苗彩丽刚来北京的时候，还没有“月嫂”这个词儿。人们管她叫“带小孩儿的”。她下了火车，看着眼前的人山人海，不知道自己能去哪儿。
老家在安徽的闵小红，16岁初中毕业就来北京打工了。她记得特别清楚，从村里走路到镇上，再坐长途车到省城合肥，合肥到北京的火车每天只有一趟，硬座票价才19.2元，到北京开了18个小时。
还有一个姑娘，从老家山村出来，一路惶恐，“生怕坏人把自己卖了”。她要先坐船再坐车来北京，半路上，一只拖鞋掉到水里去了。这个姑娘就穿着一只拖鞋，来到了北京。
她们有的刚刚离婚，有的正在失业，有的是为了长些见识，有的正背负着生活的重担，有的住在人家的楼道里，有的就在大街上蹲着。她们被称为“流动人口”或“小阿姨”“小保姆”，在北京漂着。
一晃20多年过去。如今，北京的繁华区从三环扩张到五环，房价从一平方米几千元涨到了一平方米几万元，北京市家政行业从业人员数量也已经超过40万。
一群打工妹成立了打工妹之家，2011年，又成立了地丁花话剧社。“家政工就像地丁花那样普通，但春天来临的时候，首先看到的，就是地上那些不知名却温暖人的小花。”话剧社的创办人成梅说。
在台上，她们把自己的故事攒成了剧本，自己演自己。
不知道去哪里能找到工作，总不能去大街上挨个儿拉着人问，需不需要看小孩的吧。
正在排的这出戏叫《打工五则》，是地丁花剧社近两年来的主打剧目。剧本是大伙儿在微信群里，你一句我一句“攒”出来的。起初，台词里的名字是谁，那段故事就是谁的真实经历。
后来，随着剧团成员的更迭，扮演者几乎全部更换。现在只有不到一半的角色，还是由自己扮演自己。
其中就包括了贾慧凤。
“我叫贾慧凤，家在山西临汾。1992年冬天，我在老家开了个服装店，专门卖童装，干了几年攒了些钱，我跟老公都辞了职，拿出所有的积蓄开了个饭店，可运气不好，干了6年，倒闭了，还欠了债，我就来北京打工，从头再来。”这是她的台词。
贾慧凤自诩是个“直肠子”“一根筋”。在老家开店的时候，一件儿童牛仔服的进价是19.5元，她添了10元钱的利润，卖29.5元。有顾客给30元，说不用找了，她不干，非得给人家找那5角；有顾客给了29元，她也不干，非让人家再添5角，“就这么死性”。
来北京打工那年，贾慧凤已47岁，孤身一人，背井离乡，生活像是被重新洗了一次牌，为的是“听说每个月能有800多元”的收入。
她脸上常挂着笑容，眉毛弯弯的，眼睛也弯弯的，对生活中的种种波折，也只有一句话：“我这个人比较乐观，既然已经这样了，那就这么过呗。”
她遇见过一个雇主，是个83岁的老太太，长期独居，记性也不大好。从贾慧凤进门儿第一天开始，老太太防她就像防小偷似的。
老太太爱吃芝麻烧饼，有一回，冰箱里还剩下两个烧饼，半夜老太太觉得饿了，就拿了个烧饼出来吃掉了，第二天吃饭点儿到了，老太太一看冰箱里，怎么只剩下一个烧饼了呢，老人家已经把自己吃烧饼的事儿给忘了。
“她也没直说是我偷吃了，但话里话外的就是那个意思。”贾慧凤没办法，只好一点一点引导着老太太回忆，“我就问她，您昨晚是不是坐在沙发上了呀？您嘴里当时是不是嚼着什么东西呀？是不是就是芝麻烧饼呀？对喽，可不就是您吃了吗？”
老人总算想起来了，却又爱面子，眨巴着眼睛，就假装没这事儿了，也不提道歉，也不说要吃芝麻烧饼了。
贾慧凤有点儿无奈，但谁让人家是老人呢，谁让人家记性不好呢。
同样来自山西的苗彩丽，加入剧社已经有一年半了，用她自己的话说，变得“越来越活泼”。
“我们大伙儿就是在一块儿玩呢。”苗彩丽说。
来自山西潞城市店上镇宋村的苗彩丽，高中学历，自称是个“山里妹子”。1998年刚到北京的时候，她才28岁，要独自抚养留在老家上幼儿园的女儿。
