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念改革开放40年:一列绿皮车,从岁月驶来

2018年11月13日 11:01   来源:工人日报   

  高铁时代,一趟平均时速32公里的绿皮车,还在鲁中山区每日往返着。

  它曾是进出大山的唯一交通工具,是农产品、劳动力转换为家庭花销、孩子学费的“中间人”。

  列车开行的40余年里,有的年轻人通过升学,沿着铁路进入了城市;有的年轻人从城市回到乡村,抓住铁路和公路延伸出的机会,把偏远的家乡带入了市场经济的浪潮之中。

  当交通工具越来越便利、速度越来越快,这趟如古董般的慢火车并未成为历史,反而成了山里人离不开的老朋友,还引来各地“驴友”的造访。一时间,古董变成了“网红”。

  人在变,村庄在变,绿皮车却始终没有改变,朝着“快”时代恒定前进。

  ——题记

  退休半年多,赵新华还是常常在凌晨三四点从睡梦中醒过来。此前37个年头中,这都是她起床准备去上班的时间点。

  早上6时多,距离赵新华家不到3公里的淄博火车站,渐渐热闹起来。6时52分,赵新华曾经工作过的7053次列车将准点从这里驶出。

  中国铁路济南局集团有限公司青岛客运段7053次列车由淄博开往泰山,当天下午再原路返回,是淄博站唯一的始发列车,于1974年正式开行。

  此后的30年里,中国的火车从老式的蒸汽机车演变为内燃机车进而到电力机车,最近10年又有了时速可达300公里的高铁。但7053次列车仿佛静止在历史中,至今仍以内燃机车牵引,没有空调和电茶炉,是一列真正意义上的绿皮车。

  这辆绿皮车,全程行驶184公里,停靠24个车站,时长5小时49分;同样的时间,乘坐高铁从北京出发,刚好可以抵达1600公里外的长沙。由于有不少停靠站是在村庄里,7053次还有个“庄户列车”的别称。

  40年时间,改革的浪潮席卷了全中国。7053次列车驶过的鲁中山区,也随之发生着一波接一波人与事的变动。无意间,这趟不紧不慢运行着的火车,成了百姓生活巨大变迁的见证者。

  通往大山外的唯一纽带

  10月中旬的一个周末,6名山东理工大学的学生随着人潮登上了7053次列车。可以由下往上拉起的窗户,车厢顶部整齐排列的电风扇,车轮与钢轨接缝撞击响起的“咣当”声……对这群十八九岁的少年来说,这列车处处看起来都很新奇。

  “咣当”之中,镜头摇回1981年。在同样18岁的赵新华眼中,世界也全是新奇。整齐的矮背与木质座椅,拱形天花板,明亮的灯光,在那个自行车还是奢侈品的年代,7053次列车堪称豪华出行工具。父亲是铁路工人、自己从小在火车站旁长大,新列车员赵新华穿上制服,心中的自豪难以言表。

  北起临淄南至泰山的辛泰铁路上,唯一的客运列车7053次最早只是铁路职工的通勤车。后来为方便沿途百姓,才对外售票上客。

  由于四面环山,对辛泰铁路沿线居民来说,“出门”一直是个大难题。博山区中郝峪村村支书赵东强记得,那时候要去一次镇上,“趟过沿途的小溪小河,鞋子都得穿脱14次。”

  当时,火车还靠蒸汽机牵引,每进入隧道,燃烧产生的废气就会从窗户钻入车厢内。列车全程总共要穿过22条隧道,“味道是真难闻。”55岁的北牟村村民王士满是这趟车的“元老级”乘客。

  但作为山区与外界交通的唯一纽带,7053次列车在山里人心中有很重的分量。王士满的儿子王鹏(化名)出生于1986年,在他的童年,每天两次去看火车,是他与玩伴们重要的乐事。

  流动的车厢,流动的人群

  上车工作后不久,赵新华注意到,车上多了不少扛着大袋小袋农产品去城里卖的农民。

  她记得,就在若干年前,想把香椿芽从淄博卖到青岛去,还被视为“投机倒把”的行为。农民与前来堵截的人对峙着,搁在一旁的香椿芽,很快就失去光泽不再新鲜。

  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发端自安徽省小岗村的“包产到户”逐渐在全国推广开来。1979年,19岁的生产队长赵东强的一个决定,让淄博市有了第一个实行包产到户的生产队。

