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来中国经济形势怎么样？经济工作又该怎么干？11月27日，由中国社会科学院财经战略研究院、广州市社会科学院共同主办的“中国宏观经济运行与政策国际论坛2020”在广州举行。这是面向港澳地区和海外宣传国家经济社会发展和经济政策的重要平台，来自境内外众多研究机构和高校的专家代表汇聚一堂，深入探讨“十四五”期间构建中国经济新格局的宏观战略、宏观政策和粤港澳大湾区双循环枢纽的融合发展等问题。

　　围绕“迈向‘十四五’的新发展格局与大湾区融合”主题，与会专家认为，面对新发展格局，要统筹好发展和安全，以强大的国内供应链、国内市场为基础，参与国际经济，实现内外双循环。粤港澳大湾区应发挥综合优势，成为促进内外联动、配置内外市场、利用内外资源的引领者和开拓者。

　　谈新发展格局??统筹好发展和安全的考量

　　当今世界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国经济“巨轮”驶向何方，首要的是做好对新形势下经济工作的规律性认识。

　　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高培勇表示，过去一年里，从“六稳”到“六稳”“六保”，再到构建新发展格局，是我国在经济形势判断和经济政策布局上所走出的一个基本的轨迹。

　　透过现象看本质。“无论是‘六稳’，还是‘六保’，最重要和最关键的则是保市场主体。”高培勇认为，市场主体决定居民就业，居民就业决定基本民生，基本民生决定经济运行。“在‘六稳’‘六保’中，要保住和稳住的就是市场主体的安全。”

　　在迈向“十四五”的过程中，构建双循环新发展格局是经济工作的主线。“这不仅有打通产业链和供应链，畅通经济循环的目的，更重要的是外部环境的不稳定性、不确定性显著增加，导致经济安全受到威胁，由此统筹发展和安全的重要战略考量。”他总结道，“六稳”“六保”以及构建新发展格局，其出发点和落脚点就是统筹好发展和安全。

　　“利用国际大循环，传统的‘市场在外、资源在外、技术在外’的发展方式在新情况下面临劳动力下降、要素成本上升等新挑战。”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发展战略和区域经济研究部原部长李善同谈到，构建新发展格局，是与时俱进提升我国经济发展水平的战略抉择，也是塑造我国国际经济合作和竞争新优势的战略抉择。在她看来，要推动科技创新在畅通循环中发挥关键作用，实现供需良性互动，健全现代流通体系，以更高水平的对外开放融入全球经济。

　　谈及新发展格局，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政策研究中心主任郭克莎认为，国内大循环为主体，既包括以扩大内需拉动经济增长为主体，也包括以加强国内技术支撑体系推进产业升级为主体。而加快形成双循环的新发展格局，有利于防范外部冲击与国内矛盾的叠加影响，减轻经济下行压力，防控金融领域风险。

　　谈经济战略与政策??以全国化应对逆全球化

　　“在构建新发展格局中，亟待构建现代金融体系，推动金融更好服务实体经济，健全现代流通体系。”中国社会科学院财经战略研究院院长何德旭认为，建立现代金融体制需要建设现代中央银行制度、现代商业银行体系、现代资本市场和开放型现代金融体系，并构建金融有效支持实体经济的体制机制，完善现代金融监管体系。

　　新发展格局下的风险，其中之一就是债务风险。对此，中国社会科学院金融研究所所长张晓晶表示，政府应着力解决收入分配差距问题，同时让金融科技真正服务于实体经济。最重要是从体制改革入手，稳中求进推动公共部门债务以市场化的方式分担风险，顺应新发展格局形成可持续的债务积累新模式。

　　“十四五”末达到现行的高收入国家标准、到2035年实现经济总量或人均收入翻一番。面对这样的目标，中国社会科学院财经战略研究院经济发展战略研究室主任汪红驹提出，我国经济发展要制定均衡发展战略，推动中长期财政收支平衡、国际收支平衡、结构性均衡发展以及城市群、大湾区发展战略促进形成新的均衡发展格局。

　　新发展格局要求畅通国内大循环，这意味着要以变应变调整区域发展思路。“发挥中心城市和城市群带动作用，建设现代化都市圈，为城市群高质量发展、经济转型升级提供重要支撑。”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土开发与地区经济研究所原所长肖金成谈到，规划建设现代化都市圈，加强都市的辐射力和带动力，使周边地区得到发展，是“十四五”时期推进区域协调发展的重要任务，变“大树底下不长草”为“大树底下好乘凉”。

