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规划换届”不治，短命建筑不绝
如果不解决“拍脑袋决策”的问题，不严格按照程序进行科学论证，不真正经过公众讨论，那么“短命建筑”就无法禁绝。
还记得，去武汉东湖坐船游览时，导游特意将武汉大学的“变形金刚”——工学部第1教学楼——作为一个景点来介绍，也是在那时我才知道，这座教学楼是由何镜堂院士亲自操刀设计的，并获得“鲁班奖”。不承想，9月10日凌晨，随着一声轰鸣，“变形金刚”消失在尘土飞扬中。爆破拆除的目的，是复原东湖南岸沿珞珈山优美的自然山际线。
这座教学楼，从建设之初就因楼层过高与周围景观不协调而广受争议，如今又因仅仅存活16年而再次走上舆论的风口浪尖。建的时候花了近亿元资金，拆除又要奉上1300万的费用，且不说大量的资金浪费，更有多少人的记忆被扫入历史的尘埃，难怪武大人不断发出“太心痛”的喟叹。这个典型的“短命建筑”，正是印证了习近平总书记的一句话，“规划科学是最大的效益，规划失误是最大的浪费，规划折腾是最大的忌讳”。
翻阅近几年的新闻报道，一份建筑“死亡名单”跃然纸上：2010年2月，南昌的著名地标五湖大酒店被整体爆破，存活仅13年；2012年6月，投入约8亿、寿命不到10年的沈阳绿岛体育中心被爆破拆除；2013年5月，有“湖北最长高架”之称的武汉沌阳高架桥最长寿命定格在16年；2015年11月，仅完成主体和外立面建设的118米高的环球西安中心金花办公大楼，尚未投用即宣告“死亡”……据统计，“十二五”期间，“短命建筑”每年导致的浪费就高达4600亿元，与之相伴的是，生产出全球最多的建筑垃圾。
这背后折射出“一任书记一座城，一个市长一新区”的“规划换届”现象。究其原因，既有对城市发展规律的短视，重建设规模、轻整体协调，重经济发展、轻人文精神；也有规划设计与执行的任性，反映出长官意志之下的“政绩考量”和“利益追求”。难怪有人直斥这种非正常的拆建“除了能带来政绩，对社会经济毫无益处”。诚如斯言，我们从中能够探视到，为何我国千年以上的东西只能从地下去找，而地面之上的百年建筑却是凤毛麟角。
吊诡的是，建也好、拆也罢，表面上都经过了合法的程序。然而，我们往往在事后看到，一些职能部门即便心中反对，也会因“领导层层拍板”而不得已开绿灯；所谓“经专家论证”，则是只邀请持赞同意见的专家们参会；征求民意时则有意无意缩小公开范围，缩短公开时间，甚至搞“突然袭击”，令人措手不及。凡此种种，是体制机制的不顺以及法律法规的落实不到位，是依靠“权威”作决策而非“科学性”考量的结果。如果不解决“拍脑袋决策”的问题，不严格按照程序进行科学论证，不真正经过公众讨论，那么“短命建筑”就无法禁绝。
规划是建筑的龙头，龙头怎么甩，龙尾怎么摆。好的规划，才能使建筑群落和谐处理历史、当代与未来的关系，把握自然生态之美，创造人工设施之善。这就需要确保“一张蓝图绘到底”，让货真价实的追责机制捆缚“翻烧饼”的权力任性，才能留下穿越历史的经典建筑。
本报特约评论员孔方斌
（责任编辑：杨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