“真的是谁也不认识。”那时候通信不发达，也没有网络，一下火车，苗彩丽就有点懵，不知道去哪里能找到工作，“总不能去大街上挨个儿拉着人问，需不需要看小孩的吧。”
她兜里最瘪的时候只揣着几元钱，连地下室4平方米的“麻雀房”都租不起，晚上就睡在医院或公园的长椅上，有时睁眼就能数星星。
“每顿饭都是就着西北风啃馒头。”她呵呵笑着，“咸菜都没有，买不起。”
苗彩丽形容着北京这座城市，庞大，繁华，充满机遇，却让她茫然无措。但她咬着牙，想尽办法也要留下。
诚然，回到老家，或者去太原打工，她的生存压力会更小一点，离女儿也更近一点。但留在北京，她可以赚更多的钱，给女儿更好的生活。
“奶粉、上学，都要花钱。”她轻声说，“我来北京那会儿，我女儿才5岁，也哭，但她很乖的，知道妈妈不容易。”
后来女儿大一点了，每年暑假都会被她接到北京来。女儿“太懂事了”，会帮着她一起给雇主家看小孩，从来没给她添过乱。女儿现在在南京读书，苗彩丽一提起她来，眼底都像是在闪着光。
20年前，谁能想到现在的生活是什么样？
苗彩丽是在2015年元旦头一次参加打工妹之家活动的，她跟着月嫂群里认识的朋友一起过来，剧社的负责人成梅拿了张表给她填，又跟她闲聊，问她要不要加入地丁花剧社。
“我没演过啊。”
“没事儿，试试呗。”
苗彩丽就这么加入了地丁花剧社，很快她发现，剧社里演出的剧本，讲的都是打工妹自己的故事。
最多的就是跟雇主磨合的故事。
有好雇主，热心善良，不会把家政工“当成下人看待”，家政工小郑遇见过一位老人，教她读书画画，送她艺术展的门票，还给她讲了许多自己年轻时候的故事，用小郑的话说，“与其说是我照顾她，不如说是我们互相照顾”。
也有糟心的雇主，家政工擦过的地板和家具，她要戴着白手套抹一遍，检查有没有灰，列出的买菜清单上，连大葱的根数都要明确规定，炒菜要限制放几滴油，每顿饭都要数着米粒下锅，生怕家政工在自己家里多吃一口饭。
苗彩丽就遇见过这样的雇主，当月嫂时每天的睡眠时间不到2小时，连口饱饭都不给。苗彩丽果断结算日薪，拎包走人。
情绪不稳定的产妇，照顾起来更需要小心翼翼。
她曾经遇到过一个产后抑郁的雇主，前一秒还十分平静，能“面对面坐着跟你聊天”，后一秒，就“如同火山一样爆发了”，毫无征兆，也毫无缘由。指着人破口大骂都算是平常事儿。苗彩丽甚至不敢让产妇和孩子单独待在一个房间里。
但她并不觉得被雇主委屈着了，反而替那些坏脾气的产妇们解释了一番：“换谁心情也不会好的呀，有孩子以后，生活节奏全都变了。而且刚生完孩子头一个星期，哪儿哪儿都疼，生理也会影响心理的。”
苗彩丽说：“月嫂的故事，也多着呢。”
她在医院学过专业的催奶手法，但那时候也不时兴母乳喂养，家家户户都爱买奶粉。她跟一位乳腺增生的户主毛遂自荐：“我学过，让我试试，成不成功不一定。”
雇主乐了：“敢情是用我练手呢。”却还是乐呵呵地让她试了。一套手法用下来，雇主当天就来奶了。苗彩丽一下就觉得，有信心了，饿不死了。
18年月嫂生涯，她照顾过1000多个产妇，纯母乳喂养率达到95％。
月嫂行业慢慢规范了，她专门去考了证，取得了催乳师资格、营养师资格，各种各样的证件，摞起来高高的。
“20年前，谁能想到现在的生活是什么样？”她说。
“再过20年，还不知道变啥样呢。”四川籍打工妹寒笑说。
寒笑今年46岁，在《打工五则》里有个压轴的戏份。她形容自己，“从自卑到自信，从普通家政工到保险公司金牌客户明星”。
她初中二年级就辍学回家务农，17岁的时候，到县城帮别人卖磁带，后来又去重庆一家啤酒厂打工。20岁那年她结了婚，两年后有了女儿。在女儿不到两岁时，她离了婚。那一阵子，寒笑觉得“天都要塌了”。
