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要】北京市委书记郭金龙曾表示,下一步要促进各区县差异化发展。去年12月,北京市市长王安顺在市委全会报告中指出,对于产业调整,要搞清楚“要什么,舍什么”,加强规划引导和统筹协调;一般加工企业和服装、建材、小商品等批发市场要实现腾龙换鸟。
“有所为、有所不为”,“要什么,舍什么”,这对于北京是一个重大课题。北京市委书记郭金龙曾表示,下一步要促进各区县差异化发展。去年12月,北京市市长王安顺在市委全会报告中指出,对于产业调整,要搞清楚“要什么,舍什么”,加强规划引导和统筹协调;一般加工企业和服装、建材、小商品等批发市场要实现腾龙换鸟。
市领导的这些重要“思路”,无不体现北京产业调整的重要性。专家指出,产业规划能够指引人往哪儿走,资源往哪儿集聚,在环境污染、交通拥堵、资源短缺等“城市病”面前,合理的产业规划才是解决“城市病”的关键,建设“紧凑型城市”能缓解“城市病”。
“有所为、有所不为”,“要什么,舍什么”,这对于北京是一个重大课题。专家指出,产业规划能够指引人往哪儿走,资源往哪儿集聚,在环境污染、交通拥堵、资源短缺等“城市病”面前,合理的产业规划才是解决“城市病”的关键,建设“紧凑型城市”能缓解“城市病”。
观气色
“产业都在这,人当然会来”
“北京城市大机会多,但太挤了,房租又贵,这城市也没什么好的。”某论坛上,一个外地姑娘如是抱怨。这一抱怨,引来无数共鸣的同时,也遭到北京本地人的“反击”:那你怎么不回你的老家呢?
这样的争论,几乎在每一个“吐槽”的论坛都出现过。事实是,北京确实人越来越多了。
据北京市统计局、国家统计局北京调查总队2013年2月公布的数据,截至2012年底,全市常住人口2069.3万人,比上年末增加50.7万人。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主任欧阳淞在去年全国两会上表示,从1990年到2011年的21年里,北京差不多增加了1990年一个北京城的人口。而从2000年到2011年的11年,增加了637万人,是前一个十年增加人口数量的两倍多。10余年来北京外来人口翻一倍。
人为什么会来,原因不难探究。北京产业多,很多顶级产业与资源聚集,产业的吸引力自然会让人口增加。如果产业规划没有层次,什么产业都不愿意舍弃,就不能简单地“怪什么人都来”。
在较短时间内完成人口的速增,规划却未能跟上脚步,于是“产业”和“住宅”被分开了,职住不平衡造就了通州、天通苑等“睡城”,交通压力又大了。
各区县在执行规划时的“各自为政”,一些低端产业的疏于规划和管理,更破坏了规划的整体性,给城市“添堵”。
听声息
上班地方离家近点就好了
家住大兴黄村的张先生,上班地点在西北三环附近,每天先坐地铁再换公交,速度快点单程1小时40分钟左右。
他经常会说,“最累的就是在路上,但已经算幸运的了,至少有地铁。”因为如果开车,2个小时也到不了公司。
对于规划方面的事情,张先生说,“不太懂,但要是规划的写字楼离家近点就好了。”他说的写字楼,其实就是提供上班场所的地方。“如果北京大多数人上班不用满城跑,可以离住所近一些,交通不就没那么拥堵了吗?还减少汽车尾气污染呢!”
然而更让张先生觉得“不可思议”的是,“媳妇有时候要去买东西,无论高档的还是一般的,都要去市里,因为大商场在市里,而一些批发市场比如动物园、木樨园,也在市里。”
在动物园、大红门等一些批发市场传出要外迁时,曾经引发很多争议,很多人并不愿意搬迁,不过张先生立场不同,“一来市区没那么堵,我们上班畅通点,二来如果迁到郊区,万一迁到大兴呢,还能带动我们郊区的经济发展呢!”
