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城市看中国：格局演变、转型升级与持久繁荣

    中国社会科学院与经济日报共同发布《中国城市竞争力报告No.15》。图为丁如曦作“中国城市竞争力总体报告”。经济日报-中国经济网记者 翟天雪/摄。>>>>点击进入直播专题　　

    当今时代,全球城市化正在加速推进,世界超过一半人口聚居在城市里。城市作为人类集中从事经济、社会、文化、政治活动的空间载体,已经成为科技创新的动源、经济增长的引擎、文化发展的平台、权利决策的中心、对外联系的节点。在全球化突飞猛进,信息化日新月异背景下,城市日益变得重要。从城市视角审视时空维度上的大国发展既抓住了关键又意义重大。

　　中国是一个疆域辽阔、人口众多、地区差异明显的发展中大国,正处在人类历史上最大规模的城镇化进程快速推进阶段。2011年中国常住人口城镇化率首次突破50%,达到51.27%,城乡人口结构发生逆转。与此同时,经历改革开放三十多年的高速增长后,中国经济增速开始放缓,正步入中高速增长的新常态阶段,面临增长速度换档期、结构调整阵痛期、前期刺激政策消化期三期叠加带来的多重机遇与挑战。中国的经济社会发展在空间维度和时间维度上正在出现一些新特征和新趋向,区域、城市间分化、固化与强化动向复杂并存。

　　一、中国以东中一体和城市群体系为支撑的经济空间新格局更加明晰

　　空间是人类从事经济社会活动的载体,经济客体在空间中的相互关系和布局结构便构成了空间经济。基于课题组前期的研究及判断,中国将逐渐形成以多中心网群化城市体系为支撑的“一网五带”巨手型城市中国经济空间新格局。其中,东部地区及其近邻的中部地区构成的区域将出现群网络状城市体系,聚合成“一网”,形成东中一体;东北和西部作为成长区域,将延伸出五大城市发展带(简称“五带”)。一是东北沿京哈线城市发展带,以京哈线为发展主轴,沈阳、大连、长春、哈尔滨为中心城市,依托辽中南城市群和哈长城市群。二是西北沿陇海-兰新线城市发展带,以陇海-兰新线为西北地区的发展主轴,联动关中城市群、兰西城市群、宁夏沿黄河城市群、天山北坡城市群,构筑丝绸之路经济带的核心区。三是西线沿长江上游城市发展带,依托成渝双核横跨四川盆地,向西沿陆桥通道直抵拉萨,形成长江经济带的延长线。四是西南沿沪昆线西段城市发展带,依托湘黔铁路和贵昆铁路由湖南延伸至云贵地区,联动贵阳、昆明两大区域中心城市,通过东中部发达的城市网络体系辐射带动黔中城市群和滇中城市群。五是南线沿南城市发展带,从海上丝绸之路的东段起点,以海峡西岸城市群、珠三角城市群带动北部湾城市群和琼海城市群。利用中国地级及以上城市的统计数据以及2015年、2016年各城市国民经济与社会发展统计公报数据的搜集整理,通过立体化、动态式的系统考察发现:

　　从城市层面GDP空间分布及变化来看,中国东中一体与“一网五带”经济空间新格局进一步凸现。主要表现在:第一,中心城市的经济集聚引领作用进一步增强,285个地级及以上城市中的前20%(57个城市)集聚全国近3/5的财富。第二,中部地区凭借中心城市的有力支撑正在不断崛起,东北地区由于中心城市支撑作用下降而出现持续下滑。中部地区80个地级及以上城市GDP在全国的占比从2007年开始总体上保持增加,由18.89%增加到2015年的21.61%,提升了2.72个百分点。其中,南昌、合肥、郑州、武汉、长沙等中部省会城市近年来进入经济规模加速扩张的阶段。而在东北地区,像沈阳、哈尔滨等中心城市GDP增速在近年来显著减缓,其区域支撑作用下降。东北地区34个地级及以上城市GDP在全国的占比由2010年的10.28%连续下滑至2015年的8.61%。重振并发挥东北地区中心城市的区域支撑带动作用,对于扭转东北地区持续下滑形势意义重大。第三,“一网五带”的“巨手型”城市中国经济空间格局进一步显现。东中部多中心城市群网中106个地级及以上城市创造的GDP占全国的比重在近年来保持在63%以上。西线沿长江上游城市发展带GDP比重持续增加,2015年达到了6.28%,有赶超东北沿京哈线城市发展带的可能。西北沿陇海兰新线城市发展带、西南沿沪昆线西段城市发展带、南线沿海城市发展带在全国的GDP比重尽管相对较小,但总体上呈现增加趋势,表明这些地带在中国经济空间中的相对地位也在缓慢提升。

