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找最后一线希望
赴美治疗癌症，既不是必然生存的活路，也不是人财两空的死路，而是多一条路
从北京到美国休斯敦的航班需要15个小时，老黄陪妻子一年间4次往返。这一趟趟长途飞行，被他们视为治疗癌症、拯救生命的最后希望之路。因为在旅程的那一头，有全球顶尖的癌症治疗医院——美国安德森癌症中心。
2014年5月，妻子被诊断为肺高分化粘液腺癌，当时肿瘤还没有出现转移。2015年春节前，4个周期的化疗结束，医生说治疗效果不错，夫妻俩满心欢喜地回家过年。然而，好景不长，妻子左肺癌术后复发。
不差钱的老黄决定带着妻子去美国安德森癌症中心看病。美国主治医生确定治疗方案：同步放化疗。开出的化疗药物和国内是一样的，只是剂量不同，价格却高得多。美国一次化疗3万美元左右，大约是国内价格的6倍。治疗持续了近2个月，此后每3个月回美国复查。
美国就医并非一帆风顺。今年9月，妻子原来放疗过的部位癌症复发。两年内两次复发，对老黄全家来说，精神压力巨大。病情的变化，带来了治疗方案的改变。通过对妻子肺功能定量影像检查，提示其左肺功能仅占总肺功能的2.19%，因此妻子在医院全麻开胸，左肺全切，术后住院4天就带药出院休养了。让老黄略感安慰的是，手术中切除的13个淋巴结未发现癌细胞，医生认为不需要后续化疗，这意味着起于左肺的癌症复发就此终结。
到海外就医，并不是每个人都那么幸运。国内某知名企业高管董女士被确诊为乳腺癌，在上海做了手术。4年后复发，癌细胞出现在肺部、肝脏和骨头，在国内已没有医院愿意收治。抱着死马当活马医的心态，她决定去美国看病，于是找到盛诺一家公司董事长蔡强。盛诺一家是国内首家海外医疗中介机构，帮助她联系去美国的梅奥诊所看病。住进医院后，梅奥的医生对董女士的乳房、淋巴和肺部癌细胞重新进行了免疫组化检测。根据检测结果，制定了完全不同于国内医院的治疗方案。在她生命中的最后两年，生活质量有了很大提高。尽管癌症不可治愈，但董女士觉得赴美看病还是值得的。
中国癌症统计数据显示，2015年我国预计新发肿瘤病例约429.2万例，相当于平均每天约12000人新患癌症。盛诺一家过去一年转诊的中国患者仅过千人，但这已经是国内最大规模的转诊机构。相对于庞大的中国癌症患者群体，海外医疗市场发展只是刚刚起步。
蔡强说，美国医生也并非神仙，不是所有疾病在美国都能得到治愈或缓解。赴美治疗癌症，既不是必然生存的活路，也不是人财两空的死路，而是多一条路。
可供选择的疗法更多
国内抗癌药物更新太慢，以肺癌为例，目前国内基本还在使用第一代靶向药，但美国已经出现第三代，甚至第四代也已经在临床试验中
北京市朝阳区私企老板郑先生为确诊肿瘤吃尽苦头。去年6月体检，郑先生发现了双侧颈部淋巴肿大。随后他在北京一家三甲医院复查，医生觉得淋巴结肿大可能和他口腔内上颚的结节有关。虽然这个结节已伴随郑先生30年，但是医生建议，为了防止癌变，最好把上颚结节切除。郑先生听从了医生建议，结节切除后，病理提示是玻璃样变纤维瘤(良性)可能性大。
郑先生刚松了一口气，可半个月后，颈部淋巴结的活检发现了癌转移，而原发灶却一直无法确认。一家医院一家医院地跑，一个医生一个医生地找，不同科室轮番挂号，诊断结果往往不同，真不知该听谁的。他将那个肿块的病理切片送去北京4家大医院做病理分析，一遍又一遍地检查，但就是没找到原发灶。
病情不等人。医生只能按照原发灶不明腺癌来制定治疗方案，郑先生接受了手术、放疗和化疗。而治疗结束后仅仅4个月，他开始出现胸骨的疼痛，扫描发现胸骨、肋骨出现了多发骨转移。他决心到美国寻找病因，他说：“当时就是不服气，就算死了也得知道原发灶在哪里。”
郑先生出国前三天，中国医学科学院肿瘤医院的病理会诊结果出来了：淋巴结转移性腺癌，结合免疫组织化学检测及临床情况提示涎腺导管癌。这个结果与美国医院后来的诊断结果相近。美国病理科医生从郑先生带去的上颚结节切片中找到了根，诊断结论为：恶性唾液腺混合性肿瘤伴骨转移。
今年11月15日结束在美国最后一个周期化疗后，郑先生开始接受靶向药治疗。他说，第一次在美国做影像扫描时，片子上的强光点让他头皮发麻，骨转移位置之多让他害怕。但是两次化疗后复查CT，扫描显示光点大大减少和变小，恐慌了1年多的郑先生第一次有了笑容。
