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新华每日电讯
2019年7月29日上午，阵阵悠扬的钢琴声在庄严典雅的全国政协礼堂内响起。4名修琴师傅围站在一架钢琴边，抑制不住内心的喜悦，鼓掌拍手。
眼前这架20世纪50年代进口的德国钢琴，历经3个多月整修，修旧如旧。在人民政协成立70年之际，沉寂多年的“古董”钢琴重新焕发了活力。
参与本次修琴的修琴师总共有7名，他们都来自浙江乐韵钢琴有限公司。这家公司位于浙江省德清县洛舍镇。公司负责人章加龙在接受新华每日电讯记者采访时表示，能为全国政协修钢琴是洛舍钢琴人的荣耀。
洛舍镇面积不到50平方公里，位于上海西南方向200公里处，被誉为“中国钢琴之乡”。全镇有近100家钢琴制造和配件企业，3000多人从事钢琴制造及相关工作。我国每生产7架钢琴就有一架来自这里。
同国内很多产业相似，洛舍镇的钢琴制造也是源自改革开放。伴随其一步步壮大的是今天的中国已成为全球最大的钢琴消费国和制造国。昔日西方贵族家庭的奢侈品，如今已进入中国寻常百姓家。
饭桌上聊出小镇钢琴产业
生意，往往缘起于一场饭局——
1984年秋，洛舍玻璃厂厂长王惠林到上海出差。当时，改革开放的大潮席卷中国大地，为壮大集体经济，解决群众就业，国家鼓励乡镇办企业。县乡领导让王惠林留意好的工业项目。
“正好一个朋友在上海钢琴厂工作，聊到了钢琴。”作为洛舍钢琴产业的开创人物，王惠林个子不高，快人快语，年逾古稀仍透着中国第一代农民企业家的精干之气。
这场饭局后，有心的王惠林很快了解到，钢琴于明朝万历年间，随传教士利玛窦进入中国。清同治光绪之交，英商在上海开办了中国内地最早的钢琴厂谋得利琴行。至十九世纪末，谋得利琴行的中国学徒学得手艺，自立门户，从国外进口配件组装钢琴，是为国人自主生产钢琴的滥觞。
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政府对旧琴行进行社会主义改造，在全国成立了4家钢琴厂，分别位于北京、上海、广州和营口。1958年，国家有关部门在上海乐器厂召开“全国乐器会议”，集合高校的科研力量，研发出四款钢琴，即是新中国钢琴雏形。
然而，在王惠林为洛舍筹谋引入钢琴产业的1984年，四大国营厂年产钢琴仅1500架，凭票购买，社会上一琴难求。
“杭州的解放路百货商店摆着一架钢琴，是样品，不卖的。西湖文化体育用品商店每年也仅有20架钢琴指标。”在德清钢琴文化馆一楼大厅的沙发上，王惠林向记者回忆道。
上海的朋友告诉他，在欧洲和日本，25%的家庭都有钢琴。王惠林想：中国人讲琴棋书画，虽然说的是古琴，但意思是一样的。改革开放这几年，老百姓生活越来越好。如果中国有1%的家庭买钢琴，这桩生意还不够洛舍做20年？
王惠林的建议获得了县乡领导的支持。乐韵公司负责人章加龙对新华每日电讯记者分析这段历史：“钢琴制造不仅是朝阳产业，也是投入成本不高的轻工业，更是能吸纳劳动力的手工业，非常适合当年的洛舍。”
到上海“挖人”引来国务院调研组
王惠林请托上海朋友帮忙物色技术人才。很快传来好消息——上海钢琴厂一名叫何水潮的绍兴籍技术骨干愿回浙江工作。
1985年春节刚过，王惠林和乡领导立马赶赴上海，经过接触，最终说动了4名上海钢琴厂技术人员加盟。
随后，湖州钢琴厂正式挂牌成立，王惠林任厂长。这是20世纪50年代公私合营后，新中国的第五家钢琴制造厂，也是当时唯一一家乡镇钢琴厂。
不过，王惠林没想到，湖州钢琴厂一架钢琴没造，先引发了一场争议——
洛舍给4名上海钢琴厂技术人员开出高薪：何水潮和包悦新两名骨干在上海钢琴厂月工资75元，他们来洛舍能拿到250元。为了让放弃铁饭碗的4名工人安心，连同工人陈宝福和郑文标，每人先拿1万元生活保证金，相当于预付了他们在国营厂10年的工资。
乡镇企业“明目张胆”挖国营厂技术骨干引发了关注。
