丰碑——三千“国家的孩子”与“草原母亲”的传奇

　　夕阳昏黄,忧伤的马头琴声掠过草原,在空旷的原野上回荡。头发灰白的黄志刚,手捧蓝色的哈达,弯腰敬上一杯酒,长跪在一座墓碑前。望穿远方,泪眼蒙眬。风中的额吉啊,您却不在我的身旁。

　　2017年7月26日,内蒙古镶黄旗宝格达音高勒苏木,黄志刚来给母亲上坟。墓碑上面镌刻着:慈父道尔吉,慈母张凤仙。

　　蒙古族没有立碑的传统。但是,黄志刚和5个汉族兄妹却给他们的蒙古族母亲立了一座碑。

　　原本相隔千里,没有血缘关系,如今却骨肉相连、生死相依。三千汉族孤儿与蒙古族母亲之间,演绎了一个超越地域、血缘、民族的人间传奇。

　　草原母亲把三千孤儿捧在手心里

　　灾害、饥荒、疾病……1959年到1961年,上海、江苏、浙江、安徽等地陷入了困难,育婴堂的米粮眼看就要见底,被政府收养的几千个孩子面临死亡威胁。

　　周恩来总理和时任内蒙古自治区党委书记、政府主席乌兰夫商量,决定把这些“国家的孩子”送到草原。

　　消息像风一样迅速传遍草原。年迈的额吉、中年妇女、新婚夫妇,有的骑着马,有的赶着勒勒车,有的步行几百里,争先恐后收养这些孤儿。有的夫妇没有领到孩子,委屈得流下了泪水。

　　1961年,年轻的张凤仙在哈音哈尔瓦公社卫生院当护理员,有6个汉族孤儿被临时安置在卫生院旁边的学校里。张凤仙打心眼里喜欢这些小家伙。眼看就要入冬,她心头一动,便和在畜牧场工作的丈夫道尔吉商量:结婚至今还没有孩子,咱们收养他们吧。张凤仙郑重承诺:一定能够养活好6个孩子。

　　像待哺的羔羊,小家伙们找到了母亲;像小鸟归巢,孩子们有了一个家。

　　分配到草原各地的三千孤儿,大多数被额吉直接带回了家,少数身体差的被安养在苏木乡镇的保健站里。

　　19岁的少女都贵玛被招进四子王旗保健站,负责28个孩子的生活。做饭、洗衣、煮牛奶、教蒙语、和孩子们一起玩、哄孩子们入睡……每天忙得四脚朝天、焦头烂额。

　　有一天,小不点呼和突然流着鼻涕跑过来叫她“妈妈”,她的心一阵咚咚跳,张开双手把孩子搂进怀里。晚上,呼和甩着小胳膊撒娇要和“妈妈”一起睡。都贵玛也是孤儿,理解孩子对母亲怀抱的渴望。她一把把孩子抱在怀里,小呼和安静地入睡了。看着一屋子的孩子在夜色中甜甜地进入梦乡,都贵玛露出了幸福的笑容。

　　上世纪60年代,物资紧缺。有一年春节前夕,政府特批给三千孤儿每人5斤大米,领米地点却在百里外的化德县。张凤仙赶着牛车出发了。寒风刺骨,大雪纷飞。领上米,她急急地往回赶。夜幕下,四野无人,牛车发出孤独的吱呀声。寒冷、劳累、饥饿阵阵袭来,张凤仙再也坚持不住了,靠着牛车瘫坐在雪地上,昏昏沉沉地睡去,手里还攥着赶牛的缰绳。一阵寒风袭来,张凤仙睁开双眼,拍打身上的积雪,赶着牛车又出发了。三天三夜,张凤仙回到了家。看着6个孩子大口大口地扒拉着香喷喷的米饭,张凤仙眼睛笑得眯成一条缝。

　　朝克图患有先天性小儿麻痹症。那天,锡林郭勒盟苏尼特右旗的牧民敖根来认养他时,身材矮小、骨瘦如柴的他躲在角落里,惊慌地看着来人。敖根慈祥地笑着,伸出温暖的双手,从此结下了母子关系。