中国人为什么去美国看病？原因在于两国癌症病人生存率悬殊。根据美国癌症研究所的最新统计，美国癌症病人5年生存率达到66.9%，美国安德森癌症中心大部分癌症病人的5年生存率达80%。相比之下，中国国家癌症研究中心2014年在《国际癌症杂志》上发表一项全国性的调查结果显示，中国癌症病人5年生存率仅为30.9%。
蔡强坦言，可以使用新靶向药物的患者获益最大。国内抗癌药物更新太慢，以肺癌为例，目前国内基本还在使用第一代靶向药，但是美国已经出现三代甚至四代和最先进的免疫疗法药物，“可供选择的‘武器’更多”。
据统计，美国陆续上市的癌症靶向药仅有25.4%在中国上市，余下74.6%还未在中国上市。以肺癌靶向药和免疫药物为例，美国上市12个，中国上市4个，中国目前用的最新靶向药——赛可瑞，是美国2011年获批的。
首都医科大学肺癌诊疗中心主任支修益说，中国外科医生的临床实践机会和手术技能不比美国差，但最新的药物、最好的技术引进，可能需要一定的时间。在药物和技术方面，中国本土创新还有不少差距。
张玉蛟是安德森癌症中心肺部肿瘤临床放疗中心主任。他介绍，美国所有的肿瘤都是多学科一起共同探讨。美国医生在培养的过程中非常严格，每个疾病什么情况下需要单一治疗或者多学科治疗，都有规范。医生从业后，万一违反诊疗原则，保险公司不付钱，连工作都保不住。
支修益说，中国已经开始学习美国的多学科综合治疗模式，但能落地的并不多，多数医院只是坐到一起探讨而已。关键是建立一种机制，形成一项制度，只要病人一住院检查完，必须经过多学科讨论，这样才能真正提高诊疗水平。
医疗差距主要是服务
中国患者到海外就医，最满意的是能够跟专家有深入的沟通交流，充分表达自己的诉求，而国内医生配比不足，只能流水线作业，往往顾得上病却管不了人
林女士9岁的儿子患上脑瘤后，多方求治无效，她决定去美国看病，经盛诺一家联系好了哈佛医学院附属麻省总医院。她说，第一次见到美国专家，最意外的是专家一直通过翻译问她：“还有什么问题吗？”直到她把所有问题问完，那次门诊足足用了50分钟。
在麻省总医院给儿子做质子放疗时，儿子最初并不想做，但每次护士都会送他一个小熊，10次后就能换大熊。于是，他每次都催问妈妈什么时候去治疗。一家人忙着抗癌，忘记了给孩子过生日。让林女士意外的是医院工作人员送来生日蛋糕，还拿着乐器为孩子庆祝生日。
看病，疗效当然是核心诉求，但这是一个系统工程。中外医疗的差距，主要体现在服务上。国内医院一般注重医疗，不注重服务。蔡强认为，满足多样化的医疗需求，不只是提高医疗水平，还要为患者提供满意的服务。中国患者到海外就医，最满意的是能够跟专家有深入的沟通交流，充分表达自己的诉求。
在克利夫兰诊所，经认证的治疗犬会出现在护理病区，探望患者和家属，为患者和家属带来笑声和欢乐，减少焦虑。在波士顿儿童医院，还有多种关怀活动，如小丑关怀队在孩子的病床前表演，包括杂耍、喜剧、魔术和音乐，让孩子忘却疾病的痛苦。
不到10岁的兜兜得了尤文氏肉瘤，被上海的几家三甲医院判了死刑。筹到100万元费用后，哥哥小孟带着他来到安德森癌症中心看病。两期化疗，耗资巨大，但兜兜的原发肿瘤反而增大了，医生迅速调整化疗方案。小孟对医生的方案提出疑问时，医生拿出来的是几十份研究文献，每一种治疗都建立在大量研究和数据的基础上。最关键的一点是，小孟相信他们跟药厂没有利益瓜葛，不至于为了吃回扣而过度治疗。
梅奥诊所医生看一个病人收600美元，而国内三甲医院医生的收费只相当于2美元。美国的医生收入与卖多少药无关，与做多少手术无关。河南一位企业家想去麻省总医院做基因检测，提前预付了2万美元费用，到了做体检时，按照流程先做了一个3000美元的基础检查。结果出来后，医生很高兴地告诉这位企业家：“你的身体情况很好，不需要再做基因检测了。”这位企业家说：“我就是奔着你们这个基因检测来的，钱也交了，你就给我做一下吧。”美国医生说：“对不起，根据流程和结果你不需要做了。”退钱，走人。这位企业家后来很感慨：“我搞明白了，美国医生是专门看病的。”
“在国内找到好医生、好医院很难，就算找到了，尽管医生并不想要，但患者还是想尽办法托关系送红包。国内医生每天要看的患者实在太多了，甚至连去卫生间的时间都没有，导致医生顾得上病却管不了人。”一位去美国看病的患者认为，国内医生配比不足，压力巨大，每天面对川流不息的病人，只能流水线作业。如果再不改变服务理念和就医体验，可能会有越来越多的患者选择海外就医。
（责任编辑：杨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