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伟思(资料图)
华西都市报记者调查还原周伟思从巨富、村官到阶下囚的堕落之路
在深圳的旧城改造中周伟思这样的巨富村官也许并不是“孤案”,在当地网站的调查中,有55%的受访村干部担心自己“有朝一日成为下一个周伟思”,而100%的受访者认为“村官现在是高危职业,时刻坐在火山口上”。在2012年换届选举中,深圳市有21人主动弃选社区股份公司的董事长和副董事长。
办公室大门紧闭,门上挂着“南联股份副董事长”的牌子。
今日上午 9 点半,这间办公室的主人周伟思,因涉嫌受贿5600万元将在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受审。再回这间办公室,几无可能。
在他的办公室外面、南联社区办公楼门口岗亭墙上,贴着一份褪色律师函。
律师函落款时间为 2012 年 10 月10日,分别传给周祖杰等三家。其中,针对周祖杰一家,要求在规定时间内退还开发商支付的3200万元货币补偿款。
正是这份律师函,让本该以叔侄相称的周伟思和周祖杰反目成仇。周祖杰愤而举报周伟思拥有80套房产、坐拥20亿。
事后查明,作为深圳南联社区一名村官,周伟思曾受贿5600万元,比此前落马的深圳市原市长许宗衡还高出两千多万。
周伟思事发后,深圳当地网站做过一个调查,与周身份一样的深圳村集体股份公司董事长中,半数都担心自己成为下一个周伟思:在旧改的江湖中,在开发商和拆迁户间巨大利益链的诱惑面前,谁能难免不湿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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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村官能有多富?76栋物业,每月收租百万元
周伟思,今年54岁,土生土长的简一人。
如果他印一张名片,上面的头衔会写:深圳龙岗街道办事处南联社区工作站常务副站长、南联股份合作公司副董事长、深圳市利亨隆贸易有限公司法人代表。此前,他还干过五年的南联社区居委会主任。
多年来,村官周伟思靠着这多重身份,在社区管理、集体资产经营和个人公司之间辗转切换,混得风生水起。
周祖杰举报他时称,周伟思已拥有80套房产、20多辆轿车、坐拥20亿元。
他是房爷:全家物业以栋计算
南联社区办公楼对面,就是简一居民小组。
华西都市报记者在这里碰到的,多是外来租户。
好不容易找到本地人,一听问及周伟思,便不再多说。直到碰到一位看门的老者,他长叹一声,“可惜了”,再不愿多聊。
周伟思的履历表显示:1960年出生,初中学历,1976年在生产队做工,1987年在家务农,1992年去广州做生意,1998年在龙岗做生意到现在。
正是这个简历并不出众的村官,在深圳市规划和国土方面公开资料上却显示:拥有获得房产证的物业共20余处,包括1栋办公楼、6栋工业厂房、6栋宿舍和1栋住宅。
龙岗规划国土档案查询处工作人员告诉华西都市报记者,这还不包括未办和正在办房产证的房产。
另一份公开数据表明,1999年至2010年,周伟思个人名下拥有物业达64栋,其中住宅12栋、商业楼10栋、工业厂房35栋、综合楼7栋,共占地面积3万多平方米。登记在其妻杨小球、儿子周荣生、周华生名下的物业有12栋,全家申报物业共计76栋,建筑面积11万平方米左右。这些物业大多数在2001年前后登记,建设日期多数在2001年3月之前。
他很低调:开二手车,用老款诺基亚
除了有房,周伟思被指还有数量众多的豪车。
周祖杰说,轿车有20多辆,具体是哪些牌子已经记不清楚。不过,周伟思反驳说,车子多数都是二手车。
儿子曾就此事与他意见不合,埋怨道,家里每月收租百万元,不是没有钱,买个旧车开出去别人笑话。
“旧的好,便宜。”他告诉儿子为人处事低调好。
身为有钱人,周伟思着实低调。手机是老款的诺基亚,外壳磨花还用了五六年。
房产固然是谈资,不过,今日庭审不会过多涉及。当地一名检察官透露,周伟思的犯罪事实除受贿和行贿外,暂未涉及到其他犯罪,比如举报人举报称其房产为违建之类,是政府规章制度的定义,法律约束在违建建设过程中,行使公务给予便利、收受好处的受贿等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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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村官咋这么富?当包工头起家 当村官之后受贿数千万
