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心摘要：昨日，东莞市厚街镇厚街村华德里，出租屋里的阳光照在杨秀（化名）脸上。深入了解杨秀母子的心理状况后，天悦社会工作服务社向检察院提交了建议报告，这也是听证会的重要听证内容。
昨日，东莞市厚街镇厚街村华德里，出租屋里的阳光照在杨秀（化名）脸上。阳光也洒进杨秀的生活里，未来会怎样，杨秀尚不得而知。南方日报记者 苏仕日 摄
昨日，东莞厚街医院，杨秀为母亲按摩。 南方日报记者 苏仕日摄
短短两个多月时间里，杨秀经历了弑母、自杀未果、被刑拘、恢复自由身。现如今，母亲的身体基本恢复，由于归乡情切，杨秀已经订好明天的火车票，准备和母亲一起返回老家。阳光洒进杨秀的生活里，渐渐打破包裹在杨秀母子身上的“壳”。
昨天下午，厚街医院急诊室留观4室，杨秀坐在母亲张彩娣的病床前，双手给她肩膀轻轻按摩。母子两人紧张焦虑的目光相触后，神情都明显柔和放松了不少。10天前，检察院宣布不起诉杨秀。多年来已习惯遇到困难一己承担、内向少语的杨秀，原本准备继续和母亲过相依为命的生活。但媒体的聚集、热心人士及心理专家的持续关照，逐渐打破了包裹在杨秀和母亲身上的“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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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返故居
在旧屋停留了10多分钟后，杨秀没有带走这间房子里的任何东西。走时，附近邻居远远地看着他。杨秀仿佛如芒在背，匆匆锁上门离开。他说自己搬来四个月，和邻居都不熟也没有说过一句话。
昨天上午，记者跟随杨秀来到案发地，也就是他此前的租住处——厚街镇厚街村华德里。今年1月18日晚上6时，不堪生活压力，杨秀在此处刀砍瘫痪在床的母亲后割腕自杀。现在，他的手腕、颈脖处还有深浅不一的伤疤，距脉搏只有几毫米。
华德里地处厚街村偏僻一角，杨秀的租住处在小巷深处，是一排几间旧式平房中的相邻两间，租金是每月200元。平房门口摆放着一张破旧的沙发，杨秀常把瘫痪的母亲抱到这里来晒太阳。
杨秀用钥匙打开门后，屋内的简陋让人吃惊：为了省电，杨秀的房间连电灯都没有安装；一个生锈的铁床、一张简单拼凑的木桌，是这个两口之家的全部家具。木桌是他们的简易“厨房”，上面放着简单的调料、锅碗瓢盆和一个破烂的电饭锅，锅内煮的东西长霉腐烂。杨秀回忆，案发前在附近的小卖部里买盐、米和菜一共花了100多元，他没钱付给老板，只好押了身份证。直到最近，厚街民警才去店里帮他赎回身份证。
进入两个房间，床上衣服、被子及地面、墙上均有大量干透的血迹，让人不得不去想1月18日事发当晚的情形。根据警方和检察院调查材料显示：当晚，绝望的杨秀酒后刀砍母亲，后回到隔壁自己的房间用剃须刀割向自己的手腕和腹部，希望母子俩一起离开人世寻求解脱。
次日，杨秀发现自己没死，跑到隔壁看母亲也顽强地活了下来。出于对生的渴望，他又开始为母亲清理伤口，煮饭喂饭。
其实事发当天下午，杨秀和一名老乡还有一名认识的越南人，一起在门口巷子里喝酒，酒和几个小菜都是另两个人带过来的。虽然心情苦闷至极，喝酒期间，杨秀几乎没和另两个人说什么。都是穷苦的打工者，因为习惯和个人性格因素，杨秀和朋友一起只是为了喝酒有个伴，从未与他们交心。
停留了10多分钟后，杨秀没有带走这间房子里的任何东西。走时，附近邻居远远地看着他。杨秀仿佛如芒在背，匆匆锁上门离开。他说自己搬来四个月，和邻居都不熟也没有说过一句话。
进出华德里的路很不好认，但杨秀非常熟稔，他在这里住了四个月。经常骑自行车到外面的工地上干活，但更多时候他是靠走路。“实在没钱吃饭，就把自行车卖了，能卖五六十块钱，等发工钱了再买辆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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吐露心声
