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新网杭州9月1日电 (记者 施佳秀 通讯员 蒋亦丰)“教育为公以达天下为公。”著名教育家陶行知的这句名言用来形容教育至高境界最合适不过。
零择校、城乡教师交流架起浙江教育均衡“桥梁”，选课走班、高考改革成为了浙江教育改革的“刀斧”，创业学院、中外合作大学则让浙江教育与世界“握手会晤”，教育均衡、选择性教育改革、教育国际化已经成为浙江教育奔向现代化的基石、路标和视界。
教育的现代化促使浙江人在现有精神的窠臼中超越出来，在新的时空有更大作为，“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
基石：10万平方公里的教育均衡
一提到现代化，人们很自然地会联想到“高新”“信息”“尖端”这些高大上的词汇。但在浙江人的治学逻辑中，“均衡”恰是最重要的基石。
浙江地域面积10万平方公里，“七山一水两分田”。特殊的地形对经济社会的均衡发展提出了难题，教育更是如此。
2005年，大学刚毕业的雷郑涛回到浙江衢州老家，在衢州柯城区下村完小当老师。当年的完小只有一排矮平房，8名老师挤在一个办公室，操场是一片黄泥地；教室里还有碎裂的黑板，布满钉子的课桌椅……看着简陋的教室，雷郑涛心里很不是滋味。
两年后，柯城区在国内率先实行“城乡一校两区”改革，下村完小由城里名校托管，共享优质教育资源。紧接着，赶上浙江薄弱学校改造工程，学校建起三层教学楼，有了电脑房、钢琴房、多媒体教室，破旧课桌椅换成了可升降课桌……
“村子几百年历史上，头一回有了像模像样的好学校，在这里教书我们安心了。”雷郑涛说。
下村完小的蜕变，是浙江教育均衡的现实缩影。近十年来，浙江出台了一箩筐政策，用钉钉子的精神扎紧教育均衡的篱笆。其中，最有力的两击重锤，就是“零择校”和“城乡教师交流”。
浙江海宁，全国经济百强县，几万块钱的“择校费”对这里的家长来说不在话下。但从2007年起，这扇“后门”关了。小学、初中新生入学实行就近原则，以户口划分学区，政策见报，专员监督。
很有说服力的两个例子是，某教育局退休干部想给孙女“选”所好学校，遭到了回绝。外来务工人员张明，没有多出一分钱，就把孩子送进了家门口的学校。
2011年，浙江省教育厅发布“史上最严的择校禁止令”，全面推进“阳光招生”和“阳光收费”。
城乡学校教学资源配置上的差异，不仅仅表现在硬件设施上，更体现在师资力量上。
2013年开始，浙江公办义务教育学校教师、校长实施交流制度，校长在同一学校连续任职达到10年、教师在同一学校连续任教达到12年，纳入交流对象范围。进入农村的教师，在津贴、培训、职称评审上都享受优惠条件。实施第一年，交流人数接近1万。
浙江嘉善五中是一所农村学校，多年来一直没有自己的名师。自从嘉兴市数学学科带头人杨晓霞由嘉善一中流入该校后，第一个学期她就上了17节公开示范课。
“鲶鱼效应”迅速激发了该校教师对教学的思考与研究，有3人被评为县学科带头人。而最终受益的是当地农村的孩子，他们在家门口，就能到听到全县最好的数学课。
刚性的“零择校”和柔性的“城乡教师交流”，重新调整了政府对教育的资源配置，让不同的学校、不同的家庭找到了一个平衡点。
2015年，浙江省90个县(市、区)全部达到国家规定的义务教育发展基本均衡县标准，居全国前列。
路标：“选择性”教育改革
马麦莎是台州市横湖小学五年级的一名普通学生，今年开学来，她觉得上课这件事变得不一样了。作文课不再是写作文，变成了说作文。数学课不再只是公式和计算，而是让同学们自由讨论“1亿有多大？”
“现在上课变得有意思了，课程种类很多，我能按照自己的兴趣来选择。”马麦莎说，她现在每天都会很期待来学校上课。
但在过去，浙江的学生并没有那么多“选择”。中国有句话用来形容高考——“千军万马过独木桥”。在这根指挥棒下，所有学校一样的科目、一样的课程，“考试”是学生唯一的选择。这样的现象，在东亚的日本、韩国也很普遍。
2007年，浙江省教育厅厅长刘希平带队到芬兰考察基础教育改革，走访一所只有20多名教师、200多名学生的中学时发现，学校每学期开设200多门课程，这让所有人大为震惊。
浙江决定作出改变，把改革重点放在难度最大的高中。2012年起，高中必修课学分从116分减至96分，选修课学分从28分增至48分。同时实行走班制，学生不仅选课程，还可以自主选择班级，“一位学生一张课表”。之后，类似的改革也在中等职业学校和义务教育学校中推行。
在杭州绿城育华学校“西点烘焙”课上，记者看到了各种烘焙工具，学生们正认真地做着苹果派。像这样受欢迎的选修课，学校还有很多，比如木雕、酿酒、茶艺等。
当被问起为何花那么多钱在跟高考“不相干”的选修课上时，该校校长陈建国说，选修课变单纯理论学习为动手操作，把知识和技能融为一体，是现代化的课堂。
时至今日，动辄拥有上百门选修课程的学校在浙江已经比较普遍，一些农村中学甚至开出了3D打印、机器人等前沿课程。