然后，她到了北京，成了一名北漂，远离家乡的一切。
起初的很长一段时间，自卑在这个没出过远门的农家女心底疯狂滋长。在城里人面前，她时常不敢张口说话。大城市中陌生人投来的目光，也会让她感到胆怯。
她找的第一份工作，是帮雇主照顾一个1岁多的小女孩，正好和她的孩子差不多大。每次面对雇主孩子可爱的笑脸，她情不自禁就会“想起老家我那没有妈妈疼爱的女儿”。思念、牵挂，让她的“心都痛了”。但在雇主家里，她一点也不敢把心中的难受表现出来，只能强颜欢笑着。
她把对女儿的母爱，一股脑都倾注在了雇主的女儿身上。但雇主的孩子熟睡之后，她还是偶尔会望着窗外，悄悄地流泪，或是在深夜里，在被窝里偷偷地哭泣。
每年过年的时候，她既盼着回家，又害怕回家，因为这个离了婚的女人不知道，该如何面对家人。一看到别人拖着大包小包买票回家过年，她的心情反而变得沉重。归家的路对她而言，“格外不好走”。
再次见到女儿时，曾经牙牙学语的小丫头，已经是个6岁的小姑娘，长高了。母女两人3年多没见，刚一照面，甚至“不敢相认”。
她带着女儿去路边的小摊吃家乡的小吃，给她买新衣裳，但也仅此而已。寒笑知道，自己没有能力，去“安排女儿今后的生活”。短暂的相处之后，尽管从女儿的眼中看到了依依不舍，她也只能再次离开，回到北京继续漂泊。
她把自己不堪回首的往事讲给台下的打工姐妹们，“希望别人别像自己当年那样傻”。
成梅是亲眼看着剧社成员雪花，怎样一步一步走出往日阴影的。
雪花把自己遭受家庭暴力的经历写成了剧本，剧名就叫《如荒漠的家》。2015年元旦，剧社的晚会上，雪花站在台上，出演了自己的角色。演到最后一幕，她举着离婚证书在舞台上呐喊：“老天啊！我终于解脱了。虽然我现在一无所有，但我获得了自由！”
观众在台下使劲鼓掌。
在排练的时候，雪花偶尔也会哭泣。成梅很理解她的状态，她会抱着雪花安慰：“这不是你的错。你勇敢站出来了，就是给其他的姐妹作了榜样，就是帮了很多和你一样遭遇的人。”
在成梅的印象中，雪花人瘦瘦的，保养得很好，文字功底也很好。她写的剧本，是被剧社采纳最多的。
目前，《如荒漠的家》已经被搬到其他社区和社团修改演出，算是地丁花剧社推出的影响力最广的短剧。
“刚离婚那两年，一想起来我就哭，忍受了那么多年，我当时怎么就没打他几下啊？”雪花曾口述自己的经历。
很长一段时间里，她会时不时掉下眼泪，29年的家庭暴力，就像烙在她心口上的一道伤，她用了很长的时间和很大的力气，去愈合自己的伤口。在她看来，遭受家庭暴力，是一种羞耻和软弱的象征。
“他把家里东西全摔了，然后拿起我的围裙，把我绑在炕头的三片暖气片上，拳打脚踢，打我打到凌晨两点多，打完就呼呼睡着了。我想上厕所，就叫醒他说求求你我想上厕所，他这才给我松开，然后又睡了。”雪花在口述中回忆。
当时，她的孩子就在旁边看着，“吓得嗷嗷哭”。
最绝望的时候，雪花脑子里动不动就跳出“怎么死”的念头，摸电门，吃农药……但一想孩子，自杀的念头就消了。
即使是在她来北京做家政工之后，来自家庭的骚扰和谩骂也并未停止。
她在雇主家里接到了谩骂的电话，隔着电话线，不堪入耳的字眼一个接一个蹦出来，声音大到雇主都能听到，雇主忍不住要劝她，“这样的人别要了”。
起初她拿不定注意，有时候觉得离婚不好，有时候又觉得放不下孩子。后来，在北京生活得久了，她在雇主家，在打工妹之家，看到形形色色的生活方式。许多人都劝她，该为自己而好好活着。雪花一点一点找到了勇气。
终于她下定了决心要离婚，法院门口，她差点在光天化日之下挨了揍。幸好法院的人及时冲过来，把她救了下来。
“现在，我彻底不跟他联系了，这两年精神刚缓过来。”雪花年过50岁了，成梅一路陪着她，鼓励她多出去走走，也劝着她加入了话剧社。