韩银山希望杨秀能更多地与社会接触，敞开心怀。前天，他带杨秀去看望厚街一名烧伤的小朋友，她也是韩银山的资助对象。他拿出手机给我们看照片：“杨秀心地善良也很会照顾人，他还陪这个小朋友玩了很久，还把她逗笑了。
一周以来，韩银山已经是第六次和杨秀在一起吃饭。昨天的午饭才过半，没吃什么东西的杨秀草草离席，到饭店外的马路上坐着，一根接一根地抽烟。韩银山放心不下，三次起身到窗边看看他。
“我们在一起吃饭，我一定要他点两个菜，我就是把他当朋友、弟弟看待。”韩银山说，杨秀最初十分难为情，现在会主动跟服务员说要点鱼香肉丝。“有时候就两三个人一起吃饭，杨秀还会喝上一两杯酒，每次都双手举杯敬我酒。”
韩银山在厚街从事鞋业生意，此前与杨秀素未谋面。从厚街公安分局的朋友处听说杨秀的事，他的内心十分触动。检察院宣布不诉第二天，韩银山就到医院里看望杨秀和张彩娣，最初的想法就是看看有什么自己能帮得上忙的。知道张彩娣瘫痪行动不便，他马上为她添置了轮椅。他还在朋友圈里热心呼吁，帮助杨秀募集到了不少救助金。
但是，在实际接触杨秀之后，韩银山意识到，对他们的帮助不能仅停留在金钱上。
杨秀个头瘦小，神情怯弱，说话时从不直视他人，声音很小，低头搓手成为他压制内心紧张的习惯动作。刚认识时，不管韩银山问了多长的话，杨秀一般都是以“嗯”或者点头作为回复，说多几个字，脸就涨得通红。如果碰到一般人，这样的交流很难继续下去。但韩银山在商场多年，在朋友眼里他细心又不乏真诚，很容易与人打成一片。大概就是这种亲和力，再加上对杨秀母子的真心相待，短短几天时间里，他成为杨秀愿意吐露心里话的人。
杨秀对韩银山说起了自己的家事：父亲在二三十年前就已去世；母亲在七八年前患了一场严重的中风，因为贫困，没有及时送到医院救治，拖着拖着就拖成了瘫痪；杨的大哥在三年前患艾滋病早逝，杨的大嫂在丈夫去世的当晚开始变得精神异常；哥哥11岁的女儿除了上学还要照顾3岁多的弟弟。
在韩银山看来，提到小侄女是杨秀最温情的时刻，他一直记得三年前自己离开家的时候，小侄女跟他撒娇要他下次回去送她一部手机。为了实现杨秀的承诺，昨天韩银山带杨秀去选手机，还买了一些鞋子、衣物送给两个孩子，他还想长期救助这两个孩子。
韩银山希望杨秀能更多地与社会接触，敞开心怀。
在韩银山看来，杨秀现在面临最大的问题就是自己的心理选择。“发生了这么多事，现在他又被这么多人高度关注，他可能也觉得有点烦恼，想回老家静一静。”韩银山说，“但是他家乡目前的经济欠发达，救助系统也不完善，希望他过一段时间还能回东莞。”他为杨秀想得很周道：如果愿意回东莞，自己包括几个朋友的公司都有意聘请他；如果母亲也一起来莞，就找一份弹性大的工作照顾母亲，如果母亲留在家里，就找一份薪水高的工作。韩银山还像大哥一样一直叮嘱杨秀：“回到老家以后，最重要的是找个女朋友，成个家。”
“照顾重病母亲三年，这不是所有人都能做到的，将心比心，我能做的也只是为他在黑暗里送去一线光明。”韩银山这样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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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间介入
在杨秀不被起诉后，何欢意识到更重要的工作还在后面。“不诉后，后续跟进措施如何进行”也是当时听证会的两大议题之一。
昨天上午，东莞天悦社会工作服务社总干事、专家咨询师何欢又一次来到张彩娣的病房里。和母子俩进行了半个小时沟通过后，她和同事赶往梅州忙其他工作。走前，何欢到张彩娣身边轻轻地告别，老人难得面露微笑向她点点头。十几天的接触，何欢已经取得了老人的信任。
一个月前，东莞市第二市区人民检察院的办案人员找到何欢，告知了杨秀一案，并说他与公检办案人员的沟通有问题，想请何欢帮助杨秀做危机干预和心理疏导，以及鉴定他的心理是否存在异常。
3月21日，何欢第一次见到当时还在刑拘中的杨秀。
当时，何欢就发现杨秀的性格非常内敛和压抑，“一个内心压抑的人，长期在很差的环境中生存，又得不到社会帮助时，可能会产生过激行为”。“这种情况在我过去的服务对象中也有，只是没有这么极端。”在何欢看来，杨秀的行为虽不可原谅，但可以被理解。经过沟通后，何欢了解到杨秀非常希望能到母亲床前认错，她代杨秀向检察院提出这一请求，并获得了同意。