　　从城市人口分布及变化来看,中国人口流动出现新动向:中部地区、部分高行政等级城市人口流入增加。第一,城市人口增速在区域空间和城市行政级别层面上出现分化。2010-2015年间地级及以上城市常住人口增量为正的城市多分布在东部和中西部地区,而且增量规模较大的城市一般为行政级别较高的省会城市、副省级城市和直辖市;第二,人口流向发生部分逆转,中部地区常住人口规模开始增加。像武汉城市群、长株潭城市群和中原城市群常住人口的全国占比在2012年以来保持逐年增加趋势。第三,长三角等东部地区成熟城市群的多中心化显现,中西部城市群单核集聚进一步强化。

　　从城市群的发展演进来看,人口流向的部分逆转正在悄然改变着城市群及全国经济空间结构,中国城市群体系的多中心化愈加明显,而且对经济空间的支撑作用不断增强。一是由成熟型、成长型和潜在型城市群构成的中国城市群体系在首位度和规模-位序关系上表现出的多中心化在逐步显现,位序较低的城市群也在不断发展。二是城市群与非城市群、城市群之间分化明显,珠三角、长三角、京津冀等十大城市群已经成为中国经济空间的主体支撑。2015年,这十大城市群93个地级及以上城市创造了全国60%以上的GDP。三是绝大多数城市群经济增速(均值)高于全国水平,城市群蕴藏着巨大的发展新动能。尽管近年来各城市群经济增速均值也出现了下调、收窄,但仍然保持着相对较快的增长速度。以长三角和珠三角城市群为例,其域内城市经济增速高于全国的经济增速,保持最快增速的城市一般要比全国的经济增速高出2-3个百分点,即使个别增速较低的城市,其增速与全国水平的差距也不大。与过去不同的是,寻求融入核心城市群,推进城市群内大中小城市(镇)的协调发展正在发生许多积极的转变。比如北京、上海、重庆、广东等发达地区周围的城市通过接轨这些发达经济圈,主动承接发达地区的产业、资本、人才等资源溢出效应,拓展发展新空间。

　　二、经济增速放缓,城镇化质、量并重加速推进

　　从城市视角审视中国的发展动态需聚焦经济增速与城镇化进程这两大方面。从全国层面看,2010年以来,中国GDP增速逐年趋缓,由2010年10.6%下调至2016年的6.7%。在城镇化上,近年来中国城镇化率保持每年不低于1个百分点增速推进,2016年全国常住人口城镇化率为57.35%,比2015年提升1.25个百分点。全国经济增速的下调并没有引起城镇化进程的放缓。

　　从城市层面看,在经济增速方上:第一,城市经济增速的普遍性放缓直接导致了中国宏观经济增速下调。全国285个地级及以上城市GDP增速平均值由2011年的13.23%收窄至2013年的9.67%,2015年则进一步下降至7.5%,比2013年低出了2.17个百分点。全国地级及以上城市GDP增速核密度分布在近年来呈现出由高值和低值近乎各占一半的正态分布,向均值下降、低值城市数量占多的左偏态分布转变的特征。第二,城市经济增速“西高东低”和“南高北低”并存,南北分化比较明显,部分城市出现经济负增长。而且经济增速为负的城市大都具备资源枯竭型,或产业衰退型,或产业结构单一型,或人口净流出的特点,这些类型的城市面临的产业结构调整和经济转型升级的任务重、负担大,在新常态的背景下经济下行的压力也更大。第三,部分后发城市经济增速后来居上,像成都、武汉、长沙等部分省会城市经济进入快速集聚阶段。