  改革之势不可逆转。农民拥有了作物的所有权,把富余农产品放入市场中流通买卖,是自然之事。

  寒露之后,正是北牟村收获的时候。村民康成德家的院子里堆满了沾着泥土的地瓜。他的3个子女趁着周末,从城里回来帮着“出地瓜”。如今这些地瓜有相当一部分是用来送给亲朋好友的,但在1980年,把地瓜卖出去则意味着一年的收入。

  进城卖地瓜的交通工具自然是7053次列车。下午4时多,王士满和乡亲挑着地瓜登上从泰山站发出的火车,当晚就在淄博火车站过夜,熬到凌晨4时多再赶去菜市场。如果运气好卖得快,他们还能赶上从淄博始发的火车,否则就只能先坐公共汽车,再步行7公里山路回家。

  若在农村卖,地瓜最多2角钱一斤;送到城里则能卖到四五角钱一斤。以1000斤地瓜算,多卖出的二三百元不是小数目。家里的花销、孩子的学费,就都有了着落。

  “包产到户”提高了农民种地积极性,但地少人多,比如中郝峪村每人只能分到0.25亩土地,一些偏远的村子还是有人吃不饱饭。于是,从土地里解放出来的农村剩余劳动力,搭乘7053次列车,涌向城市寻找糊口机会。

  赵东强是第一批进城务工的人之一,在建筑工地卖过力气、在化工厂打过工,有本钱后开过织布厂、食品厂。到2003年,他已是手下有150人的工程队老板。更多的人则在新兴的市场经济需要的各个工种间辗转:泥瓦匠、电焊工、铝合金工、仓库保管员……限于文化程度普遍较低和城乡二元体制,他们在城市工作,却一直不属于城市。连赵东强,也始终没有举家迁出中郝峪村。

  因而,7053次列车的客流有了淡旺季之分。每年6月麦收和10月秋收时,回家帮忙的青壮年能把12节车厢挤得满满当当。10多天后,同样一批人又登上列车返城。在赵新华的记忆里,上世纪80年代,一切都“流动”起来了,7053次列车就没有冷清的时候。

  人走了,列车空了

  7053次列车给大山里的村民带来了便利和活力,但交通不便、运力不足,依然限制了农村的发展。

  1990年,已是村主任的王士满曾张罗起一个村办石料厂,通过火车货运车皮卖到城里的石头,每年能给北牟村增加3万余元的收入。可惜在全国都飞速发展的背景下,许多一等、二等大站货运运力逐渐吃紧。到1994年,北牟站这样的四等小站连车皮都没了,石料厂也被迫停摆。

  王士满的儿子王鹏到了上初中的年纪。从家到镇上的学校,要先步行穿过3条火车隧道,再骑上40分钟自行车。好几个同龄孩子坚持不下来,早早辍学外出打工。

  初二那年,因参加全市初中生奥数比赛,王鹏第一次到了城里。老师请他吃饭,他不知道羊肉串是什么,看到矿泉水以为是好喝的饮料,“满怀期待地喝了一口,发现跟家里的水没什么区别。”

  年幼的王鹏第一次意识到,这个世界上,还有与“一日三餐用辣椒酱就馒头”不同的生活方式。而读书,是他获得这种生活方式的唯一途径。2001年,王鹏以全校第一的成绩考入市重点高中。

  同年,北牟村通了公路。

  进入21世纪,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成为深化改革、共享发展成果的重点之一。其中,公路、电力、水利等基础设施又是重中之重。

  有路了,信息畅通了,机遇也随之来了。王士满凭着年轻时在建筑工地学来的知识,召集村里劳动力接起了基建工程。似乎是一夜之间,王家有钱了。

  条件好了,王鹏反而迷茫起来:经商就能致富,读书还有用吗?他开始逃课、上网,学习成绩直线下滑。

  王鹏高三那年,看到父亲和工人一起起早贪黑地干活,住在闷热铁皮屋洗不了澡吃不好饭,突然意识到,如果考不上大学,“很可能我也要用血汗去赚钱。”

  紧赶慢赶大半年,高考后王鹏收到了山东农业大学的录取通知书。他成了当年北牟村唯一的本科生。

  山东农业大学位于泰安,正好是7053次列车的终点。曾经每天跑去看火车的王鹏或许没有想到,多年后就是乘着这列火车,他走进了大学,走进了城市。

  因为常常在车上碰面,赵新华与王士满王鹏父子已是熟人;还有好些她认识的年轻人,考上大学后也搭乘7053次列车走出了大山。但当时除了替孩子们高兴,赵新华的心中还藏着一些失落:就在那几年,7053次列车越来越空了。

