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口数量与结构的变化，可以反映一个区域经济社会的发展变迁。日前，浙江省统计局发布浙江省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下称“七普”）分析报告。数据显示，浙江常住人口数量居全国第8位，流动人口数量则高居全国第2位。

　　十年间，浙江对人口的吸纳和承载力如何？就业趋势走向何处？在一个个数据中，一幅横跨十年的浙江经济社会发展素描图，勾勒成形。

　　人口增量居全国第二

　　浙江的人口增量，有点“惊艳”。同2010年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下称“六普”）相比，十年间浙江共增加1014.07万人，年均增长1.72%，平均增长率比全国（0.53%）高出1.19个百分点。

　　这一增量仅低于广东的2170.94万人，居全国第二；人口总量则超越安徽和湖北，从全国第10位上升至第8位。

　　谈人口变化绕不开经济。浙江省统计局相关负责人分析，浙江GDP从2010年的2.74万亿元跃升到2020年的6.47万亿元，经济社会持续稳定快速发展，人口流动更加活跃，持续向四大都市区和经济发达地区集聚。

　　事实的确如此。从人口数据看，杭州、温州、宁波、金华等地，人口总量排在全省前四；与2010年相比，杭州、金华、宁波和嘉兴四个市，人口增速最快，分别为37.19%、31.50%、23.65%和19.98%。

　　作为经济发展最具活力的沿海发达省份之一，浙江对人口具有强劲的吸纳和集聚能力，2000年以来人口密度持续提高。2020年，浙江省人口密度达到612人/平方公里，比全国平均水平（147人/平方公里）高出465人/平方公里，是全国平均水平的4.16倍，位列上海市、北京市、天津市、江苏省、广东省和山东省之后，居全国第7位。

　　而在由杭州、宁波、嘉兴、湖州、绍兴、舟山等六市组成的环杭州湾城市群，人口密度更甚。“七普”数据显示，环杭州湾城市群人口总量占全省的56.59%，人口密度达到786人/平方公里，比全省平均水平高出174人/平方公里。其中，宁波、嘉兴两市人口密度分别达到958人/平方公里、1275人/平方公里，成为人口高集聚区域。

　　“浙江沿海地区和浙北区域的人口集聚比较明显。”浙江大学人口大数据与政策仿真（工作坊）研究基地主任米红解释，优越的自然地理条件和良好的经济发展水平，使得这些城市对周围地区产生了较大的辐射作用。

　　5个常住人口中2个是流动人口

　　流动人口变化，折射地方发展动向。在浙江，这一群体数量逐年增加。2020年，浙江省常住人口中流动人口为2555.75万人，比2010年增加693.88万人，占常住人口的比重为39.58%，即每5个常住人口中就有2个是流动人口。

　　值得一提的是，与2010年相比，省外流入人口受教育程度逐步提高，尤其是大学专科及以上高学历人口，从2010年的45.3万人增加到2020年的146.8万人，比重从3.91%上升到9.22%。

　　而从年龄结构看，省外流入人口多以劳动年龄人口为主。比如2020年，1618.65万的省外流入人口中，16岁至59岁的劳动年龄人口就有1411.35万人。

　　“大量年轻人口流入，有效减缓了浙江人口老龄化速度。”米红表示，浙江地处长三角，也是民营经济最发达的省份，互联网和实体经济等产业吸引了大量外来人口，为经济社会发展提供了重要支撑。

　　这些省外流入人口都来自哪里？超过一半集中在皖黔豫。数据显示，2020年，浙江省外流入人口来源地居前三位的省份分别是安徽、贵州和河南，流入人口分别为313.88万人、282.75万人和246.59万人，分别占全部省外流入人口的19.39%、17.47%和15.23%。

　　那么来浙江的人，都去了哪儿？杭州、宁波和温州吸纳的省外人口最多。得益于经济体量大、就业机会多，2020年光这三个市就吸纳省外人口863.20万人，占全部省外人口的53.33%。

　　人口有进也有出。2020年，浙江外出省外人口共236.22万人，其中，温州、台州和丽水三个市共有出省人口126.73万人，浙南三市占比超一半，温州外出省外人口为72.45万人，可谓一枝独秀。

　　“浙江的流出人口多为‘投资式流出’。”米红解释，温州有经商传统，这些人积极走出去，活跃在国内外，造就了浙商、温商遍天下的格局，也彰显了浙江民营经济的活力。

　　居民居住条件得到改善

　　一个有意思的现象是，随着人口的迁移流动越来越频繁，再加上婚姻观念的改变和生育成本的提高，“单身贵族”和“丁克家庭”迅速增加，家庭代际关系简化，“一代户”占据主导。

　　“七普”与“六普”资料对比显示，浙江省“一代户”比重上升迅速，从2010年的48.23%上升至2020年的58.86%。

　　“一代户”成主流的同时，浙江居民的居住条件也在改善。2020年，浙江家庭户的户均住房面积为111.27平方米，人均住房面积为46.16平方米，住房面积较为宽敞。

　　“居住环境提升的背后，是流入人口对浙江公共服务水平的期待。”米红说，如今，人们来浙江，已经从单纯挣钱转为家庭全面发展，因此浙江还要在教育、社会保障等公共服务上发力，让他们想来，更想留下来。

　　这些年，随着浙江产业结构的优化提升，就业环境也发生了变化。“无论从就业人口结构变化，还是GDP结构变化情况来看，大体呈现一产降、二产稳、三产升的趋势。”浙江省统计局相关负责人分析。比如，第三产业就业人口从2010年的1269.40万人，增加到2020年的1957.00万人，占全部就业人口的比重从37.87%上升到50.74%，同期第三产业GDP占比从43.56%上升到55.76%。

　　而在就业中，高学历就业人口大量集中在杭州等大城市。以杭州为例，其以占全省18.76%的就业人口数，拥有占全省34.22%的大学本科学历、56.98%的硕士研究生学历和65.42%的博士研究生学历就业人口。

　　“这和杭州的产业布局息息相关。”米红说，杭州等大城市集中了较多的高技术企业、新经济业态企业，能为高学历人才提供更多就业岗位，因此“马太效应”明显。

　　拉长坐标体系，这些人口变化，也彰显着浙江经济社会的变迁重构。（浙江在线-浙江日报 记者 郑亚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