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乃育绘(据新华社)
马年春节刚过,元宵节接踵而来。在家人团圆、亲友相聚的传统节日里,一个话题牵动着众人神经:“单独两孩”放开后,是否再生一个?
今年,生育新政将在各地渐次推开。继浙江、江西、安徽率先实施“单独两孩”政策后,北京、天津、江苏、广西等地也给出时间表。“催生”的鼓点似乎越来越密。“生,还是不生?”“单独”夫妇们拿定主意了吗?公共服务、社会保障准备好了吗?
“一个太少,两个正好”
就家庭幸福和家庭发展而言,多项调查均表明,一半以上的受访者“愿意生二孩”
“我还能赶上生二孩的‘末班车’!”自从今年1月安徽省宣布实施“单独两孩”政策,春节期间,已有一女的“70后”小张就开始少沾烟酒,“封山育林”。“我是独生子,爱人有姐姐。每逢过年,岳母家都比我家更热闹。”除了有人气,独子教育是更大动因。“一个孩子太孤单。缺少手足之情,儿童会缺少很多心理体验,比如成就感、挫折感、信任感。”小张认为,“给孩子生个兄弟姐妹,对培养健康人格有好处。”
告别兄弟姐妹和叔伯姑婶,独生子女家庭改变的不仅是孩子的成长生态,还有传统的养老模式。“出门一把锁,进门一盏灯。”3年前,母亲病逝,父亲成了独居老人。面对空巢老父日益突出的精神赡养、看病陪护等需求,公司白领赵佳常常感到力不从心。
“遇上父母重病,才领会什么叫‘独木难撑’。”赵佳痛切地说。父亲最近患上膀胱癌,在北京友谊医院做手术。半夜排队挂专家号、办理住院手续、陪做各种术前检查、照料术后生活起居——身为独生女的她,饱尝没有兄弟姐妹分忧解难的孤苦。“不能让我的今天成为女儿的明天。我考虑再生一个。”
“独生子女家庭本质上是风险家庭。”北京大学人口研究所教授穆光宗认为,他们缺少亲情、遇到困难无助,伤亡风险难以回避。计划生育40余年来,我国已经累积1.5亿多的独生子女。相关数据表明,每1000个孩子,成长到25岁,大概5%的人会夭折。到55岁前,约12%的人会死亡。而独生子女的意外伤亡,不仅是家庭灾难,也是社会之痛。
“除夕晚上,看到年轻人放鞭炮,我俩的眼泪不约而同地往下淌……”在北京西城区展览路街道的新希望家园里,徐阿姨缓缓地说,“儿子走了9年了,当时只有29岁。每到春节,侄子、外甥们要拉我俩去他们家过年。都推辞了,不想触景伤怀。如今,我经常‘现身说法’,告诫他们:‘要么不生,要么生俩!’”
“一个太少,两个正好。”中国人民大学社会与人口学院院长翟振武指出,就家庭幸福和家庭发展而言,多项调查均表明,一半以上的受访者“愿意生二孩”。
财力、精力成“绊脚石”
育儿成本高涨,“生不起”;职场竞争激烈,“不敢生”;生育观念转变,“不愿生”;爸爸们更愿多生一个
“心动”是否“行动”?不同收入、不同职业、不同文化、不同性别等人群,选择不同。
“生儿容易,养儿难。”36岁的高斌是北京一家网络媒体的编辑,月收入1万多元。由于没有老人帮忙,妻子产后辞职在家。“养一个孩子都不轻松,何况两个?”符合“单独两孩”条件的他粗略算了一笔账:儿子今年4岁,入托民办幼儿园,每月托儿费花掉他收入的1/4。如果再生一个,去大医院产检和分娩犹如“赶春运”,请位月嫂不下6000元,奶粉、纸尿裤、衣服、玩具,样样都不少花钱,后面还有入托难、择校贵——“育儿成本太高,生不起。”
“添丁不仅是‘添双筷子’,更考验一个家庭的经济能力。”南开大学人口与发展研究所教授原新介绍说,生育选择的制约因素首推养育成本,对成本的认识取决于收入水平。
《2013中国人婚恋状况调查报告》显示,月收入2万元以上的受访者,生二孩的意愿非常强烈,达到71.4%。月收入不到2000元者,想生二胎的不足一半。
