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月的一个上午，专程来广东、福建两省采风的我，来到深圳莲花山公园山顶广场。看到人们举着手机一个接一个地围着邓小平同志塑像拍照，想想沿途看到的改革开放之后发生的巨大变化，不知怎的，竟然眼中含起了泪花。
回想上个世纪七十年代，我姑姑的一双儿女都会照相，一个在陈集公社开照相馆，一个在高集公社开门市。那时候，会照相是令人羡慕得流口水的技术活，能开照相馆更不是等闲之辈。相片在当时是个稀罕物，一家人能照个全家福绝对是小康人家；女孩说婆家一般是先见照片，男孩找媳妇也常常是先见照片，能相中照片，婚姻大事也就八九不离十了。
表哥表姐到我家走亲戚的时候，常常带着照相机，借看望我父母的机会，顺便给姥娘门上的亲朋好友照个相。红布一蒙，黑里透红，站好别动，一分钟就成。表哥表姐把自己的头盖在红布里，调好照相机，然后再把头从红布里抽出来，右手扬起，左手握住气棒一类的东西，说道：“往这里看！靠左一点，向右一点，收住下巴，抬抬头，笑一笑！”随着“滋”的一声响，人像定格，照片就照好了。
我们家在村里是大辈，别人喊我表哥一声表爷爷，喊我表姐一声表姑奶奶，照一张相就能便宜五分钱。在那个时代，五分钱可是大钱，在我们村里一个壮劳力一天的工钱也就八分钱！能在我们家照相，省钱不说，还少跑六七里路去集市，更主要的是有的大姑娘或者小伙子借照相的机会，把该见的人直接见了。
我家不算大的院子仿佛成了集市，村里的男男女女常常在这个时候到我家串门，有照相的，有看照相的，有蹭茶水吃瓜子的，也有不少借机相亲的。我父母拿出瓜子、糖果和茶水招待他们，他们喝着茶水，嗑着瓜子，聊着天，有说有笑。母亲从里帘屋内进进出出，一会儿去端糖果，一会儿去倒水。平时脾气暴躁的父亲见谁几乎都要打招呼，给人家敬烟，让人家进屋喝茶水或者嗑瓜子，给人家说中午或者晚上别走了，有现成的肴盅，坐下来一起喝酒。这些来的村人，有的摆摆手，说一声：“大爷爷，您快去忙吧，我们照个相就走！”有的一打招呼就进了我家正房，在八仙桌子旁坐下来，从国际大事到家长里短，一直聊到傍晚月亮挂上树梢。
家里所有供村人享用的糖果和瓜子，包括烟酒，都是平时我父母从自己牙缝里挤出来的，他们自己不吃不喝，也不让我们这些儿女们吃喝。母亲私下对父亲说，你和孩子对这些烟呀酒呀糖果瓜子呀，连个牙印都没有沾过，省了一年的东西都让这些串门子的和外甥外甥女吃了，我心疼得慌呀！父亲却说，咱家四五个跟牛犊子一样的男孩子眼看着一个个长起来了，有人能进咱家的门就是咱家的福气，说不定来吃吃喝喝的，就是咱家的贵人，就是咱家孩子的媒人。
能给儿子个个讨上媳妇，是我父母最大的心愿。可在1979年，我父亲永远地离开了我们。他老人家至死也没有看到儿子个个找个媳妇，更没有与后来都有老婆孩子的儿子们照上一张全家福。
因为对照相有着神圣和美好的记忆，我军校一毕业，就用第一个月的工资买了一款傻瓜相机。拿到相机，我如获至宝，轻易不敢示人，只有在夜深人静的晚上，才从箱子底里翻出来，一遍又一遍地把玩。这样的日子持续了一年多。后来，认识妻子后，我才买了第一盒胶卷，正式把这款傻瓜相机挎在肩上，记录起我的生活。它几乎成了我外出时形影不离的朋友，在“咔嚓咔嚓”声中，记录了妻子与我从相识、相知到相恋，再到结婚生子的一个个美妙的瞬间。
在这款相机拍摄的所有照片中，有一张照片令我印象最深刻，它是拍摄于山东聊城环城湖上的一张生活照。
1998年的春夏之交，一个难得的好天气。这个上午，妻子没有班，我向单位领导请了假，带上两岁的儿子和七旬的母亲去环城湖上度周末。在碧波荡漾的湖面上，我在船头划船，母亲和儿子坐在船中，妻子在船尾注视着他们。船在我的操纵下，时而急驶，时而缓游。母亲的面容慈祥，儿子的样子可爱，妻子挽起长长的秀发，竟情不自禁地唱起了歌。下船时，妻子立在一旁，母亲探着头、拉着儿子的手正要离船，得空的我连忙拍下了这张珍贵的照片。在我看来，照片上的船仿佛是我和妻子组成的小家，母亲照看着我的儿子，而我经常漂泊在船的外面，生活在部队这座大熔炉里。
自此之后，或许受了我的影响，妻子也爱上照相这一行，从我那台傻瓜相机开始，到2006年的数码相机，再到后来的手机照相，妻子走到哪里拍到哪里，生活在哪里拍到哪里。今年3月，我与妻子认识二十五周年那天，我帮她换了一台内存128GB的华为手机。妻子高兴地说，这么大的内存够我用两年的了！
世事沧桑，时代变迁。照相的故事，见证着不同的时代，记录着不同的人生，诉说着人们对美好生活永远的向往和追求。
（责任编辑：杨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