　　“以全国化应对全球化出现的波折。”中国社会科学院财经战略研究院院长助理倪鹏飞说，经济全国化将释放全国尺度的资源优化匹配、产业分工细化、基础设施共享、创新技术扩散和知识共享的巨大红利。“尤其在数字时代，要充分利用数据技术促进经济全国化，这不仅是构建内循环的重要内容，同时也为外循环和全球化创造条件。”他表示。

　　谈大湾区发展??从内向外新的引领者开拓者

　　作为引领国内外双向开放的重要区域，粤港澳大湾区整合了国内最有活力的市场、最完整的产业链条和最前沿的对外开放阵地，并拥有与国际市场相连的便捷通道，在新发展格局下又该如何行动？

　　“粤港澳大湾区正在成为全球不可或缺重要环节和区域增长中心，而且通过扩散和链接正在发挥着带动全国广大区域崛起的引擎作用，已经有条件肩负支撑双循环的责任，同时也能够兼收双循环两利。因此，从市场需求、要素供给、产业安排和空间布局的角度，进一步支持粤港澳大湾区的融合发展，培育成为双循环的战略枢纽，不仅十分必要，而且意义重大。”倪鹏飞说。

　　在中国科学院院士、香港大学教授叶嘉安看来，未来粤港澳大湾区发展需要充分发挥“一国两制”的制度优势，加强政策层面创新，探索形成多种新的发展模式，进一步深化珠三角与港澳之间的合作。“可以利用利用信息通讯科技加强人流联系，设立科技商贸通道，提供网络一站式的大湾区商贸旅游信息服务，推动‘前店后厂’变为‘前台后室’，让香港的生产性服务业在珠三角设前台接单，在香港的办公室处理工作。”

　　“澳门要进一步推动会展、文创、科技、金融等产业多元化发展，加强与全球葡语国家联系，建设中葡双语人才培养和联盟基地，打造中葡金融服务平台，成为内地与港澳深度合作的示范区，最终形成宜居宜游的一体化生活圈。”澳门城市大学协理校长叶桂平表示。

　　广州市社会科学院党组书记、院长张跃国表示，粤港澳大湾区建设无疑要打响“创新”品牌，塑造“创新湾区”的精神内核。他认为，首先要创新经济运行的规则衔接和机制对接；其次在于科技创新，关键是建设开放互通、布局合理的区域创新体系；最后是治理创新，最大限度在湾区内消除人员身份差别造成的融合障碍。

　　“粤港澳大湾区是之前经济格局的引领者、开拓者，由外向内带动经济发展；在新发展格局中，应从内向外，作为新的引领者、开拓者。”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副所长宋泓说。

　　■声音

　　过去一年里，中国经济政策从“六稳”到“六稳”“六保”，再到构建新发展格局，不变的是周期性、体制性、结构性矛盾相交织、不变的是高质量发展这个主题、不变的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这条主线，同时改变的是外部环境的不稳定性、不确定性显著增加、改变的是为了应对外部环境的冲击，必须把统筹发展和安全提到更加重要的位置，甚至作为今后中国经济发展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战略考量。

　　——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高培勇

　　我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正处在转变发展方式、优化经济结构、转换增长动力的攻关期，建设以金融为核心的现代化经济体系是跨越关口的迫切要求和我国发展的战略目标。面向“十四五”新发展格局，我国需要建立与之相匹配的现代金融体制，这意味着富有活力的金融机构、高效配置的金融市场、严格有序的金融监管、成熟完善的金融基础设施、灵活协调的金融宏观调控。

　　——中国社会科学院财经战略研究院院长何德旭

　　广州应成为畅通国内大循环、联通国内国际双循环的超级链接，全面增强资源配置能力，提高对资金、信息、技术、人才、货物等要素配置的区域带动力和全球影响力。重点要优强项、补短板，建设国际综合交通枢纽、国际商贸中心、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区域性金融中心和全球新经济策源地，还要以“一区三城”、广州期货交易所等重大平台、白云机场三期、广交会场馆扩建等重大项目以及打造国际一流营商环境等重大政策作为战略支撑，塑造成为全球新经济的策源地。

　　——广州市社会科学院党组书记、院长张跃国

　　撰文：周甫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