  “村村通公路”后,村民出行不仅可以选择公共汽车,私家车也开始出现在盘山公路上。与此同时,中国铁路进行了大规模电气化改造,速度更快、环境更舒适的新型列车逐渐取代了绿皮车。只是这一切,似乎都与7053没有关系,它依然和过去30年一样,“咣当咣当”晃悠在辛泰线上。

  12节车厢变成8节,8节变成5节,最后减到只剩4节,可列车依然空空荡荡。渐渐地,只有山里一些老人还坐这趟车,已经当上列车长的赵新华甚至能认得他们每一个人。

  空心村的“路”

  车和路把人送了出去,也让留下的人看到了与世界真正联通的希望。

  2006年,赵东强的儿子赵胜建大学毕业,从威海回到中郝峪村。那时候,中郝峪村已是典型的“空心村”:常住人口剩下69位,几乎全是老人与儿童。2003年赵东强当上村支书时,村民年平均收入只有2060元。回村好几年,赵胜建都是唯一的青壮年。

  “穷到一定程度,总得逼出一条路来。”赵东强结算了手里的生意,一门心思想带着乡亲脱贫致富。

  中郝峪村位于鲁山脚下,随着公路延伸到村里,当时已有少数户外爱好者来爬山或徒步。2005年,村委决定,村里拿出1万元,探索发展农家乐。换上干净的床单、被罩,简单整修卫生间和门窗,3家提供住宿、吃饭服务的农家乐就开张了。

  刚开始,大多村民都等着看笑话,“穷乡僻壤,谁会到咱这儿来?”一年后,3户人家回本赚钱;又一年后,40余户加入其中。

  恶性竞争紧跟而来。为了争夺有限的客源,农户之间打起价格战,服务质量却不升反降。邻里间伤了和气,游客也多了抱怨。

  如此下去,谁也富不起来。眼看公路越修越宽、进村的汽车越来越多,赵胜建拿出毕业两年多做生意攒下的积蓄,与农户达成协议:赵胜建投资为农家乐升级硬件软件设施,农户则接受客源、价格的统一管理。一个松散的合作雏形由此建立。

  让赵胜建没想到的是,很快,农户私自降价、背地里接待游客的事情开始发生,被发现了就对当初的协议翻脸不认人。一年多下来,双方冲突摩擦越来越激烈。

  唯有足够大的市场和清晰的规则,才能解决中郝峪村的问题。反思和考察后,赵胜建开始在村里增添攀岩、吊桥、真人CS(射击游戏)等游乐项目,把中郝峪村由游客的“歇脚地”扩展为旅游目的地。

  2011年,赵胜健注册成立淄博博山幽幽谷旅游开发有限公司,“公司制度,一股一票,再也不会重走责权不清晰、人人都是主人却人人都不担责的老路。”

  中郝峪村的乡村旅游业开始以法人身份,登上市场经济舞台。

  “家乡发展了”的消息传开后,渐渐地,顺着辛泰线和山间公路,不少在外打工的人回到了中郝峪村。甚至,有外村的大学毕业生也加入了幽幽谷。

  2014年,村里再次股改。出乎赵东强父子的预料,这一回,以劳动力、土地、林地、树木、房屋等为资产,全村364人全部主动入股。最小的两个半月大,最大的94岁。公司给每个村民颁发了股民证,每年进行分红。在经营方面,则真正实现了统一定价、统一管理、统一标准、统一运营。

  现在的中郝峪村,113户中有103户可提供住宿餐饮服务,却再见不到邻里间为客源闹不愉快。在照顾弱势家庭的基础上,幽幽谷全部以市场为导向,客户的评价决定了一户农家乐能够得到的资源。拼服务、拼软硬件设施,成了村民们竞争的唯一方式。

  中郝峪村的乡村旅游发展得如火如荼的同时,7053次列车上也出现了一些“怪人”,其中一位叫“可乐罐”,是位客运员。他们都穿着冲锋衣,背着登山包,手里还拄着登山杖。“去泰安方向的高铁和快车多得是,他们为啥非坐绿皮车?”赵新华想不明白。

  “游击队”来了,“遍地的金子”亮了

  56岁的东登金在源迁站工作已近30年。习惯了多年来冷清的站台,突如其来的热闹让他适应了好长时间。这些人是喜爱旅游的驴友,7053次列车沿线各处,成了他们新发掘的旅游地。

