彭晓玲在采访。
无论从哪个方面来看，彭晓玲都能称得上是个成功的女人：她是浏阳城里出了名的美女，丈夫是当地有名的企业家；她住着3层楼的别墅，开奥迪越野车上下班；在事业上，她是市政协的正科级干部，“跟我们这儿正局长是一个级别”。
可在彭晓玲眼中，这些都是世俗意义上“小女人”的成功，只会把自己禁锢在越来越小的格局中。今年3月，她的一部反映农村留守老人生存状态的纪实文学《空巢》正式出版，让她第一次跳出小城，进入公众视野。
为了这部28万字的作品，在过去两年间，这个喜欢在下午泡咖啡馆、晚上定时做瑜伽的女人，不得不脱下高跟鞋，行走在乡下泥泞的土路上。在爬满蛆虫的旱厕里，她要面对无处下脚的尴尬。有时一个人住在某个偏僻小镇的小旅馆里，她会吓得拉紧窗帘，大气都不敢出一声。
有评论家称，这部作品“把客观情景再现出来，进而引起警觉和沉思，从个体命运推演到对整个时代、整个生活的思索。”也有人评价彭晓玲，“用她独特视角、独特经验和独特体悟里的沉重书写，是对这种中国社会之殇的透影报告和切肤呈现。”
动笔之前，彭晓玲并没有想过这些。那时，空巢老人对她来说，只是一个在新闻中不断出现的名词，“熟悉，但又离自己的生活很遥远”。
她同样没想到的是，自己按计划走进第一个采访对象的家后，目光就再也不能从“空巢老人”身上移开。彭晓玲还记得，那是一个阳光灿烂的冬日午后，虽然离自己家只有10分钟的车程，但在推开老人家门的一瞬间，她还是有种走进另一个世界的错觉。
那是一间阴冷昏暗的小房子，里面弥漫着浑浊的气味，阳台上的植物早已干枯，炊具胡乱地摆在地上。80岁的张水美罩着几件极不搭配的衣服，看起来有些滑稽。她手里捧着一碗米饭，上面搭着几根已经煮黑的菠菜。谈话间，老人的每一次起身、行走都像“放了慢动作”。
“时间在那间小房子里仿佛被拉长了。”彭晓玲感叹道。
彭晓玲在聊天中得知，两年前老伴去世后，张水美独居在这里。50多岁的儿子是个下岗工人，平时很少来看她。这个出生在上海，曾经在外交部工作多年的女人，如今在浏阳这间无人问津的小屋里，每天除了看电视，就是躺在床上呆呆地看着天花板。
现在，这位老人最大愿望就是“早点死去”。
“每个角落都散发着死寂和凄凉”，尽管已经过去两年，彭晓玲依旧记得这次探访对自己的冲击。
从张水美家回来后，彭晓玲突然明白，“每一扇紧闭的门后，都有一张独一无二的面孔，那些深刻的皱纹里一定藏着数不尽的喜怒哀乐、悲欢离合。”
原本只想写几篇短文的她，在那时萌生了一个朴素的想法：做一个全景式的中国农村留守老人生存状态调查。为了让调查更具典型性，她选取了“东南西北中”8个省市，去探访那里的空巢老人。因此她曾在甘肃的窑洞里过夜，也住过广东灯光璀璨的高楼。
不过，对于彭晓玲要做的事，身边很多人也会不解：“这么有钱，不在家享受，干吗这样折腾自己。”有时，就连自己的儿子都会问她：“做这些东西能有什么实际的用处？”
他们并不知道，这个外表看上去娇弱的女人，用自己的话说，“早就学会了倔强和坚强”。1998年，30岁的彭晓玲经历一段失败的婚姻。为了排解苦闷，从小就热爱阅读的她提起笔，写下了自己的第一篇文字。或许正是经历过磨难的缘故，彭晓玲喜欢上了平静、克制的文字。
在浏阳，像彭晓玲一样的“有钱人”并不占少数。这个以花炮产业闻名全国的“百强县”里，一排排欧式风格的别墅在郁郁葱葱的小区里若隐若现，大街上随处可见呼啸而过的豪车。彭晓玲也时常感叹，浏阳是个藏富于民的地方，这里的人们早就习惯了在缓缓流淌的浏阳河边，享受“与世无争”的生活。不同的是，他们在酒桌上推杯换盏，或者在麻将馆里激战正酣时，彭晓玲正翻山越岭，行走在探访空巢老人的路上。
她在书中记录了48位老人的故事。他们当中，有老人曾是村里的风云人物，中风后却落下半身不遂，冬天烤火时摔倒在地，右脚贴在火炉上不能动弹，被邻居发现时脚背早已烫焦。
有老人大儿子溺亡，小儿子在外打工。他每天都手机不离身，时刻等着儿子的电话。晚上他睡在儿子的床上，感受儿子的气息。
也有老人在老年公寓住了10年，住院手术时，女儿只派了男朋友回来，对方不愿在手术单上签字，留下200元钱便匆匆离开。
“幸福的老人是相似的，不幸的老人各有各的不幸。”彭晓玲喜欢套用托尔斯泰的这句名言来描述空巢老人的处境。