持这种想法的,不止张先生一个。丰台区丽泽商务区附近的居民,盼望丽泽商务区的真正开业,已经很久了。
“谁都知道,这里要发展成金融区,以后这里的房子肯定涨价,环境也会变好。”附近居民王明说,“可以拿金融街对比嘛,如果丽泽成为第二个金融街,我们这里就变高端了。” 问症状
区县产业现同质化竞争
北京城市规划学会原秘书长、高级规划师高毅存说,北京产业最近这些年调整很大,布局也优化很多,重化工企业比如首钢迁出,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
他表示,由于早期规划不够长远,所以一些重工业安排布局不恰当,导致了今天的空气污染严重。北京是一个大城市,“要养这么多人,不可能没有产业,但有些产业布局有问题。”
高毅存说,比如房山的炼油,日常生活中不可或缺,也是利税大户,在GDP指标下,很难退出,但是炼油厂对环境的影响不可低估。
区县产业同质化竞争加剧,同样是规划布局不够长远的结果。比如丽泽商务区建好后,与金融街的功能定位如何区分?怎么做到差异化发展?
北京大学城市与区域规划系主任、教授吕斌说,“不光是北京,很多城市都搞金融,搞了20多年了,朝阳区的CBD到西二环,前后一公里,就有很多功能重合,丰台区也要搞,盖很多楼。这些商务区不是说银行取款点,一公里就得有一个的。”
高毅存也对区县同质化表达了同样的担心,“一下子出来一大堆BD,北京就既有金融街,又有丽泽商务区,还有东四环环渤海总部商务区,最后就会搞不清谁叫CBD了,谁也发展不好。”
摸脉象
治理低端产业勿一刀切
针对产业分配不合理带来的污染问题,高毅存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将来应多发展服务业,着力扶持无污染的产业,传统农业逐渐转化为观光农业、现代农业,工业要逐渐优化,污染严重的退出北京。”
而对于城区内吸引大量人流、物流,造成交通拥堵的小商品市场,政府已经在行动。这是专家希望看到的,同时也期望政府不采取“一刀切”的治理方式。
北京市西城区副区长孙硕表示,动物园批发市场的批发业态将从中心城区迁出,剩下的不是所有的服装都一刀切。目前北展地区产业结构调整升级还处于准备阶段,不设具体时间表。目前还处于市场调研、专家论证、协调准备、政策研究阶段。
北京城市规划学会原秘书长、高级规划师高毅存表示,小商品市场在一定历史阶段,起了积极的作用,在经济不太发达时,给百姓带来很多便利。他建议,不妨从提高经营模式、经营档次和规范化入手。
吕斌建议,有的市场可以保留,但有一个前提,首先要符合安全标准、卫生标准,不能成为城市里藏污纳垢的地方,失火时消防车都进不去,“不要一刀切都清走,要留一些文化气息、一些便利,让城市人有可溜达的地方。”
中药方
区县根据自身条件主打不同产业
1 【功能配置】
北京应建紧凑城市
无论是在市民、专家包括政府的认识中,职住不平衡都是造成“城市病”的重要原因。职住不平衡,也正是产业布局的不甚合理造成的。有的是总体规划做好了,区县执行时却走偏。
北京大学城市与区域规划系主任、教授吕斌对此给出自己的“药方”:一定要建设紧凑型城市。
何为紧凑型城市?吕斌说,不是指要把北京建设成为一个建筑密度很高的城市,而是缩短通勤距离,比如在产业园区周围,较短的通勤距离,或者在公共交通能方便抵达的地方就有住宅。
他分析说,交通拥堵很重要的原因之一是功能配置的不合理性,特别是主要功能的配置不合理。产业布局和房地产的开发,就经常脱节,开发商只管我能在哪儿拿地,产业也是,但没考虑交通,人是流动的,造成了当下潮汐式的交通特别厉害。要调整产业布局,不能像现在这样,中心城商业化商务化,文化设施很多,而郊区却很缺乏。
建设新城,是能有效做到职住平衡的一个契机。吕斌说,在建工业新城时,初期可以产业为主,但最好是同步建设住宅,基本上要做好配套。工业布局时,要配套生活服务设施,“前院上班,后院住宿,这很难,但要有个紧凑型城市的概念,城市基本功能齐全,生活便利,通勤要近,大运量的交通系统去支撑。”
他进一步强调说,这个城市,摊大饼不能太大,工业一定要拿出去,紧凑型的新城组团特别重要。
