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0多年来,与共和国几乎同龄的八宝山革命公墓数次扩建,不断提高“门槛”级别,但它不言而喻的政治地位和特有的象征意义在半个多世纪后并未衰减,一边是已故领导人的骨灰陆续迁回家乡安葬,一边是低级别干部家属为了A4纸大小的骨灰墙位置苦苦等待。
这是八宝山革命公墓(以下简称“八宝山”)的“淡季”,没有祭扫的人流,没有接受爱国主义教育的学生,因为一纸通告,两个月来,连申请存放骨灰的人也没有了。
这张通告如今摆在八宝山革命公墓骨灰堂门口的显要位置:截至2013年9月底,革命公墓骨灰临时存放室已经存满,无法继续接收逝世骨灰存放。自2013年10月1日起,请家属自行安排骨灰存放。待革命公墓北山骨灰廊工程完工后,将按照逝者在革命公墓办理审批的时间顺序,电话通知申请家属办理选位。2013年12月。
距八宝山西北约1公里的八宝山人民公墓常被与八宝山革命公墓混为一谈。前者占地400余亩,完全面向公众开放;而后者不对外开放,仅有特定级别的逝者方可安葬,家属祭祀也需持证进入。
当不断有家属将骨灰安置申请递交过来时,得到答复与用餐时服务员的回答一样:对不起,您要领号排队。
八宝山的级别
38岁的蔡小心每年至少两次到八宝山看望父亲。父亲蔡长元是开国少将,也曾在抗美援朝的“铁原阻击战”中,以一个师的兵力拖住数万“联合国军”。1995年,蔡长元在北京逝世,根据生前级别,蔡长元的骨灰安放在八宝山革命公墓骨灰堂东1-3室。
在这个安放有120份骨灰的骨灰室内,每份骨灰被放置在八开纸张大小的玻璃格中,骨灰盒上放有遗像,拥簇在鲜花丛中。蔡小心熟悉地走到正中左下方盛放父亲骨灰的玻璃格,轻轻地擦拭玻璃,与他人不同,蔡小心将父亲的传记也摆在了里面。他指了指父亲右上方的玻璃格,那是这间骨灰室内最好的位置,留给了著名诗人艾青。
蔡小心每次看望父亲都要出示“八宝山革命公墓骨灰瞻仰证”,再由工作人员打开骨灰室。每个骨灰室都是一座独立的古式建筑,据八宝山工作人员介绍,这种骨灰室共有28个。20世纪60年代,在党中央要求党员火化的倡议下,公墓将原来八宝山护国寺的大殿和配殿改为骨灰堂。
“进入室内的至少是大军区副职以上的或副部级以上的干部。”工作人员说。
骨灰堂的布置也有级别之分。比如,在中1室,集中了朱德、陈毅、董必武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在东西室内,一般正部级的位置在正面,副部级的分布于两侧。
1950年,北京市政府根据周恩来的指示,在八宝山建起占地150亩的革命公墓。当年,任弼时逝世,成为安葬在八宝山的第一位党和国家领导人,北坡顶上占地三百多平方米的墓地也被称为“八宝山第一墓”。
公墓正门两侧则是二墓区和三墓区,安葬位共有530余个,多是上世纪五六十年代逝世的县团级领导干部,和科教文卫领域知名人士。根据20世纪50年代北京市民政局的规定,墓地大小按照干部级别分有三个等级。
另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是骨灰墙。那些不够级别进入骨灰堂的,会被安放在骨灰墙上,每个位置大约A4纸大小,墙上刻有逝者姓名,生卒年月和生前照片,有的还会粘上衣钩,便于插放鲜花,骨灰则被封于墙内。
蔡小心有8位亲属安葬于八宝山,他深切感受到级别的差异。根据《北京市八宝山革命公墓骨灰安置审批工作若干规定》,八宝山的准入门槛是“司局(师)级以上干部”,不过,像他父亲这样的副部级或大军区副职以上的干部,审批材料要交给中组部、总政治部或中央统战部,而其他司局级逝者,反而只需交干部任免表或待遇审批表。
级别不同,最大的差异是安放位置。蔡小心的父亲生前是大军区副职,可进入骨灰室,他的二姐因被评为见义勇为烈士,可以安葬于八宝山,但只能上骨灰墙,他的干爹、开国上将杨得志则在一墓区拥有一块占地面积三四平方米的墓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