　　1969年冬,那是敖根生活最艰难的一个冬天。白天,她在牧场里背石头、修水渠,晚上挨批斗。回到家里,她做的第一件事是为朝克图冻红了的双手、双脚取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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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草原上的额吉们都悉心地照料这些“国家的孩子”,苦心教育他们长大成人。张凤仙的6个孩子个个有出息,巴特尔考进了南京气象学院,黄志刚在旗物资局当采购员,党玉宝参了军,毛世勇也入了伍,其木格当了邮电局话务员,高娃考进了南开大学。

　　“长生天在看着我呢”,这是草原母亲们常说的一句话,慈爱的目光、温暖的怀抱、炊火上的奶茶、毡房里的摇篮曲……草原上的母亲用博大的胸怀铸造起一座母爱的丰碑。

　　汉族孤儿和蒙古族母亲谁也离不开谁

　　这是一片完全陌生的世界,语言听不懂,饮食不习惯,小伙伴们排斥这里的一切。黄志刚、毛世勇等6个孩子结为兄妹,抱团抗拒收养,大人一不注意,就合计着集体逃跑,直到“红脸阿姨”张凤仙的出现。

　　张凤仙红脸蛋、细眼睛、慢声细语,属于典型的蒙古族妇女。她每天都会过来瞄他们一眼,给孩子洗衣服、洗脸、梳头,还会带几块糖果。孩子们渐渐喜欢上了她。

　　这是一群营养严重不良的孩子,毛世勇像秋霜打过的葵花杆,弱小、干瘦、面黄,像只生病的小猫,被张凤仙唤为“小猫”;6人中年龄最小的高娃,头上长着疥疮,流着脓……但在张凤仙的心中6个孩子个个都是宝贝。

　　生活在南方的孩子吃不惯草原上的果条和炒米,张凤仙把家中的面换成米,做米饭给孩子们吃;孩子们喜欢吃饺子,张凤仙向别人学习怎么做饺子;孩子们逐渐爱上了奶茶和带“膻”味的羊肉;张凤仙夫妇一句句地教他们说蒙语……孩子们逐渐融入了家,融入草原。

　　刚进草原,孩子们衣服上都夹着一块小布条,上面的数字编号就是他们的名字。走进蒙古包,草原母亲给他们每个人都取了好听的名字——国秀梅、党育宝、乌兰、格日勒、娜仁花……

　　接羔羊、配草、拌料……敖根手上总有干不完的活。母亲的忙碌,变成了朝克图碗里丰盛的饭菜、身上温暖的衣裳。牧区的冬天风狂雪大,母亲把他捂得严严实实。母亲外出,朝克图总在张望守候着;母亲归来,远远地就对朝克图招手……

　　冬去春来,朝克图和敖根朝夕相处,相依相偎,不是母子,胜似母子。

　　敖根白天干重活,晚上受批斗,无法忍受折磨,有一天夜里,她拿出了藏在身上的刀子,走出蒙古包准备割腕自尽。可是,她没走多远就昏了过去。当她醒来时发现,儿子趴在雪地里,手握石头拼命地砸着那把刀。她扑了过去,母子俩紧紧地抱在一起,泣不成声……

　　通嘎拉嘎两岁时,母亲赞达拉毅然辞掉工作专门照看她,既教她学说蒙语,又执意让她学汉语,为的是她将来有个好出路。幼小的通嘎拉嘎却以为母亲不要她,抱着母亲的大腿说:“我就要学蒙语。”通嘎拉嘎喜欢花,母亲特意给小姑娘养了一盆太阳花。在她的心中,母亲就像草原上随处可见的太阳花,平凡、微小、顽强、不屈。成家后,通嘎拉嘎的家里永远栽着一盆太阳花。

　　母亲车布勒的性格影响了丹达嘎的一生。车布勒生性善良,不与人争锋,温润敦厚,从不抱怨,陌生路人来到家里,她一定会端上一碗热乎乎的奶茶。丹达嘎一生坚守着母亲做人的信念:与人为善,助人为乐。

