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天上午，南京大学商学院二楼报告厅，“江苏发展高层论坛”第31次会议开场。来自清华大学、复旦大学、浙江大学以及省内高校院所的专家们齐聚一堂，分享对十八届三中全会精神的学习体会，为江苏进一步“深化改革促发展”出谋献策。
使市场起决定性作用，
让民企发挥更大作用
“‘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决定性作用’，这是十八届三中全会的理论创新点，也是改革的指导原则。”清华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主任魏杰分析说，全会提出，公有制经济与非公有制经济都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都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基础，这“两个都是”，意味着两者将有彻底的平等地位。同时，全会还提出公有制经济和非公有制经济两个产权同样“不能侵犯”；提出不仅支持国有资本控股的混合经济，也同样支持非公有经济控股的混合经济。这3个要点，对稳定目前的民营经济，振奋投资精神，都有巨大作用，“江苏是民营经济占很大比重的省份，在此推动下，无疑将进入一个新的发展阶段。”
东南大学经济管理学院院长徐康宁认为，江苏要加强顶层设计，推动改革系统性突破。而“系统性突破”的关键是，构建让优质要素脱颖而出的市场和市场机制，“大力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激发市场最大活力。”徐康宁就此提出“三个凡是”：凡是能让非公有资本代替国有资本的领域，充分让非公有资本发挥作用，体现活力；凡是非公有资本高于国有资本效率的地方，充分让非公有资本担当主角；凡是有利于混合所有制经济加快发展的要素，充分加以使用并最大限度激活其潜能。他建议，要深入推进更高层面的国有资本重组，“比如，改组或组建一批国有资本运营公司；交叉持股的重点，放在母公司的层面；国有资本运营公司可以聘用民营企业家。”
借鉴改革样本经验，
用开放倒逼改革
复旦大学经济学院院长袁志刚,介绍了上海自贸区建设的进展以及相关改革创新制度。他认为，上海自贸区的经验是“可复制”的。对江苏来说，尤其要做好主动对接，借鉴改革经验。比如，江苏的连云港也可积极申报自贸区，还可藉此提升全省园区经济的竞争力。
“用开放倒逼改革，是一种高超的改革艺术。”省社科院院长刘志彪提出，目前我国对外开放程度已经很高，而对内开放还远远不够。他分析说，今后的开放，将呈现八大趋势：从商品市场开放转向要素市场开放；从制造业的全面开放转向现代服务业的全面开放；从行政分割的区域市场开放转向全国统一市场的开放；从单一的国有资本参与竞争转向混合所有制参与竞争的格局；从“正面清单”管理转向“负面清单”管理；从遵循全球规则的多边开放转向单边自我开放；从被动适应全球化到主动创造全球化的机遇；从争取优惠政策创造洼地效应，转向通过推进改革来创造洼地效应。“对江苏来说，顺应这样的趋势，就要研究从利用别人的市场，到发展内需利用自己的市场；从利用低级要素，转向利用高级要素，向价值链的顶端攀升。”
厘清“市场”“政府”边界，
让政府精准作为
“面对市场的决定性作用，政府不是无能为力，而是要在应起作用的领域充分发挥作用。”南京大学党委书记洪银兴指出，政府需明确市场和政府作用的边界。政府可作为的领域有：市场失灵的方面，比如公平分配；市场解决不了的方面，比如环境保护；市场调节下企业不愿意进入的方面，比如公共性、公益性项目；解决市场有效运行的环境。
对地方政府政绩的考核，三中全会也做了非常明晰的规定。洪银兴认为，“今后比地区的政绩，要比经济结构，比生态，比民生，比创新能力，比社会发展水平——这将是今后地区之间竞争和中央政府考核的主要方面。”
分析江苏实际，他提出了地方政府的5项主要任务：城乡发展一体化和人的城镇化需要政府积极引导和制度安排；发展创新驱动型经济需要政府提供激励制度和政策；经济结构调整需要前瞻性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生态和环境建设需要政府的制度性安排；开放型经济需要政府协调和环境建设。
南京师范大学商学院院长蒋伏心也认为，市场经济的决定性作用不是自发形成的，必须有强政府作为后盾。“‘政府转化职能’不能简单地归纳为放权，拥有完整权力的政府才能行使其职能。”他说，对政府，要先确定责任再确定权力，并使权力与责任相称，否则，权力可能被滥用。
南京大学社会风险和公共危机管理研究中心主任童星，则从社会治理角度分析了政府作为。“十八届三中全会将‘社会管理’改为‘社会治理’，这个提法更为全面。因为，社会不是一个被动管理的对象，有自我管理能力，也存在着其他管理主体。”他认为，实现国家治理能力的现代化，政府、市场、社会三者都是必不可少的。不能因为有奸商就关闭市场，有贪官就解散政府，同样，也不能因为有“黑社会”就不允许发展民间组织，“江苏应当而且可以积极扶持社会组织成长，将公益性民间组织纳入政府购买服务的组织体系。”
在治理手段上，他建议，应综合运用法、理、情的积极功能，改变“刚性维稳”、“拦截访民”、“野蛮执法”，将依法管理与以理服人、以情动人有机结合起来，更多地实施“柔性社会治理”。
（责任编辑：石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