“职场竞争激烈,不敢生。”上班族顾虑更多的还有时间和精力。北京一家知名保险公司的业务主管陈洁说,多生一个孩子,不仅精力“吃不消”,还会影响就业。“产假4个月,逾期了,职位就给别人。”每天早晨8点半,她要到公司打卡。每个季度,要带领团队完成考核任务,否则会被降级。陈洁叹道:“这种状态,哪有心思再生一个。除非打道回府,做全职妈妈。”
“养儿重在‘质量’。一个孩子养好就够了。”在“80后”梅丽眼里,孩子和事业一个都不能少。有个让自己喜欢投入并收获成长的工作,有宽厚的丈夫和健康快乐的儿子,是她追求的“自由、生活和家庭”。“其实,独生子女并不像人们担心的那样孤僻、骄纵。只要教育得当,他们一样出色。”梅丽介绍,近年研究表明,由于父母关注多,独生子女取得的成就相对高。全球近半数的CEO是独生子女或家中长子。
“今天的许多女性,价值取向变了,不愿多生。”原新说,她们不再把全部期望系在孩子和伴侣身上,而是更多地关注个人发展。
相比之下,男人更愿意多要一个孩子。原国家人口计生委组织的“当代择偶与生育意愿研究”调查显示:49.7%的“爸爸”想要第二个孩子,“妈妈”有此愿望的只有43.4%。
此外,婚育年龄推迟、家庭支持系统弱化,也一定程度上拉低了生育意愿。“还生一个?我们可看不动了。”家住北京海淀区的刘老师老来得子,又老来得孙。孙子从小由他和老伴带大,儿子媳妇工作忙,不时过来看一看。近些年,随着白发越来越多,身体“零件老化”,老人渐感精力不济。“如果儿子再生一个,我和老伴没力气带了。”
缓解“养儿贵”“养儿难”
着手前瞻性政策,帮助家庭降低生养成本,营造一个有利于生育与养育儿童的环境
“生或不生”的选择题,折射社会焦虑,也凸显人口发展的时代考题。
“今天,中国的人口发展又走到十字路口。”翟振武表示,如果说当年人口问题的主要矛盾是“增长过快”,今天则面临双重压力:增长压力之外,更添失衡隐患。
翟振武指出,上世纪90年代初,我国就进入低生育水平国家行列,平均每对夫妻生育孩子数持续下降到目前的1.5—1.6个。同时,伴随“银发社会”的步伐加快,2013年末我国60岁以上老人达到2亿,本世纪30年代将达4亿。20多年的低生育水平加上快速的老龄化,不仅造成人口结构失衡,加剧养老、就医等难题,而且导致劳动年龄人口规模缩减,影响国家的竞争力。
“单独两孩”不仅对家庭而言有利于分担养老压力、减少“失独”风险,对国家而言也有利于改善人口结构、延缓老龄化速度、保持劳动力规模。
“生育新政利国利民,但在公共服务、社会管理和社会保障等方面,政府的配套支持应及时跟进。”最近,北京妇产医院产科副主任于松与北京几家“接生大户”的妇产科主任相遇,大家都感觉今年孕妇尤其多。“我们医院的医生们现在超负荷运转,不少人颈椎、腰椎病发作,累倒了。”于松判断,“马宝宝热”除了人们深厚的属相情结外,备孕二胎也是一个因素,一些高龄产妇想“抢生”。
“令人担心的不是‘单独两孩’放开后出生人数的短暂反弹,而是若干年后新生儿数量会雪崩式下滑。”原新分析,除了生育率在补偿生育结束后自然回落外,还有育龄女性急剧减少的原因。
国际经验显示,妇女总和生育率一旦跌至1.5的警戒线下,很难回升。为此,昔日私权范畴的家庭问题,如今已被一些国家作为公共领域的问题给予关注和干预。作为欧洲近年来唯一走出生育率低谷的国家,法国的重要经验是,投资儿童早期教育,提高母亲就业率,协调妇女职业发展和家庭生活的矛盾。
“人口政策必须放眼未来。”原新强调,我国要提高总和生育率到1.8的适度水平,有关政府部门同样应正视社会焦虑,着手前瞻性政策,帮助家庭降低生养成本,创造一个有利于生育与养育儿童的环境。比如延长产假、增加生育津贴,将义务教育扩大至幼儿教育;完善医保体系,减少个人自费比例;推进保障房建设,打破许多家庭买不起房的困局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