北京城市规划学会原秘书长、高级规划师高毅存提出类似的建议,他同时建议,政府应带头外迁,做到功能分解。
“我们早在20年前就提出在通州建立副中心,我觉得这事应该政府先带头,而不是商家带头,政府机构带头外迁,资源自然就会跟着外迁平衡,所以这些结构性的问题,就要从上边下决心。”高毅存说。
值得欣慰的是,通州副中心近期再次被北京相关部门提起,如能早日实现,对破解“城市病”将有不小的贡献。
2 【去同质化】
区县主打不同产业
16区县有不同的禀赋和条件,针对区县同质化发展问题,高毅存表示,“最好是每个区县根据不同的自然条件和历史文化,主打不同的产业,路走得更长,否则城市的区县内部竞争,最后就成了恶性竞争。”
除了对金融业的热衷外,其实北京不同区县在旅游业的发展上也非常趋同。
“如果一个区县搞了音乐节,其他区县也跟着搞,都分不清楚是哪个区县的特色了。”高毅存说,北京平原地区和山区有很大的不同,山区和浅山区根据生态发展旅游,相对来说做低强度的开发,不要过度强调GDP,能够生态涵养为主,不要所有区县下同样的GDP指标。
“都以GDP衡量,很多区县就死掉了,而且没有更多的想法,就同质化了。”高毅存说,软实力做得好,贡献不见得小,“不以GDP论英雄,才会更加差异化。”
吕斌对于区县同质化发展的建议是,“所有的功能,都应该有逻辑,该做多大的规模都是有规律的,什么样的城市就有什么样的职能,不能一味效仿。”以金融服务业为例,吕斌说,“很多功能不能因地制宜,考虑不全面,总部经济凭什么都到这里来,全世界500强都来北京,不可能,都来了也用不了这么多商务区。”
然而更令人担忧的是,很多小城镇也按大城镇的做法去做。吕斌说,“城市的功能,是有体系的,有层次的,要合理地去考虑功能,配置定位。”
西药方
产业调整后及时转换城市功能
世界上,几乎任何一个国家都经历过“城市病”,只是程度轻重不一样而已。面对产业布局不合理带来的“病症”,西方国家如何“下药”呢?
“大家都差不多,比如当年工业化最盛时,都有相同的问题,20世纪70年代以后,基本上开始进入后工业化阶段,也未必就是高端,也有无奈,因为人口的红利,加上韩国、新加坡、马来西亚,都发展起来了,西方国家开始明显地退二进三。”吕斌介绍说。
及时抓住时机,进入后工业化,在产业结构发生变化时,及时调整城市功能,这是西方国家的普遍做法。
吕斌说,他们不是主动关掉一个工厂,不是说工厂转走就转走了,西方普遍的做法是,及时谋划,“运用了这样的机会,把原来的城市空间不合理的地方,抓住机会调整合理,原来有工业没有服务设施的地方,及时跟上,增加公共空间、学校、绿地等。”
美国波士顿的产业调整是一个很好的例子。波士顿的港湾,以前曾经全市码头、仓储区,大都用作物流仓储。在后工业化时期,订单经济兴起以后,采取终端配送方式,不再需要仓储,波士顿及时将仓储区改建为清水的文化设施、游乐设施。上世纪80年代,波士顿海湾沿线都建成了滨水空间,非常漂亮。
日本横滨的三菱造船厂,历史上也很有名,一度造船业歇业了,企业用地退二进三,也可能随便换一个功能,盖房子卖。横滨政府,允许调整功能,但是整个功能必须符合城市整体规划和需求。
吕斌说,拿北京来说,“比如首钢搬走了,不能指望首钢自己调整功能,北京西部功能如何提升,需要更高层面的统筹。”
同理可证,北京核心区的小商品市场搬走了,剩下的干什么,要综合考虑,“对整个城市空间而言,这一片到底缺什么,就补什么。”要站在更高视角规划,不能赶走了,就盖一个高端住宅。
在新加坡,寸土寸金的地方,2003年修改上世纪90年代的规划时,就把图上画的楼拔掉,变成广场绿地,也增加了底商,而缺的面积加盖在别的楼上。
吕斌说,要避免总部经济盖得越多,老百姓离北京越远。世界上的CBD,楼下都有底商,有公共空间供老百姓活动,“而不是两个保安站着”。
关于产业的调整,吕斌说,北京还有一些新兴产业空间有待挖掘,可以学习西方国家,搞活空港经济,比如顺义机场周边的发展,将来第二机场周边可发展一些高端的全球化航空经济以及信息化产业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