　　都贵玛抚育了28个孩子,每养壮或养大一个,就被领养家庭接走一个,她经历了28次痛苦的离别。现在,她成了最富有的人——孩子们成家立业都有了后代,她生活在一个上百人、多民族的大家庭。“我从心里爱他们,也真心感谢他们,让我体会到了做母亲的快乐。”

　　1991年,积劳成疾的张风仙住进了医院,6个孩子守候在病床前。弥留之际,张凤仙叮嘱巴特尔:“我还是希望你回上海找找亲生父母。”巴特尔说:不找了,我的心就在草原。

　　远在千里之外的汉族孤儿,和草原上的蒙古族父母组成一个家庭,一起经历风雨,一起度过春秋,相依相守,相亲相伴,彼此再也不能分离,在草原上铸造起一座民族团结的丰碑。

　　担起国家重托　报答“母亲”恩情

　　苍穹之下,总有一种力量带来希望。

　　当年,三千孤儿的命运牵动着周恩来总理的心,乌兰夫代表草原人民主动担起这份国家责任:“把孩子送到内蒙古草原,送给牧民,牧民很喜欢孩子,不管谁家的孩子都喜欢。”

　　那个年代的内蒙古尽管同样困难,但接到国家的这份重托,内蒙古紧急部署,接运、安置、吃住、照料、医疗……在细致入微的安排下,三千孤儿顺利来到草原的怀抱。

　　“接一个壮一个”是对国家的承诺。首批送来的孤儿中有一个不幸去世,这可了得!乌兰夫赶紧组织调研,问题出在哪里?原因很快查清:送到草原来的孩子身体都特别虚弱,加上水土不服,一下子进到牧民家里喝奶吃肉,身体不适应。

　　接收方案迅速调整,身体不好的孩子先在保育院治愈,等休养强壮后再交给牧民。对少数残疾孤儿,就先放到幼儿园指定专人抚养。

　　在毛世勇的记忆中,妈妈打了他们一次。有一年夏天,4个男孩把饮牛槽当船在湖上玩。张凤仙得知后发疯似地跑到湖边:这湖很深,曾淹死过人。张凤仙把他们抓上岸,一边打,一边大哭:“你们淹死了怎么办,你们淹死了怎么办?”在张凤仙的心里,他们不仅是自己的孩子,更是“国家的孩子”,出了闪失无法向任何人交代。

　　车布勒收养丹达嘎不是为了养儿防老,而是接受国家的嘱托。她不让丹达嘎干重活,送他出去当兵,却把自己亲生儿女留在牧区放牧。

　　包产到户时一些牧民宁愿不要牛羊也不愿意分担嘎查的外债。丹达嘎站起来:请老乡把牛羊领回去,外债我来还。那时,丹达嘎想到了母亲,觉得自己有责任担当起来,他带领牧民用5年还清了20万元债务;他家旁边住着一位生活困难的五保户老太太。丹达嘎想到了母亲,把老人接到家里抚养了10多年。

　　通嘎拉嘎从母亲那里学会了缝制民族服装的手艺,开办了服装店。她免费培训牧民学习制作民族服装。她说,一针一线都代表着对母亲的回报,对草原的回报。

　　2002年12月2日,位于上海市普育东路20号的原“上海市儿童福利院”的院子里,有10多个昔日的孤儿前来寻找自己的“根”。他们把草原的盐撒入黄浦江,把江南的水装一瓶带回草原。当时在苏木当书记的查干朝鲁,参加了那次活动,他说:“大半辈子,根早扎在了草原上。”

　　丹达嘎被评为锡林郭勒盟带领牧民奔小康先进个人、毛世勇在部队三次获得嘉奖、黄志刚被镶黄旗物资局记二等功……一枚枚金光闪闪的奖章、一张张红彤彤的奖状,“国家的孩子”用汗水和心血回报养育他们的土地和人民。

　　草原上的花朵向太阳,草原上的儿女心向党,草原人民像蒙古马一样坚韧、担当、感恩、奉献,伟大的母亲和“国家的孩子”在草原铸造起一座爱国的丰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