“我和他一起去医院看望他母亲时，我能明显感觉到她母亲的惊讶与激动，眼神中没有一点责怪他的意思。看见母亲流泪了，杨秀小心撕下一块纸巾，轻轻拭去母亲泪水。”正是这次会面，让杨秀的情绪得到了宣泄，对随后案件的办理也变得主动配合。
深入了解杨秀母子的心理状况后，天悦社会工作服务社向检察院提交了建议报告，这也是听证会的重要听证内容。邀请民间组织介入一宗故意杀人案，就疑犯是否要被公诉征求民间组织的意见，这在东莞还是第一次。
在杨秀不被起诉后，何欢意识到更重要的工作还在后面。“不诉后，后续跟进措施如何进行”也是当时听证会的两大议题之一。“我们关注的是社会最终能向他提供什么，让他重新顺利融合到正常社会生活中。”在她的安排下，天悦社会工作服务社每天都有社工来给张彩娣送饭、做按摩。还有多位心理专家来到医院为杨秀做心理疏导。
心理专家许慕樵老师在与杨秀交谈时，数次耐心地告诉杨秀要坐直身体，不要老是低下头，说话尽量大声。“你现在和我们所有人一样。”
对于杨秀回老家的选择，许慕樵表示尊重，他从心理学角度分析：“他现在心里很乱，面对未来生活不知所措，需要一段时间才能从一个罪犯的心理定位解脱出来。这个时候他想回老家，因为他可以从老家获得心理安全感，我很尊重他的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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救助机制
东莞市新莞人服务管理局副局长何学文说，虽然每年年底，新莞人服务管理部门都有对困难新莞人群体进行慰问，但是对于特殊困难个体的情况，新莞人服务管理部门很难掌握。
杨秀案被媒体报道后10天以来，截至昨天中午，他开设的两个银行账户收到全国各地捐款约3.4万元，加上一些人到医院直接给的现金，民间自发捐款近4万元。但这些救助都显得相对零散，也缺乏持久性。官方救助方面，仅有司法机关目前正在为杨秀申请司法救助基金。不少社会人士呼吁政府为特困新莞人群体建立经济和心理方面的救助机制。
在何欢看来，杨秀家庭的惨剧并非不可避免。她说，如果相同的困境发生在东莞本地居民身上，他所在的街道、村居委会可以层层上报，民政部门、社会组织以及热心人士可以为他提供帮助。但是发生在新莞人和出租屋里，由于并没有建立一条信息传递渠道，多数新莞人也没有意识到遇事可以寻求救济。
东莞市政协委员梁聚峰也表达了类似的看法。几天前，他组织了几名老师前往医院看望杨秀母子。他认为，杨秀母子在东莞艰难生活了三年，最后因为绝望导致惨剧的发生，客观上受体制问题影响，但是，如果政府相关部门如民政、妇联、新莞人局等单位能够给予更多的关注，如关怀、看望或慰问，可能就不会出现这样的结果。
他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对杨秀母子的救助，在救助机制处于真空地带。除了物质外，杨秀母子更需要的精神或身体健康层面的救助很少有人过问，一定程度上说明相关部门的服务意识还不够。”
梁聚峰还认为，社区对外来弱势群体缺少温度，也是导致杨秀案发生的一大原因。杨秀母子的困难，社区是应该最先了解，并加以基本帮扶的，但杨秀母子在东莞近三年，搬了多次家，各个社区居委会可能都不知道这对母子的存在。
在东莞市新莞人服务管理局副局长何学文看来，对于特困新莞人群体的救助需要整个体系的群策群力。他说，虽然每年年底，新莞人服务管理部门都有对困难新莞人群体进行慰问，但是对于特殊困难个体的情况，新莞人服务管理部门很难掌握，目前的出租屋登记工作也只是简单的身份登记，经济状况的登记和核实存在难度。而经济方面的救助还需要依靠民政和社区等力量。
他认为，在目前条件下，可以积极开展对新莞人的心理救助。他介绍，新莞人服务管理系统已经在全市部分镇街购买了社工服务岗位，可以为新莞人提供心理疏导等服务。但他也表示，要关照到具体某个个体，各镇的新莞人服务管理中心及社工掌握情况是前提，这还需要村（社区）、工厂发现情况后提供线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