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天，同济大学发布的《中国城市可持续发展绿皮书》数据令人意外：天津、厦门、武汉、杭州等四城市处于可持续发展评估坐标系中 “最理想状态区”，而以往在各类城市排名中始终领先的上海、北京、广州等城市归类为“欠可持续发展”城市。据悉，这一结果源自全新的城市发展评估模型，课题组在传统方法基础上，加重生态、社会发展权重，打造一把丈量城市的 “新尺子”。
同济大学可持续发展与管理研究所所长诸大建教授说，测量城市发展水平的传统方法，主要是收集经济、环境、社会等多项指标，将其量化后得出总分，这也是当前国内外不少城市排行榜的评分标准。然而其中也有“硬伤”。他举例，若一个城市走的是高能耗高污染路子，但人均ＧＤＰ很高，在传统参照系上可能依然获得高分。为避免这一情况，课题组探索“投入—产出比”型评估模型，以支撑城市运转的生态消耗为“投入”，以城市中人类发展指数为“产出”，为国内３５个大中城市算一笔全新维度下的发展账。
两个指标中，人类发展指数由联合国开发计划署提出，涵盖城市中人均预期寿命、人均受教育年限、人均ＧＤＰ数据等广泛内容，意在更准确反映一地居民生活质量。《绿皮书》数据显示，按从高到低排列，国内３５个大中城市中，深圳、北京、广州、上海等９个城市位居前列，并达到联合国界定的“极高人类发展水平”，其他２６个城市也均在“中等人类发展水平”线上。与此同时，生态投入指标包括水资源、土地资源、能源，以及生活物质等四类。按从低到高排列，石家庄、哈尔滨、南宁、福州、青岛、宁波、济南等居前列，北京、上海、深圳分别位居３０位、３２位和３５位。
研究组以人类发展指数为Ｘ轴、生态投入为Ｙ轴，建立城市可持续发展评估的直角坐标系，并在其中标出３５个城市的位置，同时在坐标系上画出联合国公布的高人类发展水平线和世界生态投入平均水平线，形成 “低投入低产出”、“低投入高产出”、“高投入高产出”、“高投入低产出”四个区域。天津、厦门、武汉、杭州等４个城市处于“低投入高产出”区域，包括贵阳、太原等在内的２０多个城市属“低投入低产出”，而广州、深圳、上海、北京、南京等５个城市则属“高投入高产出”。
为何将“高投入高产出”归类“欠可持续发展”？同济经管学院院长霍佳震教授打比方，“把城市比作百货店，生态投入就是开店成本，人类发展指数就是利润，成本越低、利润越高的那几家店才算‘明星企业’，其他店都要向它学习。”诸大建指出，京沪穗等高投入高产出城市若不尽早改变发展模式，长此以往，可能带来人口过度膨胀、资源枯竭、环境急剧恶化、社会分化急剧加速等恶果，进而令城市文明陷入困境。
专家建议，城镇化进程中，经济发展维度、社会发展维度、环境维度的发展不可能同时达到最优状态，因此城市可持续发展目标并非机械地追求三个“高分”，而应更加充分考虑三者间的交互作用和协调平衡，实现一定条件下三个维度相互配合的整体性最优。（记者 彭德倩）
（责任编辑：袁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