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上海公益组织“小希望之家”发起人陈岚一直在为纪念两个饿死的孩子奔走。
2013年6月21日，1岁、3岁的两名南京女童被发现饿死在家中，遗体已风干。事件震惊全国。
“一年过得很快，很多人都忘记了曾经的惨剧。之所以纪念她们，是希望唤起社会的关注，让其他儿童身上不再发生类似的悲剧。”陈岚对中国青年报记者说道。
怎样才能避免类似南京幼童饿死的事件再次发生？
北京青少年法律援助与研究中心赵辉律师分析了悲剧发生的原因，“事实上，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两名幼童的父母都无法履行监护人应负的责任。”
在南京幼女饿死事件中，父亲入狱，母亲没有负责地照顾孩子。周边邻居都知道此事，但社区也拒绝了让孩子进孤儿院的请求，认为“娃娃有老子有娘，不是孤儿”。
为什么相关知情人员不采取措施？
赵辉解释，并非是旁人不想有所作为，而是“无据可依”。我国《刑法》规定的虐待罪、遗弃罪及《民法通则》规定的撤销监护权制度，在实践中很难发挥作用。赵晖表示，虐待罪属于自诉案件，就是让孩子自己去起诉父母，显然不大现实。
近年来，此类案例并非孤例。
2012年11月，5名男孩被发现死于贵州毕节市七星关区街头垃圾箱内。据了解，这5个孩子生前长期在外流浪，曾多次被当地警方送回家。但这些孩子的父母大都外出务工或忙于农事，很少与子女交流。
2013年5月，贵州省金沙县石场乡构皮村村民杨世海多年虐待女儿的行径被曝光。经查，杨世海在长达5年的时间里，用毒打、开水烫头、钳子夹手、针扎手指、跪锯齿等方式，对其10岁的亲生女儿进行残忍虐待。
陈岚自己，就曾亲身见证“监护责任监督缺失”带来的后果。
2010年，陈岚通过论坛得知，天津一名出生仅24天的先天无肛女婴“小希望”被生父放弃救治。她立即和丈夫、朋友赶往天津。在一家临终医院，她见到了奄奄一息的“小希望”。但因为女婴家人不支持，陈岚除了帮忙联系医院救护，能做的不多。“小希望”最终还是离开了人世。
当时，女婴爸爸竟反问志愿者：“为什么不能让孩子安静地走？”这让陈岚久久不能释怀。
实践中，有谁能对不负责任的父母实施干预？
2014年1月20日，相关部门透露，民政部、最高人民法院、公安部等正在着手研究建立完善未成年人监护干预制度，制定困境未成年人家庭监护干预政策。其指导性意见拟于年内出台。
陈岚听说此事后，受到极大鼓舞，“政府做了一件早就应该做的事。”她说，保护未成年人是所有现代文明国家都在全力投入的事情。“监护干预制度的出台，意味着‘国家亲权原则’的建立。国家主动担起了第一责任人的责任”。
民政部副部长窦玉沛曾表示，从2013年5月起，民政部就在江苏、河南、四川等20个地区启动了未成年人社会保护试点工作，建立“监测、预防、报告、转介、处置”的联动反应机制，推动构建以家庭监护干预为核心的新型未成年人社会保护制度。
“这相当于为未成年人织起了一张保护网，一环扣一环。每一环该负什么责任，一目了然。”赵辉评论说。
在经历过多次儿童被父母遗弃、虐待的情形后，陈岚心中有了一个清晰的概念，“父爱、母爱本质上是非常强大的，只不过这份强大需要周围人耐心的培育。”在她看来，干预父母的监督权是迫不得已的选择。“做好监测、预防，能避免绝大多数悲剧的发生。”
“小希望之家”志愿者曾接触过一个家庭。新生儿唇腭裂(俗称“兔唇”)，让父母进退两难。陈岚说，小夫妻长期在外打工，家里人劝他们，悄悄地“扔了，再生一个”。
“小希望之家”的志愿者了解到这个情况后，立马劝说小夫妻：“带孩子去医院看看吧，就看一看。治不好，你们再想其他办法。”小夫妻带着孩子上了省城的儿童医院。
医生看了一眼，说了一句话，小夫妻俩悬着的心就放下了。这句话是：“贫困家庭唇腭裂新生儿手术，医院免费做。”
没过几天，陈岚就听说，这对小夫妻带着孩子到医院做手术去了。
“人的心理就是这样的，一开始总是拒绝接受现实，总想着把孩子悄悄扔了、送人了，就当做这事没发生过一样。如果我们事先普及常识，做好心理辅导，父爱母爱就能战胜现实。”陈岚说。
这种事先的心理辅导干预，该怎样建立起来？
中国青年政治学院副教授、中国社会工作研究中心副主任童小军认为，建立社区未成年人及其家庭服务机制是关键。
“让基层相关部门工作人员以有未成年人的家庭为对象，做定期家访，根据专业知识进行风险评估。”童小军表示，这将是一套科学、有效的流程。她说，现在基层组织中并不缺乏相关岗位，“缺少的是把这些工作人员纳入到儿童保护体系中来的制度。”
童小军认为，建立起未成年人保护工作的考核机制，将激活基层组织，让未成年人保护这张“网”落到实处。
在欧美发达国家，儿童保护及福利问题，很大一部分由社会组织出面，但前提是政府出面搭建平台。据了解，2004年，纽约市儿童福利局有员工14000多人，其中政府雇员6000多人，在社会各类组织工作的有8000多人，这8000多人都属于政府购买的服务。
未成年人保护由政府主导，陈岚举双手支持。“有些事情只能由政府做，而且政府一定做得最好。”
在童小军看来，政府能够在未成年人保护中做得更多、更好。“社会上有很多公益组织，但他们可能缺乏相关的技能和知识。官方可以通过规范管理、组织培训等形式，充分发挥公益组织的作用。”
童小军认为，政府一定要在立法上完善起来，发挥主导作用，规范各种民间组织，处理好当下未成年人保护工作中相关人员不足、水平不够的问题。“没有政府强有力地介入，未成年人保护工作没办法充分开展下去。”(实习生 汪泉 本报记者 庄庆鸿)
（责任编辑：袁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