水”(利用事件谋取利益)，称学生轻生是“我们”做得不好，还煽情地表示“请给哥哥姐姐一点点时间，让我们拨乱反正好吗”？
还有激进组织煽动“复仇”。支持激进“本土派”的社交媒体专页制作图文称：“活下去，不是为了生存，是为了留性命报仇。”煽动非法“占中”的“学民思潮”成员黄之锋等人，自然也不放过这机会，伺机将问题矛头导向政府官员和香港的教育制度。
个别教育团体如教协等，趁机批评教育局“后知后觉”、支援无力，将责任推到政府身上，把教育部门当靶心。更有人表示学生压力与教育制度“扭曲的结构性问题”有关，借此为自己的激进行为找理由。
借学生自杀悲剧进行政治炒作的冷血行为，已经激起社会公愤。一位市民悲愤地表示，真正的悲哀，莫过于这些家庭的悲剧，演化为持不同政见团体对付政府的“武器”。
香港《文汇报》近日发表社评称，学生轻生，一宗也嫌多，学校、家长、老师乃至社会团体，都应该给予青少年更多的关怀和指引，如果硬要将事件与政府施政扯关系、画等号，利用悲剧进行“政治抽水”，便是对逝者及其家人的二次伤害。(陈然 尹世昌)
（责任编辑：宋雅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