与此同时，学生的学习方式也在发生变化。每周一上午第一节课，浙江省青田中学高二学生潘君鹏走进语文B班，这里多是基础在中下的学生，老师讲的知识点非常清晰，易于学生掌握。第二节课潘君鹏换到英语A班，那里的学生都是“高手”，老师上课进度很快，提出的问题也难了很多。
选课走班，是一场意义深远的“破冰之旅”。它让学生可以主动选择，并在一定程度上触动了传统教育“工厂化流水线培养人”模式的根基。
高考在浙江也发生了变化。
早在2011年，浙江就推出“三位一体”招生改革，即高校按照考生的高考成绩、学业水平测试成绩和高校综合测试(面试)成绩三项综合在一起录取考生。今年，有8所高水平大学在浙江招了1200多名学生，其中不乏清华、北大等国内顶尖大学。
更为“重磅”的方案出现在2014年。按照“新政”，2017年浙江高考不再分文理科，实行统一高考与高中学考、必考科目与选考科目相结合。除语文、数学、外语3门是统一必考科目外，考生根据自身兴趣及想要报考学校和专业的要求，在政治、历史、地理、物理、化学、生物、技术7门高中学业水平考试科目中，自主选择3门作为高考选考科目。
“我选了政治、地理和化学这3门课，其中政治、地理特别喜欢，我愿意为此花上更多时间。”浙江台州中学高二(11)班学生赖恬心说。
据有关专家分析，浙江的“选择性”教育改革，在以崇尚考试的东亚地区，具有突破性的意义。
刘希平表示：“经过多年的努力，这个以‘选择’为主旋律的改革，会全面开花。以前那种育人的统一标尺，会完全改变。多一把尺子，就会多一群孩子的成功。”
教育改革，承载着千家万户的期翼，开始驶向深水区。选择性教育改革，已经成为教育现代化的路标。
视界：教育与世界“握手”
读万卷书，行万里路。先进的教育必然是开放的教育，教育现代化的进程，离不开教育的国际化。
浙江是中国民营经济大省，成千上万的浙江人愿意走出家园，去寻找与这个世界更多的连接。这里的教育亦是如此。
李响，30多岁的浙江大学毕业生。他创办的公司发明了智能可穿戴近视防控设备“云夹”，可以在使用者阅读时间长、用眼角度倾斜、读书距离较近时，用振动提醒矫正姿势、调整距离，也能为医院提供使用者用眼习惯的监测数据。他说，希望到2025年能够帮助1亿人提升视力能力或体验。
杨金龙，23岁的杭州技师学院教师。他对喷漆技术到了近乎痴迷的程度，用四个月的时间去练习手工砂纸打磨，常常为了攻克一个难题而在实训车间待到凌晨。在巴西圣保罗第43届世界技能大赛上，杨金龙摘得汽车喷漆项目的金牌，实现了中国零的突破。他说，以前的手工艺人都是工匠，追求精益求精，我们这代人要把这种精神给找回来。
从尖端人才到普通工匠，浙江师生走出校园，牢牢地抓住与世界、市场握手的机会。
目前，浙江大学生自主创业率已经超过5%，而全国的数据是2%。浙江最顶尖的浙江大学，发明专利授权量据全国高校第一位。1/5的中等职业学校实行现代学徒制，中职生的就业率保持在97%以上。
这些数据的背后，不乏教育的身影。
浙江是全国第一个开展创新创业教育工作的省份，该省财政厅为此专项提供扶持资金。现在，浙江的普通高校全都建起了创业学院，有专业的创业导师，每年培训有创业意向的大学生5万名，到2020年，人数将达到30万，相当于冰岛全国的人口。
中职学校正在试行的现代学徒制改变了原来由学校主导的育人方式。学校企业共同招生招工、共同制订培养方案、共同开发课程与教材、共同建设师资队伍、共同管理与考核。这让浙江的企业主们欢欣不已，因为这个年GDP增速保持在7%的经济大省，对优质劳动力的需求是非常旺盛的。
浙江人并未止步于此，他们与教育发达国家的往来十分密切，希望得到更多的启示和经验。
宁波诺丁汉大学是中国第一所具有独立校园、独立法人资格的中外合作大学，该校采用英国诺丁汉大学教材，实行全英文授课，外籍教师逾八成，学生能够享受海外学习项目，并通过一些国际学生组织从事实习和公益活动，足迹遍布各大洲。
澳大利亚国民银行集团商业银行总裁Joseph Healy(约瑟夫·希利)是宁波诺丁汉大学“当代中国研究”的研究生。
“过去十年，中国和澳大利亚间的联系不断加强，很多的中国人在澳大利亚投资。我希望来这里真正地了解中国社会、文化、经济，这有助于我们为客户提供高质量的投资建议。”Joseph Healy说道。
2014年，浙江省与美国合作的温州肯恩大学正式建立。目前浙江高校外国留学生总数超过2.5万人，占全省在校生总数的2.46%。该省高校建立了120个中外合作办学项目和机构，高校专任教师中有出国进修、访学三个月以上经历者近20%。浙江高校还在19个国家共建了23所孔子学院。
据统计，浙江中小学已在世界五大洲近30个国家及港澳台地区，与国(境)外共建了1232对友好学校关系。
拥有了基石、路标和视界“三驾马车”，浙江教育正在加速奔向现代化。(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