  “山里有水库,有溶洞,有明清时的石头屋……真没想到在离城市这么近的地方就有如此美景。”“可乐罐”索性成立了一个名为“铁道游击队”的驴友俱乐部,主要活动就是依托7053次列车,探索沿途旅游路线。

  刚开始进庄户,驴友们老半天也遇不上一个人,更不用提能看到饭店。出来一天,食物和饮用水都得自带。好不容易碰上一两个留守老人,也像看怪物一样看着驴友们:“你们傻不傻,跑到这鸟不拉屎的地方来。”

  “可乐罐”心里念叨着:“你们这儿,可遍地都是金子啊。”

  似乎是突然间,4节车厢的7053次列车又变得人挤人了。为了增加运力,加挂一两节车厢成了常事。如今,光是“铁道游击队”的成员就超过了3000人。

  出了源迁站,能看到不少卖红豆、地瓜、大葱等农产品的地摊。曾经农民要起早贪黑负重去城里卖菜,如今只用守在家门口等买家上门。在源迁站附近的源泉镇上,泉头河饭店的老板老赵已经和店员忙乎起来。5年前,“可乐罐”和驴友第一次找上门吃饭时,这还是只有一间小屋的夫妻店。如今,老赵已把饭店扩建为两层小楼。即便如此,遇到周末的中午,餐桌还是不够用。

  除了旅游直接带来收入,越来越旺的人气也促进了大山里规模化种植发展。2008年,源泉镇南坡村村民李新民种下3亩猕猴桃,伴随着国家对农村土地流转和规模化经营的鼓励,如今李新民等5名合伙人的猕猴桃种植园已有40亩。今年国庆假期期间,仅是入园采摘一项,李新民就售出了2万多斤猕猴桃。按每斤15元计算,7天营业额达到30万元。

  为了提升猕猴桃品质,今年李新民还专程去新西兰考察。这个13岁之前从未踏出过源泉镇的果农,做梦也没想到自己能走这么远。

  “遍地的金子”终于闪光了。

  停不下来的小火车

  王鹏大学毕业后考上了公务员,并在泰安安了家。父亲王士满平时在村里处理公务,周末则去泰安看望3岁的孙子。

  虽然早已买了私家车,王士满依然每周搭乘7053次列车。除了方便,便宜是他选择火车的一大原因。从北牟村开车去泰安,往返过路费和油费要近200元;乘坐7053次,往返票价只要18元。

  和7053次列车的设备同样具有年代感的,是它多年未变的票价。全程11.5元,站与站之间最低票价只需1元。目前,除了淄博、泰山、莱芜和南仇四站可以提前买票外,其余小站都是上车买票,并且免收补票费。“有刚上车需要买票的乘客吗?”反复响起的询问声,让这趟绿皮车,又多了些公共汽车的味道。

  低票价对应的不是低成本。综合列车运行、维护,车上、站上工作人员工资,7053次列车每年亏损都在400万元左右。

  但这辆不赚钱的小火车,却越来越停不下来。几年前,由于多种原因,位于淄川区的口头站被取消了。这引起了周边居民强烈反响,经过多方协调,2017年口头乘降所再次启用。重启当天,村民们敲锣打鼓迎接7053次列车的归来。

  高铁时代,全国像7053次这样的慢火车还有80多对,大多经过贫困偏远地区。在这些地方,慢火车不仅带来便利,也可能带来游客和收益。在社会效益大于经济效益的背景下,这些列车完成了向公益性慢火车的转变。

  “咣当”之间,赵新华也由乡亲们口中的“闺女”,变成了“大姐”“阿姨”。今年3月底,跑完最后一趟车,55岁的赵新华退休了。她终于也有时间当一次7053次列车的乘客,去山里做一次驴友。

  44年时间,7053次列车记录了所有改变,也记录了更多的期待。今年,赵胜建的女儿到了上小学的年纪。为了更好的教育资源,他把孩子送到淄博市就读。在其他村子,医疗、养老、环境保护也像教育一样,需要更深入的改革来获得发展。

  不过,32岁的王鹏还是喜欢回老家。习惯了城市里的快节奏,登上7053次列车就像登上了时光机。看着身边的妻儿,听着邻座拉家常的声音,在泰安生活了10多年的他,总会觉得农村才是自己的心灵的倚靠。

  就像7岁的女儿离家前对赵胜建说的那句话:“爸爸,长大后我要回幽幽谷。”(记者罗筱晓 杨明清)

(责任编辑:石兰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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