“20亿村官”,只是贴在周伟思身上的一个标签。
检察机关指控,受贿金额5600万元。差距在于,受益于土地和房产增值,他的财富在受贿之前早已滚雪球般膨胀。
第一桶金:租地盖房当包工头
“周伟思的确是个能人。”按照居民说法,1982年,改革开放不久,周伟思就大胆开了小卖铺,出售小百货补贴家用。在这过程中,随着开放浪潮推进,不少香港人到村里租赁地皮、盖起厂房。受此启发,1987年,头脑灵光又有点本钱的周伟思涉足建筑业,当起包工头。
除了自己积蓄,周伟思还动用了其在香港的兄弟资源,借来10万元,又向银行贷款,买地圈地盖厂房。随着靠厂房收取租金积累到一定量,继而买地盖农民房,如此滚雪球般发展方式,让周伟思掘到第一桶金。
在新一轮城市化进程中,周伟思位于深惠路沿线的部分物业被改造被拆,并获赔上亿元,物业骤然升值数倍,一夜暴富。
当上村官:旧改隐匿巨大利益
2004年,深圳全市城市化后,村委会改为社区居委会,已任村委会主任的周伟思,顺其自然当上了居委会主任。
此后,他又陆续担任社区居委会主任、股份公司副董事长、社区工作站常务副站长等职务。
在他看来,每年工资10万元出头,相比身家过亿,这份薪水微不足道。“钱对我来说确实不重要,当初干这份工作确实想为居民们做点实实在在的事。”
周伟思当上村官后,也确实带动了当地的发展。据南联股份公司相关人员介绍,现在本地居民每人每年分红超过1万元,在龙岗区256个股份公司经济实力排名第二。
能取得这种成绩,周伟思曾经坦承:靠的就是旧改,通过物业置换升值。
成也旧改,败也旧改,这恰恰成为他栽倒的绊脚石。
亦官亦商:周旋各方从中获利
从公诉书中得知,周伟思受贿的钱,主要来自旧改项目和统建楼建设。
周伟思说,导致他身陷囹圄的天基公司旧城改造项目,看中的就是自己的职务之便和当地的影响力——周伟思动员拆迁户降低补偿数额,接受开发商补偿条件,促成该房地产公司与拆迁户达成补偿协议。检方公布,该旧改项目中,周伟思收受开发商逾千万元好处费。
对于该地块的开发,南联居民一直心存异议。深惠路边上地铁口地块商业升值潜力巨大,最终却以社区名义以4000万元的价格卖给开发商。土地溢价收入被地产开发商获得,南联社区居民及股份制公司却未分享收益。
居民认定,周伟思就是幕后推手。现在,当地人更关心的是,在担任南联村官后,周伟思的财富暴涨多大程度上与职务有关。
这一切,有待于今日庭审上得以呈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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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锁反应深圳市21人弃选社区公司负责人
去年一年中,中山“亿元村官”被举报有8处物业,坐拥过亿资产;车陂三名村干部被控收受“提成”达1537万;新塘镇大敦村党支部书记、副书记等7人利用“农民公寓”项目受贿逾百万元……
在周伟思被刑拘之后,深圳又有多名社区董事长被举报,一时间人心惶惶。
当地知情人士透露,深圳社区股份合作公司本质上不是公司,而是一种股份合作社,不是以资金入股,而是以社区成员身份入股,监事会、董事会、股东大会形同虚设,董事长或副董事长就是一村的大总管,拥有绝对的权力。
随着城市化风起云涌,村里潜藏的最大利益,而村官手里掌握着最重要的土地和房子。
村干部,亦官亦商,官商一体,游走于村民和开发商之间,利用灰色利益成为“巨富”。当地有戏言称,“如果当两届董事长,身家还没有上千万,都不好意思在圈内混。”
当地一位开发商说:“村里的一把手,才有动力动员其村民拆迁,并尽量帮开发商以最低补偿款拿下项目。”
在深圳当地网站的调查中,有55%的受访村干部担心自己“有朝一日成为下一个周伟思”,而100%的受访者认为“村官现在是高危职业,时刻坐在火山口上”。
在2012年换届选举中,深圳市有21人主动弃选社区股份公司的董事长和副董事长。反思
别拿村干部不当干部监管漏洞纵容腐败
广州、深圳等地的纪检监察部门表示,这么多村官出事,关键在于他们身份上的特殊性,导致对其监管的盲区。
实际上,在日常管理中,村干部几乎没有有效监督。中山大学政务学院副院长岳经纶教授分析认为,村居是自治组织,没有所谓上级一说,而村民选出的村居主要负责人,以集体经济名义向银行贷款、开办集体企业等具体行为,村民往往并不知情,集体经济是赚是赔也是村干部说了算。
负责“亿元村官”案的中山市小榄镇纪委书记冯结红说,村干部不是公务员,不受国家禁止公务员经商的有关规定限制。而镇、街道一级的内部文件规定,更多的只是一个“形式”,起不到约束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