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五寨县右所中心小学,闲置的教室要么空空荡荡,要么堆满旧桌椅。摄影:记者谢锐佳
朱烘丙是最早到校的学生,也是最晚到校的学生,因为他是全校“硕果仅存”的一名小学生。
“除了缺学生啥都不缺!”山西五寨县城旁的前所中心小学校长李宝林一边从里面打开落锁的小学大铁门一边说,“其实我们学校的硬件是很好的,各种配套设施也比较齐全。”
这里地处晋西北黄土丘陵,属于国家集中连片特困地区的贫困县,但前所中心小学紧挨着五寨县城,看起来条件还真不差,色彩鲜艳的3层教学楼瞧着很提神。唯一让人觉得“不对劲”的是校园空空荡荡,没有人气。
前所中心小学只是一个缩影。从山西、宁夏,到福建、重庆、湖南……一场乡村小学“减员潮”正在加速度席卷全国,多轨制(一个年级多个班)变单轨制,一个班里只有一名或几名学生,甚至一个学校只有一个学生,“空心校”正在大量涌现。
书声不再琅琅
“学生都走光了。这是幼儿园。”李宝林校长指着一层靠楼口的教室说。屋里,八九个娃娃在老师的指导下正在动作各异地扭起“舞”来。
再往里的一间大教室,只摆了两套桌椅,一位女教师在给两名小朋友上课。“那位男孩就是朱烘丙,一年级。小女孩是大班,陪读的。”李校长介绍说,前所小学现有29名教师,就朱烘丙一棵“独苗”,无奈之下只好办起了幼儿园,让无生可教的老师当起了幼教。
即便这样,也只招来27个幼儿。
“创新幼儿教育,发展小学教育”,这是李校长用A4纸贴在墙上的“办学目标”。
“没有学生了嘛,只能实事求是。”办幼儿园成小学校长“主业”、“发展小学教育”成小学“奋斗目标”,面对记者的惊诧,李校长略显尴尬。
距前所中心小学仅几分钟的车程,是右所中心小学。
这是上午的上课时间,学校的大铁门照样落了锁。大门上的校名部分被广告盖着,难以辨认。两层的教学楼涂着醒目的彩绘,楼前空地上摆放着供幼儿们玩耍的滑梯。
如果你觉得这个“氛围”更像一所幼儿园而非小学,那你的感觉是对的。
因为这所村小“更彻底”,干脆就连一个小学生也没有。
跟前所中心小学一样,右所中心小学也只好“幼儿化”。但是,依然没有多少幼儿来上学。小班、中班、大班、学前班,每班学生基本上掰手指头就能数清。
在二楼一间空旷的教室,一师对三孩。“这是学前班。”校长杨海清介绍说。他的身后,门楣边上“一年级教室”的牌子都没换。
“闲”下来的教室有的供幼儿使用,有的堆满了课桌椅。幼儿小朋友们直接用哥哥姐姐们的大课桌,好点的,换些稍矮的塑料桌椅。
“鼎盛”的时候,前所中心小学有160多名小学生,右所中心小学也有70名小学生。
如今热闹不再,中心小学变成了“空心”小学。
“梁家坪一贯制学校33名学生,韩家楼一贯制学校14名初中生,前所中心小学1名小学生,右所中心小学没有小学生……有的情况没这么严重,但也好不了多少。”山西五寨县教育局普教科科长徐建忠如是说。
“过去是缺设施、缺老师,现在是缺学生。”一位农村小学校长叹息。
学生去哪儿了
五寨地处山西北部,老天对这块土地算不上慷慨,这里以石山丘陵为主,风沙大,雨雪少,气候冷凉,中原随处可见的小麦在这里却不适合种植,农民只能种植土豆玉米或小米。
地太薄,养不住人。走出大山,是多少辈人的梦想。
上咀村,在一条两边是黄土丘陵、稀疏植被的山沟最深处。在村口采访留守老人的时候,我们碰到了本村一名已经成功“走出去”的青年人宫瑞兵。谈吐自如的他衣着整洁讲究,与衣服上结着锃亮污渍的留守老人形成鲜明的对比。
宫瑞兵前几年在县城做生意,看中村里的草场又只身返回来贷款养牛,爱人则在县城租了间小房子,“专职”给在县城实验小学上学的9岁孩子当陪读。
记者跟访了各地多位“陪读妈妈”。她们都在城里租着小房子,生活都过得甚是不易。石楼县龙交乡下庄河村村民郭秀林已经在城里陪读了7年,租住在县城边一间30多平方米的民房里,条件十分简陋。虽然才43岁,但已头顶白发,看上去比实际年龄要大很多。
“为了孩子嘛,苦点没事!”宫瑞兵呵呵地笑着。
