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月1日开始，《江苏省爱国卫生条例》和《南京市活禽交易管理暂行办法》分别正式实施——如果在禁烟场所吸烟，就会被罚20至50元；禁止在定点交易点以外从事活禽交易。然而记者探访发现，这两部法律规章在执行中却面临尴尬。
实施后“零罚单”，折射执行尴尬
2日上午9点，南京市妇幼保健院门诊大厅拥挤而热闹。保洁员告诉记者，每天都能逮到几个抽烟的，一般在男厕所和大门口。负责的区域有人抽烟，保洁员要被处罚；然而对于抽烟的人，保洁员却坦言他们没法罚。
记者随后来到未被南京市列入定点交易点的瑞金路菜场，一进市场就看到好几家经营活禽的商户。家禽交易区没有同其他区域进行物理隔离，也没有独立对外出入口。在同样禁止活禽交易的科巷菜场外，记者看到三四家售卖活鸡活鸭的小门店，和市场内光鸡交易的冷清相反，这里的生意十分红火。面对记者，经营户并不愿回答这些活禽是否经过了检验检疫。
据了解，1日当天，南京对在禁烟场所吸烟者和从事活禽交易的非定点交易点并未开出“罚单”。法律规章出台了，执行却没有立即跟上，这样的情况还有不少。今年6月1日起实施的《南京市生活垃圾分类管理办法》规定：“不分类投放生活垃圾的，由城市管理行政执法部门责令改正；拒不改正的，处以50元以上200元以下罚款。”但是，不分类投放者众，被处罚的无。
南京工业大学法律与行政学院党委书记温晋峰教授告诉记者，“限塑令”实施6年了，现在市场上还充斥着大量劣质塑料袋，“唯一得益的倒是超市，可以名正言顺地卖塑料袋。”
不严格执行，法规形同虚设
“无论是‘禁烟令’、垃圾分类还是‘限塑令’，它们遭遇的共同尴尬都说明了一个道理：法律规章的出发点虽然很好，但如果执行不到位，反而会损害法律的尊严、政府的尊严。”温晋峰教授一语中的。
省人大常委会法工委副主任王腊生参与制订了《江苏省爱国卫生条例》，在他看来，立法决定的事项就应该立即执行，不能前松后紧或者设立过渡期，否则法律会沦为一纸空文。“在我国公众法治意识还不强的情况下，更要严格执法，否则会产生‘破窗效应’，法律的力量会大大消解甚至成无。人们会觉得，反正没人管，为什么一定要遵守？”
南京推行垃圾分类后，城管部门相关负责人曾坦言，目前垃圾分类的准确率不到20%，而且末端处置系统暂缺，还未能摆脱“前期分类不到位、后期处理大锅烩”的尴尬。“鉴于此，城管部门暂不对垃圾不分类行为进行处罚。”
暂不处罚，就让执行法律有了弹性。“善意的行为并不一定会结出好的果子。”温晋峰认为，如果社会的文明程度没有达到那一步，客观条件没有具备，执法力量跟不上，匆匆出台相关法律规章，反而会让法律没有尊严，让政府失去威信。比如，南京主城区目前只设立了26个活禽交易点，面对面广量大的鲜活禽类需求，这些点显然不够，众多“非法”点于是应运而生。
王腊生表示，法律规章的制订出台，既要有前瞻性，引领社会发展的方向；同时也要考虑可行性，对于实施后可能出现的问题、执法面临的困难等，都要考虑周全。
“有些法律规章，即使严格执行也不一定能取得良好效果，因为还存在违法成本太低的问题。”南京三法律师事务所李宝军律师说，比如在禁烟处吸烟只罚款20至50元，一些人根本不在乎。在新加坡公共场合为什么没人敢吸烟？因为那里最高要罚1000新元，约合5000元人民币。还有些法律条文，本身就超出了其应该规范的范畴。比如修改后的《老年人权益保障法》，新增了“儿女应常回家看看”等内容。其实，孝敬父母长辈应该靠道德的力量来约束和教化，法律反而有点“越俎代庖”了。
维护法律权威，是全社会共同义务
社会上吸烟的那么多，哪有那么多执法人员去处罚？城管总不能守在每个垃圾桶前面，看人们有没有把垃圾分类吧？
“不能因为执法人手少，就不处罚。”温晋峰介绍，执法权也是可以授权行使的。也就是说，可以将某些行政处罚权授予非行政机关的、具有管理公共事务职能的组织行使。在动车上吸烟会被罚款，就是因为列车管理人员得到了执法授权。以此类推，经过教育行政部门的授权，校方就可以处罚学校内的吸烟者；经过卫生行政部门授权，院方也可以处罚医院内的吸烟者。
李宝军则认为，这种关乎公共场所秩序的法律法规，光靠一个政府部门的执法人员肯定难以贯彻到位，他建议与个人的征信系统挂钩。“比如你在禁止的9类地区抽烟了，记你一个信用不良，让你贷不了款，那你肯定要注意了。”
“其实，法律责任不仅仅是执法部门的事，全社会都要树立遵法守法的意识，相关部门和单位都有提醒、劝阻的义务，每一个公民都要自觉用法律来规范自己的行为。”王腊生举例，爱卫会应当组织开展多种形式的控烟宣传教育，广播、电视、报刊、网站等媒体也应当广泛宣传吸烟和被动吸烟有害健康。
（责任编辑：石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