　　在城镇化方面,第一,处于不同发展阶段的地区和城市的城镇化推进速度存在明显差异。城镇化水平已经超过80%的上海、北京、天津等城镇化率的增速明显较缓,2015年皆未超过0.5个百分点,而且上海市2015年的城镇化率还出现了负增长。而城镇化水平较低的地区和城市的城镇化率增速相对较高,许多地区快于全国水平,其中贵州、河北、山东2015年城镇化率的增速接近2个百分点。第二,城市经济增速的整体放缓及分化正在叠加影响城镇化的空间结构调整,一些城市群内重点城市的常住人口增速近年来呈现加快之势。比如中部地区的武汉在2015年的增速达2.61%,长沙、南昌则从2011年以来保持常住人口增速不断加快的趋势,2016年长沙达到2.87%。西部地区的成都、西安、贵阳等城市常住人口规模增速在近年来也是明显加快。在中国以城市群为主体形态的城镇化推进过程中,城市群核心城市及周边城市将不断释放其蕴藏的城镇化潜力。第三,城市经济增速放缓没有导致城镇化增速的减缓。中国地域广、地区差异大在某种意义上让城镇化稳步推进有了回旋空间。先行地区和城市是中国常住人口城镇化的存量支撑主体,随着经济增速下调,其对中国城镇化的增量带动作用将有所减弱。而后发地区和城市经济增速相对较快,城镇化水平较低且正加速推进,进而为中国宏观经济下行和先行地区城镇化速度放慢形成缓冲,全国常住人口城镇化进程仍将保持稳步推进。至少从目前来看,尚找不到经济增速放缓而显著减慢城镇化进程的证据。尤其是值得注意的是,随着近年来一系列旨在支持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推动1亿非户籍人口在城市落户等具有含金量的制度改革举措落实以及政策红利的释放,将助力中国城镇化质、量并重加速推进。

　　总之,当前中国的经济空间格局与经济社会发展都呈现了一些新动向。立足中国现实,遵从经济规律,顺应发展趋势,推动中国大国经济发展空间的进一步优化和经济社会动态协调发展,一方面需要推进东部和中部地区在基础设施、公共服务、要素流动等多个维度的一体化。积极发挥政府的引导作用和市场对资源配置的决定性作用,让先行发展起来的东部沿海地区通过方便、快捷的高速铁路网等连接性设施,以及要素集聚与扩散良性互动的途径,带动周边乃至更广地域空间的经济社会发展,以多中心群网化城市(群)体系为支撑实现高效发展,释放更多发展新动能;另一方面,加大对西部和东北地区的政策扶持,加快完善城市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供给,突出开发、发展重点,以点轴状、裙带状城市体系为载体培育、增强其本地吸引力和内生增长动力,顺势引导流动人口的本地就业及城市落户,释放其后发优势及城镇化潜能。

　　三、中国经济转型升级正处于分化期

　　1979至2016年,中国经济实现了年均9.6%的高速增长,创造了经济增长的奇迹。但是,我们也应看到,在创造这一增长奇迹的背后是我们过多地依赖投资和出口来拉动经济增长的事实。另一方面,金融危机以后,世界经济处于深度调整之中,发达国家的“再工业化”、“制造业回流”趋势明显,贸易保护主义重新抬头,出口导向型的经济驱动模式受到严峻挑战。在这种情况下,通过经济转型升级重塑新的增长内生动力已迫在眉睫。目前,中国经济转型升级正处于分化期,总体上大多数城市的转型升级进展缓慢,只有少数城市已经取得明显进展,城市之间在经济转型升级方面的差距在拉大。

　　(一) 出口需求总体低迷,增速在波动中分化

　　从城市视角来看,出口呈现总体上低迷不振、空间上高度分化,时间上波动加剧的态势。从总体来看,2015年全国257个主要城市出口平均增长0.51%,呈现低迷状态。2016 年基本延续了上一年度的低迷态势,188个主要城市出口平均下降0.09%。从时间上看,同一城市出口增速波动很大。2016年,有79个城市的出口增速出现10%以上的波动,变化最大的是湖南怀化市,2015年其出口增速为-64.4%,但到了2016年其增速变为56.1%,整整提升了120个百分点,令人叹为观止。从空间上看,城市间出口增速分化极其严重。从表1中可以看出,出口增速最高的武威,其增速高达266.67%,相反,最低的丽江,其增速是-49.5%,两者相差316%,由此可见城市间出口分化的严重程度。

　　总体而言,出口作为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之一,在经济转型升级的过程同样发挥着无可替代的作用,现阶段出口需求的总体低迷和分化趋势加剧了城市之间产业转型升级的分化发展态势。

　　(二)消费在经济增长的作用稳步提升,部分城市表现尤为亮眼

　　从城市视角看,绝大部分城市的消费都在稳步增长,但直辖市和省会城市的表现尤为亮眼。尽管改革开放以后,沿海许多非省会城市在外贸出口的带动下,经济高速发展,甚至一些城市经济总量还超过了所在的省会,但就消费而言,省会城市仍是不折不扣的中心。以社会消费零售品总额占GDP的比重来衡量,直辖市、省会城市也多高于其他城市。2015年,除了安徽、广东外,大部分省份的省会城市消费占GDP比重都要明显高于省内其余城市的均值。另外,副省级及以上城市的消费占GDP的比重为44.35%,而地级城市仅为38.66%,这也说明了高行政等级城市的消费占GDP比重也往往更高。

