植根于民众心理的信仰主要表现为内在的隐形作用,经过长期的发展,民间信仰不断外化为老百姓的日常生活行为和诸多的民俗事象。这些民间信仰与民间风俗在历史的坐标上互为作用,互为表里,构成西藏民间基层社会极具活力的文化运动,西藏农耕民俗与农耕信仰最能说明这一点。
总面积120多万平方公里的西藏,受海拔高度、地理环境的影响,不同地域的生产活动、文化风尚呈现出明显的差异。在藏族先祖与自然的抗争过程中,他们不断地实践,总结出与之相适应的三个不同的经济文化区域:海拔5000米以上的上部阿里、那曲一带分布着雪山与高寒草地,以牧业经济为主;海拔4000米左右的中部拉萨、日喀则、山南等地,峻石与草地、农田交相密布,以半农半牧经济为主;海拔3000米左右的下部林芝以及门巴、珞巴地区,森林、果树、农田杂生交错,是典型的农业经济。因此,在西藏的经济文化结构中,农业不仅占有相当的份额,而且为西藏文明的滥筋提供了温床和种子,在此基础上诞生的西藏农耕信仰和农耕民俗构成互动互融的民间知识系统,对西藏文化的建构和发展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西藏农耕民俗的缘起与西藏农业文明的发生是同步的,农业文明的最早形态又是早期西藏先祖的农耕信仰,这种以农耕为核心的信仰构成西藏原始信仰的主要内容。那么,西藏农业文明的曙光何时才出现的呢?有人提出“西藏农业大约起源于七天王时代”,距今“有两千年左右的时间”。这个时间显然与世界农业文明出现于旧石器和新石器时代相距甚远。然而,当我们追寻藏族先祖的生活足迹,却发现距今4至5千年的西藏新石器时代的昌都卡若文化遗址的文物中,保存有相当数量与农业有关的文物器具,诸如用于农业生产的石斧、石锛、石刀、碾磨器等大量出现,更为重要的是未经碳化的粟米种壳还保存完好,这些表明早在新石器时代的卡若人已经掌握了颇为先进的农耕技术和作物栽培技术。在检视已经发掘的卡若遗址文物中,一个家禽“猪”的遗骨引起了我们的注意。猪是易养类家禽,生长速度快,脚短小,身体笨重,很不适合早期人类逐水草而居的流动生活。因此,“猪”遗骨的留存,向世人宣布了卡若人已经过上了定居生活。这种以稳定的区域为生存空间,以种植谷物为食物来源的生活方式,开启了西藏农业文明的尘封,也孕育了西藏农耕信仰和农耕民俗的发生。
农业文明与农耕民俗的缘起
随着西藏原始农业的发展,农业在西藏社会中的地位越来越重要,以致在藏族的词源意义中烙下了西藏农耕民俗的深深印迹。诸如对西藏早期“吐蕃”词的解释,有人认为“吐”,在西藏第十代赞普那里是丈量耕地面积的单位。今天墨竹工卡一带的耕地面积仍然称“吐儿”,1吐儿等于4亩耕地。“蕃”也曾经是西藏民众对农业生产区域的一种称谓。王尧先生在《吐蕃金石录》中提到与“hbrog"(牧场)相对的“bod"(蕃)是吐蕃两大经济支柱,“蕃”就是农田。在拉萨附近的达孜县,当地群众至今把从事农业生产的人叫“蕃巴”,农牧民称“蕃卓”,农林区域称“荣蕃”(林业生产的地方叫“荣,’)。由此可知,“吐蕃”一词的来源显然与当时西藏农业文明的发达有关,也就是说,建立在农耕信仰基础上的西藏农耕民俗随岁月的流逝,不断出现新的民俗仪式和民俗内容。
西藏农业的发展,西藏农耕民俗的存在状态在(西藏王统记》中有较为详细的记载:“斯时(第九代赞普布德贡杰),又烧木为炭,炼皮制胶,发现铁、铜、银三矿石,以炭熔三石而冶炼之,提取银、铜、铁质。‘钻木为孔作轭犁,合二牛轭开荒原,导江湖水入沟渠,灌溉农田作种植,’自斯以后,始有农事。”从这些文字的记录来看,此时的西藏己经拥有高度发达的冶炼金属技术,还有二牛抬杠的耕作方式,科学的农田水利灌溉设施等成熟的农业生产体系。诞生在西藏农耕生产土壤里的农业文明与农业民俗相生相随,昭示着一些脱离原始信仰内容的农业民俗在新的环境下赢得了生存空间,获得了新的发展。
（责任编辑：杨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