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民不愿贷，银行不敢贷”，曾是海南农信社小额信贷发展面临的尴尬境地。如何破局?去年8月，国家社科基金特别委托项目——海南省农村信用社创新金融服务模式“三农”实践研究正式启动。海南省委书记罗保铭出任首席专家，历时10个月，形成1个主课题和10个子课题的研究成果，海南蹚出了一条农村小额信贷实践的创新之路……
“金融+诚信”破解
农民拒贷银行惜贷难题
海南省农信社理事长吴伟雄曾带队深入农村调研数月发现：农民之所以不愿意借贷，是因为农民不相信银行，认为有潜规则让贷款手续繁琐：比如，信贷员自由裁量权较大，没有关系贷不到款，即使贷了款，也要给回扣……1998年至2007年间，海南农村信用环境差，农村地下钱庄盛行，海南农信社当时的农户小额贷款不良率高达90%。“远离毒品，远离小贷”成为流行语。
用好金融手段引导社会诚信，破解农民拒贷、银行惜贷的难题，成为海南农信社的攻坚方向。为培育农民诚信，海南对于无抵押物的农民，采取五户联保方式帮助农民贷款。三亚市崖城镇拱北村的赵少梅获悉政策后，积极联系和她一样有创业想法的妇女，组成五户联保小组，于2010年5月向当地农信社申请贷款，拿到第一笔农民小额贷款2万元。在其带动下，同村妇女也纷纷争取项目贷款，发展瓜菜种植。短短两年，全村获贷妇女达到246人(次)，贷款193万元。
云爱雯，文昌市东路镇葫芦村人，养殖鳗鱼为生，几年间，在小额信贷员陈庆崖帮助下，云爱雯的贷款金额从5000元增加到50000元。陈庆崖说，当初给云爱雯放第一笔贷款时，告诉她只要讲诚信，利息就会低。信用社的利率定价权交给客户，利息由实际利息和诚信保证金两部分组成;诚信保证金在客户没有任何逾期记录且贷款结清后一次性返还。
对信用社而言，海南还实施阳光信贷、利率公开和均等服务等方式，规范信用社行为，为农民借贷、信用社放贷搭建好桥梁。海南从这三个方面防止农民因金融信息不对称导致拒贷心理。
“资金+技术”
小额信贷助力精准扶贫
昌江黎族自治县重合村村民符桂英，因小孩生病返贫。了解到符桂英人品好、勤劳肯干，海南省农信社小额信贷员主动送贷上门。符桂英先后4次贷款，扩大养殖规模，贷款金额从5000元增长到3万元，如今还上了40多万元医药费，生活明显改善。
小额信贷对于农村扶贫到底有多大效果?课题组和海南省统计局的统计显示：由于得到小额贷款，31.16%的农户及时解决了子女上学难题，29.70%的农户购买了新家电，29.27%的农户盖起了新房，3.46%的农户购买了小轿车……
然而，因单笔金额小、户数多、风险高，小额贷款依然是世界性难题，大量优质特色农业项目难以得到金融支持。为此，海南省农信社成立之初，罗保铭就明确要求：“要为农民增收多做实事。”
为此，海南农信社一手给资金，一手给技术，确保给农民放款、教农民技术、帮农民经营、促农民增收、保农民放款的目标有效落实。信用社用IT技术强化信贷工作管理，为95%以上的农户建立金融信息档案，找准脱贫项目，让信贷员们做到“心里有档，放款有胆”。
2011年8月至2015年7月，海南省农信社向10个国家级贫困县及省级贫困县累计发放小额贷款37.8亿元，惠及近9万农户。研究结果表明：海南全省农村贫困人口、贫困率与小额贷款规模呈现明显反向变动的关系，以小额信贷推进农村精准扶贫，扶到了点上、根上。
“机制+创新”保障
金融产品既“普”且“惠”
课题组认为，海南农信社破解农民贷款难的宝贵经验，可概为四个字——“九专五交”：
“九专”是指：成立专设机构——琼中小额信贷总部，在全省乡镇设立小额信贷服务站;组建专业队伍，招聘新毕业大学生组建专司、服务农民信贷;创立专门文化，比如信贷过程不喝农民一口水、不抽农民一支烟、不拿农民一分钱;制定专项流程，有效防控金融风险;开发专门产品，小额信贷产品多达16种;实行专项贴息，解决农民后顾之忧;开发专门系统，专门的电脑系统和覆盖到村的电子自助设备终端，让农民贷款不出镇、还款不出村;成立专家团队，资金+技术，发挥“1+1>2”的效应;设立专项基金，如伤残互助基金，让贷款农民遭遇意外时无后顾之忧。
“五交”则指：贷款审批权交给农民，把利率定价权交给农民，也让信贷员的自由裁量权得到有效限制;把贷款风险防控权交给信贷员，调动小额信贷技术员的放贷积极性;把工资“发放权”交给信贷员，设计“存贷分离、大小分开、收入清晰、责任明确”的机制，小额信贷技术员的收入完全取决于自己的业绩和风控情况;把贷款管理权交给电脑，降低成本，提升管控风险能力。
全国优秀共产党员、琼中小额信贷首任班长陈奎明介绍说，机制创新，带动小额贷款在海南成为农民既“普”且“惠”的选择。截至2015年6月，海南省农信社小额贷款余额为71.2亿元，年均增长13.22%，占全省总量83.8%;惠及22.8万农户，占全省小额贷款农户的89.9%;户均贷款2.48万元，2万元以下的小额贷款农户占比为82.3%。
（责任编辑：魏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