在“世界是平的”的互联网时代,新一代农民已不再是“脸朝黄土背朝天”,他们的眼界、见识和追求,与老辈已迥然不同。像宫瑞兵一样,即使是在偏僻闭塞的大山深处,年轻一代大多也不愿再守着几亩薄田,不愿意后代永远被困在大地的褶皱之中。
宫瑞兵的“路子”颇具代表性。除了自己“走出去”,这一代年轻人的普遍做法是砸锅卖铁也要让孩子上个好学校。
吕梁市交口县双流镇梁家沟小学,去年尚有“独苗”一棵,今年彻底“清零”,不得已转办幼儿园。可记者看到,校园里空有崭新的滑梯玩具,根本就见不到小朋友。“都到镇上上学了!”村支书说。
当年白求恩抢救伤员做手术的吕梁市岚县岚城镇前庄村,全村700多口人,大公路穿村而过,离县城仅10余公里。
从几公里以外办公点赶来的岚城镇中心校校长李贵珍,带我们来到他下辖的前庄村教学点。
教学点看不到牌子,“校园”里则散放着黑乎乎的煤块、各式农机具。
在一间被摩托车、破纸箱、旧课桌椅占据得只剩三分之一的“教室”里,一名年轻女教师对着4名学生在上课。部分墙皮脱落露出的青砖在老师后面形成一个巨大的叹号。
虽然只有4名学生,却分成一、三、五3个年级,是一个地地道道的复式班。
“农村变了,年轻人都外出打工,村里留不住娃。”前庄村支部书记程润珍告诉记者,村里现在一共有七八十个小孩子,除了4个在村里、十几个在镇里上学外,其余五六十个都在县城读书,由家长陪读。
移民搬迁进城、育龄人口减少等,也是农村生源锐减的原因。
“少数还在本地上学的,基本上都是大人没能力接送的留守儿童。”岚城镇中心校校长李贵珍说。
从前庄教学点开车几分钟,就到了岚城镇上的岚城明德小学,也是李贵珍校长办公所在。岚城镇曾是岚县县城,经济实力较强,而岚城明德小学已有百年历史,拜山西义务教育均衡发展所赐,软硬件并不比城区学校差多少,周边不少村庄,包括前庄村的一些适龄儿童也到这里上学。即便这样,也避免不了学生绝对量逐年减少的命运。“教学质量再好,人也不一定回来。”岚城明德小学牛校长认为城镇化的趋势挡不住,家长只要有能力,就往条件更好的学校跑。
随着农村中小学学生数量大量减少,如今农村的不完全小学、复式班,正在由过去的偏远山区向城区附近递进。
此前,新华社记者调研了解到,宁夏某地级市全市学生人数在10人以下的学校有120多所,占全市农村小学总数的15%以上。福建永泰全县有农村学校78所,其中只有一名学生的“单人校”就有19所。
城镇化像势不可挡的洪流,将乡村孩子从乡村小学推搡出来,涌进城里的各所学校。
重庆云阳县对部分乡镇5年内中小学生源流向初步统计显示,15%左右的学生随父母转移到大城市读书,30%的学生转移到县城就学,而转移到相对较近、花费较少的乡镇中小学就读的学生超过了一半。
位于京广线上、《三国演义》里庞统当过县令的湖南耒阳,由于本地农民等外来人口进城迅猛,如今已成湖南城区人口最多的县级市,城区学校也跟着膨胀,蔡子池中学因学生众多,一度被当地人称为“亚洲最大的初中”。
农村学生的迅速流入,造成不少县城和中心乡镇中小学校出现了突出的“大班额”现象。
小学标准班额为45人,初中标准班额为50人。重庆奉节县公平镇公平小学一年级招生的时候尚能严把标准班额关,但越往高年级,转校插班生越来越多,六年级学生最多的班能达到70多人,学生课桌间隔不足60厘米。湖南耒阳城区公办学校小学平均班额72人,多的达83人；初中平均班额71人,有的甚至达78人。
湖南省娄底市城区一所小学,前些年甚至不可思议地出现过“百人班”。
村小“空心”之后
【“落单”学生教不好】相对于城里广受追捧的“一对一”教学,一些农村小学、教学点的学生远比城里孩子“奢侈”——由于学生数量锐减,像前所中心小学,甚至已是“几对一”。
从表面上看,这更有利于老师根据学生的个性特点因材施教,提高教学质量。但基层教师却普遍反映,实际情况并非如此,虽然教学的针对性有所提高,但推行课程改革的难度却加大了,无法满足素质教育的需要。