　　总体而言,消费在经济增长中的作用日益显现,但是不同等级城市之间的分化较为明显,这也为部分城市率先完成转型升级,大多数城市转型升级进展缓慢埋下了伏笔。

　　(三)多数城市依赖于投资尤其是房地产投资的局面没有明显改变

　　从城市视角来看,固定资产投包括房地产开发投资和城市建设投资依然是促进经济稳定增长的推进剂,但部分经济发达城市的固定资产投资相对较低,转型升级较为成功。统计分析显示,固定资产投资占比、房地产开发投资占比、城建投资占比、产业投资占比与GDP增速的相关系数分别为0.1348、0.2383、0.2407、0.0438,均为正相关,且房地产开发投资和城建投资占比明显高于固定资产投资和产业投资占比,这也说明固定资产投资有助于促进经济增长,其中,房地产开发投资和城建投资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明显要高于整体固定资产投资和产业固定投资对经济增长的作用,进一步证明房地产开发投资和城建投资对经济增长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

　　从时间上看,对比2014年与2010年的固定资产投资占比,在285个城市中,75个城市的固定资产投资占比下降,相反有210个城市的固定资产投资占比出现不同程度上升;就房地产投资占比而言,仅有73个城市的房地产投资占比下降,相应地,有212个城市的房地产投资占比上升。

　　(四)中国城市在转型升级过程中明显分化

　　近年来,少数城市在新兴产业和科技创新上取得重大突破,如深圳、杭州等城市,但绝大部分城市在产业转型升级方面依旧进展缓慢,城市之间的分化相当明显。

　　从新兴产业的角度来看,东部沿海城市及内陆个别中心城市正在大力对接国家推动的“新经济”战略,新的科技浪潮以及高生产效率的新经济正在崛起,而不发达地区城市则明显落后于大趋势,从传统经济向新经济的转型异常艰难。针对2015年新三板514家新经济概念挂牌公司的产业分布进行研究,结果发现:第一,新经济概念公司主要集中于少数发达城市,在514家新经济概念公司中,排名前十位城市所拥有的新经济概念公司数就占到75%。第二,在地域分布上,新经济概念公司主要集中于沿海地区。在前十位城市中,北京、上海、深圳、杭州、广州、厦门、苏州、东莞均位于东南沿海地区。第三,除了东莞、厦门外,新经济概念公司挂牌数位居前十的城市基本上都是GDP排名前十位的城市,这说明发达城市正在这一轮的经济转型浪潮中勇立潮头。

　　从科技创新的角度来看,长三角和珠三角已经成为科技创新的主战场,其他地区明显缺乏创新活力。在万人专利申请排名前二十的城市中,仅有西安、成都属于内陆城市,其他几乎都位于沿海发达地区,尤其以长三角城市居多(9个),其次是珠三角城市(6个),这充分说明长三角和珠三角已经成为中国创新发展的发动机,特别是深圳,俨然已经成为中国的科技创新之都。

　　四、中小城市发展大多缺乏可持续性

　　经过近40年的飞速发展,中国已发展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与此同时,环境污染、资源枯竭、生态破坏等问题日益严重,已经到了不得不解决的关键时刻。当前,随着中国城市化的迅猛发展,“大城市病”现象在中国许多大城市不断蔓延,日益成为舆论关注的焦点,但与此同时,中小城市存在的问题并没有得到应有的关注,事实上,中小城市发展大多缺乏可持续性。

　　(一)相对大城市,中小城市社会治安隐患更大

　　从空间上看,犯罪率大小与城市规模呈现负相关,中小城市相对大城市更不安全。由于公众舆论有意无意的忽视,导致在中小城市和农村地区发生的许多小型公共安全事件并不容易起媒体的关注,从而让人产生某种错觉,以为城市越大越不安全。但是,根据对每万人刑事案件逮捕人数(犯罪率)这一数据的分析,我们发现,城市人口规模与犯罪率之间的相关性为-0.0836,这说明城市规模与城市安全呈负相关,并非城市越大越不安全。

　　从时间上来看,相对于大城市,中小城市变得越来越不安全。对比2014年和2010年各城市的犯罪率,犯罪率增长高于5%的城市如怀化、铜川、商洛、大庆等无一不是中小城市,而大城市如重庆、上海、北京、天津、广州等则呈现明显的负增长。总体而言,犯罪率增速与城市规模呈显著负相关,其相关系数为-0.112。由此说明相较于大城市,中小城市的犯罪率增长更快,安全形势不容乐观。

