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明日报记者 冯蕾
10月8日，北京市海淀区五一小学三年级的课堂上，语文老师布置了一篇课堂作文——“我的黄金周”。“假期我去了安徽合肥三河古镇，那里有一个蜡像馆，但是人很多，而且这条路上都是车”，“‘十一’假期，我和爸爸妈妈去了十渡，那里人很多”……对于这个假期，孩子们有太多难忘的记忆，但“人太多”无疑让出游体验大打折扣。
堵在路上，挤在景区，到处人满为患的景象似乎已成为黄金周的常态。“现在的黄金周制度，形成了极限性高峰。旅游有高峰是世界性现象，但是极限性高峰却是中国独有。这种高峰使供给方面压力极大。”中国旅游协会休闲度假分会秘书长魏小安说。
极限性高峰的考验：假日制度如何完善
黄金周出游极限性高峰的到来比人们想象中更猛——1999年，第一个国庆黄金周，7天内全国出游人数达到2800万人次，旅游综合收入141亿元；今年国庆黄金周，国内旅游市场接待5.93亿人次，旅游收入4781.8亿元。人次是18年前的20倍以上，收入增长了30多倍。
毋庸讳言，旅游收入盆满钵满的背后，我们付出了巨大的成本——时间成本、管理成本、硬件成本、社会成本、制度成本。更关键的是，付出这些成本后，人们并没有获得更好的旅游体验和消费品质。
面对拥挤不堪的车流，很多景区都提出来，要大幅扩建停车场。“但是，如果用高峰期来配置资源，这是最蠢的办法。”魏小安说。
正如春运期间，不少人提出要依靠提高运能来解决春运问题。但是，固然高铁能缓解春运压力，如果真是按春运高峰需求扩建铁路，那么在非春运和非黄金周时段，95%左右的客运能力将被闲置，这无疑是一种巨大的资源浪费。
怎么办？一是从供给端发力，完善现行的黄金周假日制度。不少专家建议，应考虑恢复“五一”长假，从而分散极限性高峰峰值。二是落实带薪休假制度。国务院办公厅早在2013年就出台了《国民旅游休闲纲要(2013—2020)》，提出到2020年，职工带薪年休假制度基本得到落实。然而，实际的情况是，目前带薪休假落实率约为50%。而落实带薪休假比较好的单位，主要集中在党政机关、事业单位、大型国有企业、外资企业，而部分民营企业、中小企业落实的情况相对较差。部分专家也提出，劳动法虽然有规定，但是缺乏具体细则条款，制度上的漏洞成为落实带薪休假的阻碍。
免费政策的反思：效果为何难符初衷
高速公路免费本是一项让人叫好的惠民政策，但面对免费之后的拥堵难题，社会管理水平如何同步跟进？政策原本的初衷是降低百姓出行成本，钱是省下了，但时间成本却大大增加了。
北京的自驾车主黄先生算了一笔账，上海到北京行程超过1000公里，油费约770元，经过高速公路收费站的总过路费约560元，免掉通行费后自然愿意多跑跑。像黄先生一样，不少人感到，平日高速公路收费标准偏高，免费通行政策当然有吸引力。
然而，微信朋友圈里，有关拥堵的吐槽五花八门。黄金周首日，全国高速公路进入极限高峰状态。以杭州为例，上午9点，甬台温高速宁波往台州方向仅一小时的过车量就达到3147辆，而平时仅有900多辆，过车量超过平日的3倍。除了车流量大，事故增多也是造成多条高速公路拥堵的原因之一。以沪昆高速为例，一晚上发生了300多起交通事故。
10月8日，来自交通运输部的消息，受免费通行政策吸引，小型客车长途跨省自驾出行流量大，大中城市周边及中短途出行也以公路交通出行方式为主，全国路网运行交通流量同比增长。黄金周期间，全国收费公路交通量超过2.8亿辆，同比增长7.8%。京津冀、长三角、珠三角、成渝等地区成为重要堵点。
对此，百姓期盼，加快改革现有的公路收费制度，逐步降低平日的收费标准。
此前，交通运输部发布的全国收费公路统计公报显示，截至2015年年底，全国收费公路通行费收入为4097.8亿元，支出总额为7285.1亿元，通行费收支缺口3187.3亿元。
从公路收费制度来看，我国现行的是2004年《收费公路管理条例》规定的办法，其中规定了政府还贷公路15年(20年)和经营性公路25年(30年)的收费最长期限，收费标准由地方政府审定。考虑到公路建设的财力负担、历史遗留的法律难题、建设任务加重等因素，相关专家建议，应适当降低目前的公路收费标准，同时适当科学地延长收费年限。
高强度的综合测试：供给侧改革如何加快
“德国之声”网站发表文章指出，这个黄金周外出观光的中国游客约有6亿人次，该数字是德国人口的7.5倍。长城景区传来的画面显示，黄金周开始时游客人群像沙丁鱼一样拥挤在那里。
黄金周经济，已然成为世界观察中国经济的一扇窗口。
中国高速公路到去年年底已经跃升到9.6万公里，居世界第一，这大大促进了自驾游发展。据统计，2015年国内约40亿的旅游人次中，自驾游就占58.5%以上，达23.4亿人次。国家旅游局预计，“十三五”末，自驾游人数将达到58亿人次，占国内旅游人次70%以上。
毫无疑问，黄金周的“出行热”，是中国经济活力的彰显，同时，这又是一场大考。从硬件到软件、从管理到服务、从心态调适到文明素养、从政策设计到制度构建……这场高强度的综合测试，让这个发展中的大国有了反思的动力与契机，某种程度上也推动着社会进步。
黄金周制度实施的18年，中国已经正式进入中等收入国家行列。“中等收入国家，度假需求已经变成刚性需求，假日制度进行了多次调整，现在更应该调整，尽量熨平波峰波谷，形成资源的更好配置。”魏小安说。
如何提高社会治理的综合水平？如何更好做到智慧化管理？如何满足排浪式消费到个性化、多样化消费的转变需求？在“痛点”与“难点”的求解中，我们期待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深化，期待在科学决策、制度设计、政策制定和精细化管理中不断破题。
（责任编辑：石兰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