在五寨县梁家坪一贯制学校,记者看到这里每个年级都只有一个班,里面稀稀拉拉坐着几个学生,六年级更是只有一名叫宇慧的女学生,五六个老师教她一个人。虽然是一对一授课,但12岁的宇慧告诉记者,她并不喜欢这样的课堂,觉得上课一点儿意思也没有,连个同学也没有,下课也没人和她一起玩,她大多数时间只能一个人坐在教室里。
“因为缺少同学圈、朋友圈,有些孩子性格变得比较内向,不太愿意主动与人交流,长期下去会严重影响他们的性格养成,也会导致课程改革难以推行,因为课改需要学生之间的交流与合作,这一点老师无法代替。”该校教师梁瑞卿说。
走访多所生源流失的农村中小学,记者普遍感到教学氛围比较沉闷,学生和老师之间缺乏互动,教学方式也很单一,让人感受不到课程改革带来的变化。“新课改倡导学生主动参与、交流与合作等能力的培养,但一个班就那么几个学生,连分组讨论的人都不够,学生怎么积极得起来。”平顺县芣兰岩乡小学校长王忠平说。
体育课、美术课、音乐课等,也被“省略”了,丰富多彩的集体活动更是这些孩子遥不可及的“梦想”。
【校舍设备成摆设】农村小学“空心化”,“落单”的学生不仅教不好,没有人气的学校更是成了巨大的教学资源浪费。
坐落在吕梁山区的临县白家坪小学有一座二层教学楼,是村里最漂亮、最现代的房子。如今,这里已经没有了学生,课桌椅都堆在院子里,教室内晾晒着玉米等粮食,整个学校成了留守老人白继年的家。
这种人去楼空的情况在吕梁、太行山区普遍存在,大量校舍被闲置,得不到有效利用。记者调研发现,尽管国家对贫困地区的农村教育很重视,资金投入也很大,但也遭遇低效,甚至无效的尴尬,浪费十分严重。不少贫困县没有及时考虑实际需求的变化,大量新建校舍,等校舍建好了,学生却走光了,投入的资金白白打了“水漂”。
此前,新华社记者在宁夏调研发现,一些农村“麻雀”小学,学生越来越少,但各类投入却越来越多。在一所农村小学,政府财政投资65万元新建了4栋整齐的校舍,共24间教室。但仅仅一年后这个学校就只剩下4名学生。让人哭笑不得的是,后续加盖保温层等基础设施投入仍在进行。
“鸵鸟的装备套在麻雀身上”,这种资源浪费目前仍在持续。一些农村乡镇中小学明明只有十几个、几十个学生,也要占用一座庞大的校舍。山西忻州市五寨县梁家坪一贯制学校副校长王子明告诉记者,他们学校现在只有32个学生、39名教师,一年运行下来,仅供暖费等开支就要花费近10万元。
【教师缺乏“存在感”】几名甚至几十名老师围着一个学生转,面对讲台下屈指可数的学生,“没人可教”的农村教师也越来越缺乏“存在感”。
在吕梁山区的五寨县明德中学,1990年出生的特岗教师王俊丽告诉记者,自己大学毕业后曾在一所县高中当过临聘教师,班里五六十个学生,有问有答,气氛活跃,而在这里只教3个学生,没有存在感。
位于太行山区的平顺县芣兰岩中学,原有10名从高校毕业生中招聘到西部农村任教的特岗教师,现在走得只剩下5名。“有的来时高高兴兴,一接触落差很大,哭哭啼啼,感觉没有希望,干脆辞职。”该校校长傅进红说。
“完全是大材小用,而且也用不好!”右所中心小学校长杨海清,因为“没有小学生”,已经成为实际上的“园长”,小学老师则当起幼儿小朋友们的“阿姨”。
小学老师就地转型当起幼儿教师,不仅存在资质问题,老师们普遍有一种乏力感。
“虽然教幼儿不需要太高深的知识,但小朋友也不是那么好‘哄’的,也需要专业知识。”大炮打蚊子,大材小用还效果不好。
手下教师多达26名,学校设施齐全,却无生可教,资源严重浪费让杨校长既可惜又尴尬。
“其实,如果能有校车把这些‘零散’孩子接到附近条件好的学校上学,学生‘落单’、教育资源浪费、老师‘缺乏存在感’这几个问题也就迎刃而解了。”一些基层教育工作者为解难题支招。
而这不仅需要“搬动”沿袭多年的老办法,还将面临校车投入、管理等新问题,非改革不可为。
重整城乡教育布局
前所中心小学只有1名小学生,仍然有27名教师守着；韩家楼一贯制学校只有14名初中生,17名教师跟着；梁家坪一贯制学校走得只剩33名学生,还有39名老师；右所中心小学连1名小学生也没有,却还“整建制”地保留着26名教师……