　　(二)中小城市交通拥堵日趋严重

　　从城市视角看,中小城市汽车拥有量增长很快。根据对全国285个城市的统计分析表明,2003年到2013年间,四线中小城市的汽车拥有量平均增长698%,大大超出一二线大城市472%的增长率。而且汽车拥有量增长最快的前十个城市分别是钦州、萍乡、朝阳、梧州、阜新、贺州、乌兰察布、益阳、永州、嘉峪关,这些城市无一例外都是中小城市,这反映了虽然在汽车拥有量上,中小城市远逊于大城市,但是其增速却要远高于大城市。

　　与此同时,相较于汽车拥有量的快速增长,中小城市的交通设施发展则远滞后于大城市。2013年至2013年间,四线中小城市的城市道路面积平均增长165%,远低于汽车拥有量的增速;汽车拥有量增速/道路面积增速的比例位居前十位的城市分别是梧州、常州、萍乡、娄底、三亚、百城、阜新、庆阳、贺州,这些城市大部分都是中小城市。总体而言,中小城市交通设施的建设远远赶不上快速增长的汽车拥有量,而且与大城市相比,这种现象更为严重。另外,中小城市特别是边远地区小城市城市管理滞后,无法提出完善的交通解决方案,因而中小城市的交通拥堵日趋严重。

　　(三)中小城市购房压力增加总体比大城市更快

　　从城市视角来看,中小城市的房价收入比增速并不比大城市低。从2005年到2013年,一二三四线城市的房价收入比分别平均上涨31%、1.96%、9.5%、15%,一线城市涨幅最大,而通常被舆论忽略的四线城市的房价收入比增速反而超过了二三线城市,仅次于一线城市,这也进一步说明相对大城市而言,中小城市购房压力增加得更快。从表1中,我们可以看出,房价收入比涨幅最大的十个城市无一例外均是中小城市,这也进一步证明了我们之前的观点:相较大城市,中小城市居民面临着越来越大的购房压力。

　　(四)相较于大城市,部分中小城市环境污染更为严重

　　从城市视角来看,一、二、三、四线城市的PM2.5年均值平均分别为50.75、59.03、54.83、49.87微克/立方米,二、三线城市的空气环境污染程度稍大于一、四线城市,而一线城市和四线城市的空气环境相差无几,因此并不能认为城市越大,环境污染就越严重,恰恰相反,作为一线城市的广州、深圳的PM2.5只有38.8和29.9微克/立方米,远远低于许多中小城市。再者,统计发现,单位GDP二氧化硫排放量与城市规模大致呈现负相关,这进一步表明中小城市的环境污染可能比大城市更为严重。

　　(五) 中小城市公共服务的资源和水平远远落后于大城市

　　大城市所占有的医疗资源远多于中小城市。总体来说,经过几十年的快速发展,中国医疗卫生事业也取得了长足的进展。但是,与此同时,我们也应看到医疗资源在地区之间、城乡之间的分配极不均衡,甚至存在日益扩大的趋势。但是从城市视角来看,大城市与中小城市之间的医疗资源差距极大,并且中小城市之间的差异也很大。一、二、三、四线城市之间的每百万人三甲医院数均值由高到低依次为1.12、1.01、0.62、0.4,一线城市接近于四线城市的三倍。与此同时,这四类城市的变异系数排序恰好相反,依次是0.39、0.65、0.96、1.26,这恰好说明越是大城市,医疗水平越高,同时发展水平相近,而越是中小城市发展水平越低,并且城市间的差异越大。

　　大城市的教育资源也远高于中小城市。总体来说,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教育事业取得了长足发展,尤其是过去十年,政府在教育事业上的投入更是连年上涨,但是另一方面,我们也应该看到,中国的教育资源在地区之间、城乡之间的分配还是极不均衡的。但从城市视角来看,大城市的教育资源要远高于中小城市,并且中小城市之间因所在区域的不同,其教育资源的差异也非常大。比如一、二、三、四线城市的中学指数均值依次为6.15、1.63、0.97、0.53,一线城市要远高于其他城市,是四线城市的将近12倍,这也充分说明了城市间教育资源分配是极不均衡的,大量的教育资源集中在大城市,造成了人口的加速集聚,而中小城市所获得的教育资源却极少得可怜,又因为教育具有规模效应,易造成恶性循环,从而威胁小城市的生存。 （倪鹏飞 丁如曦 沈 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