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北日报记者 龚正龙

　　沉睡3000年，一醒惊四方。继1978年发现“亚伐”铜卣等国家一级文物后，自2021年起，由河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联合石家庄市文物保护研究所、灵寿县文广旅局启动的石家庄市灵寿西木佛墓地考古再获重要发现——发掘墓葬三十余座，出土文物220多件，还包括河北首次发现的晚商时期车马埋藏坑，创下河北商周考古领域数个“之最”。

　　?出土罕见商周墓葬

　　“去年5月进场勘探，今年3月至6月正式发掘，发掘面积达500平方米。可以说，此次发现收获颇丰，有很多意想不到成果。”此次发掘项目执行领队、河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副研究员陈伟告诉记者，2021年5月至今累计勘探面积约11万平方米，发掘了三十余座墓葬，其中二十余座最终确定为晚商至西周时期墓葬。除此之外，还有殉牲坑、灰坑、水井等遗存，出土文物220多件。

　　这不是灵寿西木佛村首次发现重要文物，早在上世纪七十年代末，西木佛村村民就在取土时发现一批青铜器及相关文物，其中的“亚伐”铜卣被认定为国家一级文物。2020年，灵寿县文旅局向石家庄市文旅局申请对西木佛村墓地进行抢救性发掘，河北省文物局收到石家庄市文旅局的汇报请示后，批复同意抢救性发掘。

　　此次发掘地点在西木佛村中间，曾是整个村庄至高点，河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文博馆员李鹏为介绍说，1978年发现文物时，地表比现在高3米多。后来随着村民们生活逐渐富裕，为了盖房而不断到至高点取土，同时也有盗墓分子觊觎地下的文物，文物保护日益迫切。

　　此次总共三个多月的考古发掘，共发现墓葬30余座，一部分属于商周时期，另一部分属于隋唐至宋金时期。出土的220余件器物中，包括陶器、玉器、骨器等。其中铜器有铜铃、铜刀、铜戈、铜矛等。“这些器物年代分布比较广，学术价值较大。墓葬中有一座‘甲’字形墓，这是比较意外的。”参加此次发掘的首都师范大学博士生翟鹏飞告诉记者，国内考古专家们认为，灵寿西木佛墓地是近年来太行山东麓冀中地区发现的一处商周时期重要墓地，包括商周时期墓葬、殉牲坑和水井等重要遗迹，为了解当时太行山东麓和冀中地区的社会风貌、文化习俗等提供了基础性资料。

　　?迄今河北发现最早的车马坑

　　“此次发掘中有一座‘甲’字形墓、一座车马坑以及保存完整的牛牲坑以及保存完整的商代水井，令我们有些意外，但恰恰是这些却带来了更大的收获。”河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文博馆员李鹏为有些激动地说。

　　这座带墓道的“甲”字形墓葬编号为M7，是此次发掘中最大的一处墓葬，南北向，墓道朝南。由于被盗掘严重，该墓出土文物少，墓葬填土中先后发现极少部分男性女性骸骨，还有玉璜等精美的玉器佩饰。“甲”字形墓葬往往意味着墓主身份较高，一般为当时和王室关系密切的高级贵族。石家庄境内，此前仅在2019年栾城周家庄墓地抢救性考古发掘中发现一处。即便整个河北，属于同时期的此类墓葬也不多见。为研究商周时期历史、地理、文化及社会发展提供了重要实物资料。

　　墓地东南方，考古人员发现了一个3米见方的车马坑。“整体保存状况较好，尽管木质材料都已腐朽，仅存碳化痕迹，但车衡、车辕、车厢和车轮等俱全，车轮直径约1.5米，在商代属于大中型车辆。车辆使用了较多的青铜构件，车厢上的红色髹漆历经千年依然鲜艳。”李鹏为告诉记者，发掘中，车身初现真容时，车马坑内还有两匹马的骸骨，车厢前部有具殉人骸骨，应该是殉葬的车夫。