“一开始是上海手工业局给德清县打电话要人。我们让他们4人躲起来，县里也顶住了。上海钢琴厂又发动他们的同事、徒弟来劝，幸好，几个人态度都很坚决。”王惠林说。
王惠林向记者解释道，除了高薪，国营厂僵化的机制也坚定了4名工人的决心。何水潮公认技术精湛，就因为没文凭，56岁评不上职称，只能住集体宿舍，和绍兴老家的爱人两地分居。
事情引来多家媒体关注。有的认为此举“危及钢琴正常生产”。有的言辞更为激烈，直接对“人才自由流动现象”提出批评。
“也有站在我们这边的，我记得《浙江日报》派了两名记者来采访，其中一个是钟睒睒。”王惠林提及的这名年轻记者，后来辞职下海，创办了家喻户晓的农夫山泉。
直到国务院政研室派出工作人员调研，争议才告一段落。王惠林至今保留着1985年4月19日《光明日报》的剪报，标题是《国家科委副主任滕藤、上海市副市长刘振元指出：人才流动利大于弊，应该坚持》。
回想起30多年前的情形，王惠林说：“当时我有底气的，因为我们符合国家政策，相信国家是支持我们办企业的。”
顶着国营厂牌子土法造琴
小镇造钢琴，技术人才并非唯一的短板。
钢琴在西方被称为“乐器之王”。琴壳、机芯、击弦机、榔头、键盘、音源、音板、踏板……组装一架钢琴需要8800多个零部件，300多道工序。
当时，钢琴零部件仍是按计划生产，主要供应四大国营厂。湖州钢琴厂没有关键配件，只能摸着石头过河，从生产配件的设备造起。
在鼓励农民办企业的良好氛围下，德清县为企业发展大开绿灯，允许钢琴厂对外挂国营厂的牌子，为生产经营带来了不少便利条件。
1985年10月，在人才流动之争结束半年后，4台“伯牙牌”样品钢琴在湖州钢琴厂的车间里诞生。
两个月后，一场钢琴品质鉴定会在杭州举行。深谙宣传之道的王惠林请来了上海音乐学院钢琴系主任吴乐懿和南京艺术学院音乐学院钢琴系教授叶惠芳。两名专家对湖州钢琴厂推出的两款钢琴，尤其是“伯牙牌”131-A型立式钢琴给予高度评价。
在短缺经济时代，即便用土法造出的钢琴，依然不愁销路。
“第一年，我们生产了200台。131型单价3000元，供不应求，完全不用跑销售。江苏徐州的蓝天百货一次性就预付了20多万元。”王惠林说。
好女儿不愁嫁的日子在1989年左右结束。随着中央整顿经济秩序，全国银根紧缩，主要客户面向企事业单位的湖州钢琴面临滞销。
此外，大部分零件自己制作的生产模式，让湖州钢琴厂即使在钢琴畅销时，也难以获得可观的经济效益。
华谱钢琴有限公司总经理姚小林，1990年前后在湖州钢琴厂工作。他曾为湖州钢琴厂算过一笔账：以131型号钢琴为例，出厂价4700元，但生产成本超过万元。
剧变中的钢琴产业版图
1992年1月，一位老人的“南方讲话”唤起神州大地“东方风来满眼春”。3月，理查德·克莱德曼在中国举办了自己的音乐会。很快，钢琴曲磁带为万千中国家庭进行了钢琴启蒙。
也是这段时期，洛舍的钢琴产业版图开始剧烈变化。
先是洛舍镇组建德华集团，已改名为恩德钢琴公司的湖州钢琴厂等多家乡镇企业被放入其中。同时，一批乡镇企业干部进行了人事调动。
1995年底，被免去恩德钢琴公司总经理职务的鲍海尔，带着生产厂长王惠忠，质检科长韩生华及多名骨干出走，创办海尔乐器有限公司，这是中国第一家钢琴制造民营企业。
“当时，上海钢琴厂也有几名工人在洛舍自立门户开办了钢琴配件企业，极大降低了洛舍创办钢琴厂门槛。”王惠林说。
1997年，靠政府输血的恩德钢琴进行改制，时任总经理姚小林接手老厂，并将企业改名为“华谱”。
差不多相同时期，老厂长王惠林创办了自己的钢琴厂中德利。
1999年，在钢琴企业聚集的东衡村，村干部章顺龙成立了乐韵钢琴。
2000年，鲍海尔和韩生华又从海尔乐器出走，创办了杰士德。
……
截至目前，德清县共集聚钢琴制造及配件企业147家，其中93家在洛舍镇。
回顾“中国钢琴之乡”洛舍的产业发展史，如同“鲸落”的湖州钢琴厂在裂变中开枝散叶，机制灵活闯劲十足的民营企业登上历史舞台，继续根植这块适合钢琴发展的土壤。
时光荏苒。在今天的中国几大钢琴产业集群中，洛舍以产业链完整著称。尤其在钢琴零部件生产领域，已远远走在前列。
