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民工维权困难多：案件未定论维权农民工就退出了

　　维权过程漫长，法律知识欠缺，心理准备不足、犹豫担忧不自信……工会维权律师剖析农民工维权路上的“沟沟坎坎”时认为——

　　“维权中，心理疏导和法律支持同样重要”

　　本报记者 柳姗姗

　　一桩涉及100多名农民工工资与社保的案件，只有6人找到吉林省总工会申请法律援助，工会维权律师接下案件后，陆续又有4人退出，最后只有两人维权到底。

　　“就是这两个人，一直也表现得非常犹豫、担忧、不自信，甚至在开庭和最后签字时都还忍不住全身哆嗦。”

　　吉林省总工会维权律师王雨琦近日在接受《工人日报》专访时，为记者讲述了她新近参与的一起农民工讨要工资与社保案，并剖析了农民工维权路上的那些“沟沟坎坎”——企业或拖或躲，维权过程漫长，法律知识欠缺，心理准备不足……

　　案件尚未有结论，维权的农民工大多退出了

　　农民工张某从2001年初开始到长春市某公司做操作工，直到2013年2月以后，企业才为她缴纳社会保险。今年1月开始，因企业效益不好，张某每月工资仅有300元，在这家公司工作的100多名农民工都面临着同样的问题。4月，张某联合其他5名工友，一起找到吉林省总工会，请求法律援助。

　　吉林路朗律师事务所律师王雨琦作为省总工会维权律师接待了工友们。王雨琦仔细查看了6人手中的证据，发现只有张某和李某的能够证明劳动关系和工作时限，于是指导其余4人寻找类似工作现场、工资发放等相关证据。

　　没过多久，有1人因寻找不到有力证据，又怕官司不赢被企业穿小鞋，先后三四次犹豫要退出维权，并最终退出。

　　5月以后，农民工们开始回乡春播，返工时因工作量骤增，个别车间工资重新涨至每月1800元以上。觉得目前的收入可以维持生活后，又有3名农民工退出维权。

　　此时，王雨琦已将6人的相关诉求材料全部提交至劳动仲裁机构，尽管她一再保证撤诉后，这些资料不会对职工个人造成影响，但退出的农民工仍坚持要求律师帮其取出，以期彻底消除“案底”，避免此事给自己在企业的正常工作造成困扰。

　　时至8月，王雨琦代理剩余两名农民工的案子在劳动仲裁部门等候两个月仍未立案，为加快案件进度，王雨琦又和仲裁部门沟通裁定驳回。最终，案件于8月中旬在长春市高新区法院立案，并在9月19日开庭。

　　庭上，企业律师坚持抗辩，声称原告是临时工，不用补缴社保。所幸，王雨琦未雨绸缪，提供了企业更名前原告便在企业工作的入厂证明。

　　“在为农民工维权时，适时的心理疏导和法律支持同样重要”

　　“我国现行法律规定的劳动争议处理机制是一裁两审制，该类案件处理起来不仅麻烦，耗时也长，基层职工很少能有时间、精力和经济实力应付得来，这也是很多职工被侵权后不是选择忍气吞声，就是在走投无路时闹访的原因之一。”王雨琦告诉记者，约有80%经过仲裁程序的劳动争议案件都会继续走司法环节，仲裁某种程度上反而拖延了案件处理时间，违背了制度建立的初衷。

　　相较于其他类型案件，劳动争议案件时间跨度要长很多。劳动仲裁部门本身人手就十分有限，尽管《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规定仲裁委员会收到申请5日内，对符合受理条件的应当受理，且受理后需在45日内结案，但在具体执行中非常困难。

　　“像这个案子，等了两个月没立上案也算正常，一裁两审下来，扣除中间案件移送时间和相关鉴定时间，最少耗时一年多。”王雨琦说，这样高的时间成本对职工来说非常不利。而且一旦走程序维权，职工还极易面临被企业辞退，没有活干没有收入的窘境。

　　农民工在维权过程中的犹豫、担忧非常多。王雨琦分析道，农民工法律意识薄弱，有时甚至不明白自己的哪项权益被侵害了，诉求低，即使被逼到一定程度，也常常胆子小，不愿惹事。一旦通过法律途径主张权利之后，农民工又担心能否赢得官司，“内心十分脆弱与敏感。”在法律援助期间，农民工经常不分时间、地点、场合咨询律师，“要求律师给一个清楚的说法。”

　　王雨琦认为，“在为农民工维权时，适时的心理疏导和法律支持同样重要。”

　　填补维权路上的“沟沟坎坎”，根本上还是要靠制度

　　这个案件一审胜诉了。但面对企业可能的上诉、或者执行难等问题，律师还是希望能够说服企业同意调解。 王雨琦以工会维权律师的身份和企业相关负责人联系协商，一周后，企业保证为百余名农民工全部补缴社保。

　　当天下午，王雨琦跟法庭提出调解请求，第二天一早，双方在法院签订了调解协议书。目前，张某和工友们的工资全部回升到1800元，社保补缴在望。

　　自2015年担任工会维权律师以来，王雨琦统计，两年内接访的案子有50个左右，真正走法律途径的案子有6个，大多数案件需要维权律师用智慧帮农民工争取权益。王雨琦还发现，维权职工文化程度在初中以下的占80%左右，他们的普遍特点是不懂法律，维权时有畏惧情绪，还有部分人对法律理解也比较片面，经常会寻找相似的案例为依据提出不合理的要求。

　　如何填补职工维权路上的“沟沟坎坎”？王雨琦认为，根本上还是要从制度上予以解决。 她建议，进一步扩大劳动争议一裁终局的案件类型和种类范围，对很多证据一目了然、能够充分证明事实的均采用此种方法解决。

　　在源头上，劳动监察部门应主动作为，经常积极检查企业用工情况，将劳动纠纷解决于萌芽状态。如果该部门缺乏法律力量，还可以通过向社会组织采购法律服务的方式予以解决。 王雨琦还建议，职工尤其是农民工，在工作时也要注意收集证据，尽量多保留工作痕迹，以免到维权时因缺乏证据步履维艰。同时，职工应加入工会组织，以便在遇到困难时寻求工会的援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