　　记者了解到，该车马坑与安阳殷墟所发现的车马坑较相似。“马车是商代中晚期从中亚西亚地区传到中国的，迄今在安阳以外地区商晚期车马坑发现较少，此次在河北是首次发现，研究价值很大。”李鹏为说，目前尚不能确定M7墓葬与这处车马坑主人是否为同一人，但这处车马坑可以说是迄今河北发现年代最早的一处此类遗存。

　　西木佛墓地还发现了保存完整的牛牲坑。“总共发现了10个殉牲坑，主要集中在墓地西侧，像这样如此集中发现殉牲坑的商周墓地比较少见。”李鹏为告诉记者，其中一个牛牲坑保存完整，从牛头到牛尾的骨骼比较齐全，它体长约两米，非常罕见。

　　一口商周时期方型水井堪称商代“深井”。水井发掘时上口直径约4米，现存井深11.6米，推断原来井深很可能有13至14米。井框以木材榫卯工艺做成，井底井圈保存完好，木头没有腐朽碳化，还保留着木材本来的形状质地。据悉，这是自藁城台西遗址发现商代大型水井以来，河北发现的晚商时期保存最好的大型水井。井底陶器堆积达7层之多，器物时代跨越殷墟三期至四期，表明水井使用了相当长的时间。

　　?期待进一步破解考古谜团

　　“甲”字形墓、车马坑、殉牲坑……这些足以说明灵寿县西木佛墓地的高规格，但也留下了很多谜题，依然有待进一步考古研究。比如甲字形墓的主人是谁？

　　“结合1978年发现的青铜器，基本上可以得出初步判断，西木佛墓地已经发现的高级贵族，其中部分有可能来自商代一个地位显赫的超级家族。”陈伟告诉记者，1978年西木佛墓地出土的一件青铜爵上刻有一个商代大家族的族徽，“目前来看，这个神秘家族与商王关系密切，迄今在国内发现过不少该家族的铜器，此前在石家庄栾城区周家庄考古中也有发现。这两处墓葬时代相近，且出土的文物上都有同一族徽铭文，可见二者应该存在关联。那么两个墓群之间有何关系？”

　　从历史长河以及此前的考古发掘来看，这个家族出现在灵寿绝非偶然。商周时期灵寿是战略要地，是太行山东麓南北走廊的一个关键节点。从殷商早期开始，北方少数民族就开始不断入侵，晚商时北方少数民族继续不断壮大，商王朝北部边界逐步往南退缩。灵寿就成了非常重要的缓冲地带，可谓“战略前线”。

　　“1978年出土的‘亚伐’铜卣，‘亚’就是‘次’‘副’的意思，‘伐’应是官职，相当于军事指挥副职。商代亚伐铜卣迄今仅发现两件，一个在灵寿西木佛，另外一个在陕西汉中城固县，那里也属于重要的地理位置。”李鹏为认为，商王朝有可能在灵寿、城固等距离前线有一定距离的关键军事地点设立军事指挥机构。西木佛墓地考古表明商王朝对冀中地区的管理有着明确的部署和安排，此次考古发掘对于研究商代军事布防思路提供了参考与实证。

　　如今，灵寿西木佛墓地野外考古工作已经结束，整个工作进入实验室考古阶段。“河北地区发现的商代高等级墓葬屈指可数。随着近年来对滹沱河流域晚商考古学文化遗存的不断探索，太行山东麓冀中地区晚商时期考古学文化面貌开始逐渐显露出来。这次灵寿西木佛墓地车马坑的发现，便是近年来持续研究的结果之一。”陈伟告诉记者，之前河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在行唐故郡发现了属于中山国文化遗存的多处车马坑，积累了丰富的车马坑实验室考古技术经验，此次灵寿西木佛墓地车马坑实验室考古也受益于此，河北省初步形成了一支能够完整开展实验室考古的技术团队。期待着通过科技力量为中华文明揭开更多的谜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