“在这里，你能买到钢琴的每一个零部件。”姚小林的儿子，德清钢琴协会会长潘鸿凯说。这位1990年出生的年轻人已开始接班，负责华谱公司销售工作。
洛舍钢琴的品牌之痛
虽拥有国内乃至全世界钢琴行业最全的产业链，今天的“中国钢琴之乡”，仍面临三大挑战：
论生产能力，洛舍近百家企业生产的钢琴总和不抵行业龙头——广州珠江钢琴年产量一半；
论销售能力，先有琴行后造琴的行业后起之秀——湖北宜昌金宝乐器，远远走在了洛舍钢琴的前面；
论品牌能力，洛舍钢琴短短35年历史，且不说数百年历史的国际名牌，就是和国营老厂相比，也仍缺乏积淀。
洛舍钢琴人最无奈的是品牌。
“今天洛舍的制琴工艺绝对达到了国内一流。”说到质量，潘鸿凯底气十足。
品牌价值上不去，当地企业难免陷入价格战。“2000年前后，4000元成本的钢琴，能卖到8500元，现在一架普通钢琴只能赚几百元。”王惠林说。
说起品牌，钢琴行业有个颇为有趣的行业现象值得一提——
作为舶来品，旧社会老上海制造的钢琴，通常会取一个洋名，比如“施特劳斯”“莫扎特”等。
新中国成立后，国营厂的主打品牌换成了彰显民族特色的“星海”“聂耳”“珠江”等。
洛舍钢琴发轫于富有中国传统文化气息的“伯牙”，但随着民营企业兴起，“洋品牌”很快卷土重来，成为主流。
“我们的牌子是洛德莱斯。洛是洛舍，德是德清，加上莱斯纯粹为了洋气。”潘鸿凯说。
“拉奥特，英文名是louder（大声）。我们不懂，一个当英语老师的朋友帮忙取的。”乐韵公司负责人章加龙说。
老厂长王惠林自己的第一个品牌是圣坦威。他坦言参考了“施坦威”，却对对方起诉自己侵权耿耿于怀。
遍地洋名的行业现象，虽然颇有争议，但是也给了洛舍众多钢琴厂生存空间。正如一名洛舍钢琴老板对记者说：“大量的培训机构是这几年新兴的销售渠道。培训老师的推荐非常重要。钢琴都是洋名，学生哪分得清？”
“四手联弹”上海钢琴洛舍造
今时今日，小镇洛舍的钢琴生产能力远超曾经是自己老师的上海，但几乎所有洛舍钢琴企业都会在上海再注册一家公司，突出“上海制造”。
王惠林认为，打造洛舍钢琴整体品牌需要当地政府足够给力的支持。
究竟是该政府主导打造产业集群的品牌，还是由代表性企业主导品牌发展，再带动当地产业集群？
章加龙表示，乐韵一直努力塑造洛舍制造的品牌。但他随即反问：“如果你是一名消费者，你选择上海钢琴，还是洛舍钢琴？”
事实上，在长三角一体化的新时代背景下，“上海钢琴洛舍造”正被赋予新的意义——
在今年上半年的一场位于上海枫泾的“长三角老字号品牌路演汇”活动上，洛舍钢琴窗口企业浙江乐韵钢琴有限公司与上海钢琴有限公司进行了战略合作签约，双方将合资成立子公司，运营上海钢琴公司旗下的“施特劳斯”品牌。
这次合作与过去洛舍钢琴企业披上上海制造的外衣截然不同。
早在1895年，上海生产出中国第一架完全自主生产的钢琴，取名“施特劳斯”。20世纪30年代，施特劳斯牌钢琴年产量已达2400余架。新中国成立后，施特劳斯品牌亦获评“上海市著名商标”“中华老字号”等诸多殊荣。但这个百年老字号如今的市场份额远不如其辉煌时期。
长三角地区是国内经典品牌集聚地。中华老字号企业392家，占全国比例超过三分之一，其中超过半数位于上海。
如何利用好这一集聚优势，抱团发展，如何让沉睡的品牌要素自由流动，是长三角品牌振兴的一大课题。
在上海方面主动邀请下，乐韵公司即将和上海钢琴“四手联弹”——
上海钢琴看重洛舍的产业环境，以及乐韵公司在同奥地利克拉维克品牌多年合作中锤炼出的生产管理能力。
吸引乐韵的，无疑是“施特劳斯”这块老字号招牌背后，历经百年积累下的品牌知名度和美誉度。
“洛舍两代人努力了35年，跟施特劳斯125年历史还是有差距。这个用钱买不来。”章加龙说。
在王惠林和上海朋友那顿饭局的35年后，小镇钢琴终于走到了回报上海钢琴业的新阶段。（记者李坤晟、唐弢、王京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