如今，彭晓玲可以准确地说出书中每一个老人的名字，讲述他们的故事。有评论家称：“这是真正用脚走出来的文学。”也有人评价：“这是一部读起来沉重，甚至内心有些刺痛的写实文本。”
老人的故事也刺痛了彭晓玲。《空巢》是她的第一次非虚构写作，在调查中她感受到了“现实比虚构还要离奇”。
在江西时，彭晓玲采访了一位90岁的老人刘九斤。因为不想给家人添麻烦，老人在一次摔倒后，强忍着疼痛在床上躺了一年多。一年后，她还是直不起身，需要拄着拐杖，佝偻着背缓慢行走。家人带她去医院检查后才发现，原来当初腿摔骨折了，骨折处已经长歪。只是，没人知道，这个瘦小老人究竟忍受了多久的剧痛，却没发出半点声音。
刘九斤告诉彭晓玲，最让她痛苦的不是疼痛，而是摔断腿就意味着失去挣钱的能力，又要给家人增添负担。这个耄耋之年的老人每月本来可以收入几十块钱，工作是给村里死去的老人洗身子、穿寿衣。如今，她却觉得自己没用了，“活够了”。
和刘九斤一样，在彭晓玲探访的老人中，无论他们的生活有多么潦倒，但却很少有人抱怨子女不孝。相反，对子女，他们更多是体谅。“孩子们在外面生活也不容易，哪能要求这么多。”不少老人对彭晓玲说。
也不是每次采访都是灰暗的。彭晓玲发现，只要提起年轻时的往事，这些行动迟缓、神情漠然，时不时就跑神的老人，眼睛里总会闪出一丝光芒。
在那个脚背被烫焦的老人家中，彭晓玲找到了一张落满灰尘的照片。照片中的年轻人身材魁梧，棱角分明，他穿着一身军装站在天安门前，笑容灿烂。眼下，坐在自家小院里，由于中风，老人露出有些僵硬的笑容。他含混不清地说，那是自己最辉煌的年代，当时在村里当队长，正赶上闹饥荒，他带领村民在地里刨食，保住了全村人的性命，后来他又带头打井、修路，让村子富了起来。
不过，除了彭晓玲，现在已经没有人听他讲这些往事了。他一个人坐在杂草丛生的院子里，肥大的裤子随意地搭在腿上，沾满油渍的衣服散发着异味。他全部的活动，不过是从里屋挪到外屋，再从外屋挪到炕上。可每次挪动，只要稍不留心就会摔跤，每摔一次，偏瘫就严重一次。儿子们为此大为恼火，他也因此失去了去医院的权利。
“他们是谁，曾经做过什么，都已经不再重要了。他们被集体抽离了特点和个性，取而代之的是略显尴尬的称呼：老人、空巢老人。”彭晓玲在书中写道。
这些感悟是彭晓玲在写作前没有想到的。过去，她擅长的是有关情感或者乡土的散文。她还记得，自己创作的第一篇题为《好女人》的散文，“通篇都在哭哭啼啼”。在完成《空巢》后，彭晓玲说她有些厌倦了“小女人”的情调，当她再提到最初那些“多愁善感”的文字时，也会不好意思地笑。
“与现实与大地与心灵相距太远，好像浮在虚空里。”她说。
她把视野转向公共领域，寻找时代的“痛点”，她开始相信“直面现实问题的作品才有意义”。
如今，她关注的不仅是空巢老人，《打工女孩》《留守女人》这样的作品也开始出现在她的书桌上。她深感，“这个社会上有太多沉默的群体，他们承受着不公，逐渐被边缘、被抛弃。”
坐在书房里，彭晓玲表情严肃地说：“我应当为他们发声。”
在彭晓玲家的会客厅里，出版社寄来的新书成捆地堆放在地上，整个房间都飘散着油墨的味道。一条国内某著名社会学学者的推荐语印在书封底上：书中所揭露的家庭结构变动、孝道的衰落、半工半耕的家计模式等，都是影响空巢老人现状的重要因素。
对于这样的评价，彭晓玲坦陈：“其实这些都是我没有考虑到的，我做的只是尽可能地贴近，然后完整地呈现。”
也有人评价，这部作品还谈不上全景式地表现空巢老人问题。对于问题形成的原因以及解决之道，也尚未充分展开探究。
她也会小心翼翼地问记者，“这本书是不是太单薄了？”她会细数新书的种种遗憾，“很多老人不够典型、深层次思考太少、无用呈现太多……”最后，她决定要拜访一下那位不认识的社会学学者，再买几本社会学的书好好研读。
很快，彭晓玲就又要为另一部非虚构作品出发了。这次，她要“寻找”自己的同乡谭嗣同，她想找到答案：“为什么同是身在小城，家境优渥的谭嗣同，会跳进时代的大风大浪中？哪怕落下个粉身碎骨。”（杨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