雪花站上了舞台，把自己不堪回首的往事讲给台下的打工姐妹，“希望大家别像自己当年那样傻”。
她认识了一些和她有着相似经历的小姐妹，这一回，雪花成了说出“跟他离婚”这句话的劝慰者。她用自己的选择鼓舞她们，用她的话说，她“忍受了那么多年”，知道那种被家暴的滋味，“太折磨人”。
雪花现在已经离开了北京，去南方发展。成梅偶尔和她还有些联系，她觉得，雪花比自己刚认识她的时候，要“开朗得多了”，在慢慢摆脱往日的阴影，也“更有自信”了。
“我们养老该在哪里呢。在北京吗？生活成本太高。回老家吗？老家已经没有了地，只剩一个户口。”
对这些打工妹来说，打工妹之家，真的就像她们的一个家。
第一次去打工妹之家，寒笑“激动得差点哭了”。这个“在异乡孤寂”的女人，就像溺水者抓住了救命的稻草，无法也不愿撒手。
一到休息日，寒笑就要赶去打工妹之家，和来自五湖四海的打工姐妹聊天。
雇佣她的那家人，奶奶和孙媳关糸不好，总为一点小事，就能吵得掀翻屋顶。寒笑想着法子帮她们化解矛盾。有时候奶奶嫌孙媳做的菜不好吃时，寒笑就说“是我炒的”，让老太太朝着她撒气。慢慢地，两人发现了寒笑的用心，彼此更愿意去理解包容对方了。
“每天都要求自己快乐地去面对工作，尽心尽力地去做好。”寒笑这样说。
2007年，寒笑去了一家保险公司，做了一名业务员，一干就是9年，客户从0到200，从普通员工到金牌业务员。2008年，她再婚了，又有了一个女儿，生活于她而言，真的有了一个崭新的开始。
但在北京的生活，仍让她时时觉得，像在海里漂着，看不到岸。
“我们养老该在哪里呢。在北京吗？生活成本太高。回老家吗？老家已经没有了地，只剩一个户口。”寒笑说。
打工妹之家的姐妹们，大部分都“没想过那么多”，寒笑没想过要留在北京，因为房子“太贵了”，落户也“太难了”。最近的一轮房价猛涨之后，寒笑已经完全不考虑买房的事了：“涨吧，看看还能涨多高。”
大女儿已经20多岁，也来到北京打工，母女俩时有见面。小女儿刚8岁，在北京读小学，至于将来的教育问题，“要看到时候的政策了”。
寒笑想过，老了以后，要离开这座压抑的大都市：“北京生活成本高，空气又不好。我在想，能不能找一个山清水秀的地方，盖一所养老院，把我们这些姐妹，都召集在一起，一起集体养老。”
苗彩丽的梦想也是开这样一家养老院。
“目前国内还没有专门的打工妹养老院吧？”苗彩丽打算等过几年，公司的业绩上去了，赚了钱，就去湖南，开一家她梦想中的养老院。最好是张家界附近，空气好，景色好，而且地价也便宜。
苗彩丽刚开了一家月嫂培训公司，公司的名字就以苗彩丽命名。开公司的初衷，是因为成梅的一句话。
“她问我，我有18年的月嫂经验，为什么不自己开一家公司，把经验教给其他的打工姐妹呢？我越想越觉得有道理。我也想给我的打工姐妹做些事情。”
苗彩丽画着精致的眼妆，穿着旗袍，一双眼睛大大的，满是飞扬的神采。她觉得北京仍然是充满机遇的，尤其是现在，二胎政策开放，正是月嫂这个行业的好起点。
她跟自己公司的每一位月嫂都签订了正式的合同，为她们缴纳了社保，想让大家未来的生活都更有保障一些。有许多从她老家来北京打工的姑娘，都进了她的公司。她上了她家乡的报纸，被称赞“创业致富不忘初心”。
在打工妹之家，她看到许多的姐妹，当了一辈子北漂，攒不够一间厕所的钱，工资都供给了老人孩子，自己的养老毫无着落。没有社保，等到老了，干不动活儿了，就将面临老无所依的困局。
“指望孩子？孩子自个儿还等着父母搭把手呢。”说着，她叹了口气。
那是一种贴着地皮生长的小花，在农村随处可见，不娇艳，生命力顽强，就像地丁花剧社社歌里描述的那样，“一簇簇，伸展着身躯，努力开放”。