农村孩子进城,农村学校“空心化”、教师“无事”的另一极,则是城区学校的“人满为患”和教师资源短缺。
“民间自发的力量挡不住,‘教育城镇化’实际上已经走在城镇化的前面,教育成了推进城镇化的‘驱动器’。”根据多年的观察,“老教育”山西省岚县教育局郭局长有自己的见解。
自2001年提出农村“撤点并校”,一批弱小的农村校、教学点纷纷成为历史。尽管由于一些地方撤点速度过快引起争议甚至批评,但即使是那些苛刻的评论员,也不得不承认“撤点并校”总体上有利于农村教育质量的提升。
这一阶段,主要是农村校之间教育资源的调整。
随着城镇化车轮的滚滚向前,随着大批农村人拖家带口义无反顾地进城,在不少地方,出现了“城拥挤、乡薄弱、村空壳”的校园新现象。
调研发现,新一轮中小学布局调整,“主战场”已经从以前的乡镇间转移到城乡间。
城乡教育布局要因时而变,道理浅显,但真动起来,拦路虎却不少。
“在目前的体制下,教育局要动一名教师,的确不容易。”面对一边缺教师一边教师“闲着”的境况,五寨县教育局薛局长却感到力不从心,无从下手,“从道理上讲,教师资源应该最优化,教师富余的学校应该匀一些老师到师资匮乏的学校。但现在每个学校都有具体编制,你动一个人,涉及编办、人事局、财政局等部门,哪一方不点头都不好办,难着呢。”
其实,五寨前所中心小学、右所中心小学和第五小学三座学校挨得很近,站在右所中心小学空教室窗前,能清楚地望见不远处县城崭新的第五小学。在校长们看来,原本,这几个小学该撤的撤,优质资源完全可以整合在一起。
但这几里路,硬是“跨”不过去。
需要“跨越”的,不仅是让人挠头的编制,还有教育体制机制改革、乡镇区划调整等。
“教育局唯一能比较方便使用的手段是借调。而借调,也只是权宜之计,牵扯到工资、考核、管理,也不好弄。而且借调个别人可以,大规模借调就不现实了。”薛局长还另有苦衷,“也担心村民反对。因为历史上村里一直就有小学,有村民说,万一明年后年有人在外面过不下去孩子回村里上学呢,你把学校撤了他们上哪儿上学?”
薛局长的苦恼,不单是他一个局长的苦恼。
“确实不好办,主要是机制体制问题!”对冗余教师的调配问题,山西省岚县教育局郭局长也感到异常棘手。郭局长说,岚县倒是没有“几十老师围着一名小学生转”这种极端状况,但近些年同样也面临一些小学和教学点生源严重流失、教师冗余的情况。
大家笑称,能否合理调配教师资源,某种程度上是在考验教育局长的“公关能力”。
“只能用笨办法,就是一个部门一个部门做工作,一个单位一个单位协调争取。”郭局长坦言自己用了九牛二虎之力,才把全县教师基本调配妥当,“有时是拍了桌子的!”
“一个县的编办也就几个人,哪有精力知道这个学校需要多少人,那个学校需要多少人?况且编办也不仅仅管教育这个口。管个大数就好了嘛。现在都在提倡简政放权,这块就最需要简政放权!”不少基层教育工作者都有同样的呼声。
“我觉得要解决这个问题,教育部此前提出的‘县管校聘’是一个好办法。”郭局长说,“‘县管校聘’使教师由‘学校人’变为‘系统人’,县级教育局科学合理统筹调配教师的自主权大大增加了,不再受制于学校编制,在管理上不会再出现‘动’不了一个人的尴尬,对于目前处于急剧变动的生源增减,能快速反应,不至于再出现那边教师没活干、这边有活没教师的困境,优势非常明显。”
据悉,“县管校聘”模式目前在全国各个改革示范区试点。基层教师、教育部门希望这一政策能尽快完善,早日推广。
“我是希望它能快点下来,这样就不用把大量时间用在磨嘴皮子协调这件事上面了。”郭局长对“县管校聘”充满期待。
五寨县教育局薛局长说,他也准备就“县管校聘”、优化教育布局等向上提一个参考方案。
前所中心小学“独苗”朱烘丙会告别孤独,转入正常班级认识新伙伴吗?那些像前所、右所中心小学一样“空心”了的小学的教师们,能顺利调配到合适的学校找回“存在感”吗?
闷热的暑假过后,或许有个好的答案。(记者谢锐佳、吕梦琦 参与采写:段羡菊、晏国政、陈国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