彩排到第五幕，9个打工妹站成一排，一场即兴演出开始了。
大家开始介绍自己。
“四川。”
“山西。”
“河北。”
“河南。”
“甘肃。”
大家一开始还有点拘束，到后来，你一言我一语地，都放开了。
“甘肃有很多柿子。请大家去我们家吃油泼辣子biangbiang面！”
“我的老家有大峡谷，还有汾酒。”
“我们那里有衡水老白干！大家都来尝尝我们家乡的特产！”
一袋子点心被拎了出来，气氛立刻就热烈起来。
“其实，我们一年在家里的时间都很短，春节回去几天，过了春节，又急急忙忙赶回北京，大部分时间是在北京度过。”寒笑说着即兴发挥的台词，“我们的家究竟在哪里？哪里才是我们的家呢？”
“当然是在北京了！”扮演剧中打工妹“侯子”的剧社成员扬声接了话茬。“北京才是我们的家。”
“北京却未必让我们把这里当成家。”不知是谁，在人群里插了一句。
“当初只是想出来打几年工，挣点钱，早晚还要回老家去，可是现在呢，老公孩子都在北京，连父母都跟着来北京了，老家都没有什么亲人了。” 剧社成员刘春花说。
“是啊，老家也没地种了。”贾慧凤的声音格外响亮，“北京也留不下，老家，也回不去啦！”说到这里，她夸张地扬了扬手。
“20多年啦！”
“是啊，我都当妈了……”
“我都当奶奶了！”
在这里，大家已经分不清，这是戏剧，还是真实的生活。因为打工者流动快，剧团里的成员，前前后后加起来“有百来个”，常驻人员“有十来个”。
对于这个剧社的“演员”来说，什么时间休息都要看雇主的时间。彩排时间，就像是干海绵里的水一样，再怎么用力挤，都显出捉襟见肘的窘迫。
最悬的一次，演出还有半个小时就要开始了，一位主要角色因为雇主临时有事，迟迟没有出现，演出差点就开了天窗。最后，那位剧社成员几乎是踩着点儿上的舞台。
距离这一回的“十一”演出还剩下7天，最后一次彩排上，由于临时调换演员的缘故，还有三分之二的人没有背熟台词，她们不得不捧着A4纸打印的剧本，一边走位一边背。
贾慧凤还清楚地记得第一次演话剧的场景。 “那时候哪知道剧社是干什么的啊？”贾慧凤大大咧咧地说，“还以为就是唱歌跳舞之类呢。”
第一次上台的时候，贾慧凤演一个农村老太太，灯光一打，台下一大群人坐着，盯着她，她“心跳快得像是要缺氧了”。
现在的她心理也放开了，念台词都可以不用麦克风，有需要的时候，她甚至可以在地上打滚儿。
“我都大几十的人了，还能上北京的舞台呢。”她自豪地说。
5年前，带领大家演话剧，是成梅的主意。
成梅穿着一条到脚踝的白色蕾丝长裙，扎着棕色的腰带，踩着一双白色平底休闲鞋，过肩的长头发披散下来，腰身细细的，大家都羡慕地说：“身材真好”。
同样是农家女出身的她，喜欢看综艺节目，看演出，看电影。她跟剧团的每个人说，要明白自己想要什么样的生活， 她说：“我最想要的是自由。”
她的奶奶是童养媳，是个典型的小脚女人，她爷爷早早就去世了，奶奶就这么守了一辈子。她的母亲家里有姐妹3个，给她的4个舅舅换了亲。
打小儿，有一个念头就在成梅心底，慢慢生了根发了芽：决不再过和祖祖辈辈的女人们同样的生活。
家里人都说她性子野，像个男孩，但在成梅自己看来，“我就是我”，性别并不重要。她来到北京，成了北漂，在超市发过传单，在公司当过文员，有时候同时打着好几份工。
在成梅眼里，地丁花剧社是个草根剧社，讲的也都是草根的故事。
这些打工妹把自己都称作“地丁花”。那是一种贴着地皮生长的小花，在农村随处可见，不娇艳，生命力顽强，就像地丁花剧社社歌里描述的那样，“一簇簇，伸展着身躯，努力开放”。
（张渺 应采访对象要求，文中寒笑、雪花为化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