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本平整的耕地因为塌陷变得崎岖不平。
白家沟村水井干涸，村民只能挑斜沟煤矿运来的水。
村民举着一张按有26个红手印和写着36个签名的申诉书。
村民站在塌陷的地上，祖坟已不见踪影。
村民曾梦想进入斜沟煤矿当工人，但煤矿不招当地人。
房屋开裂，西沟村至少有10户人家正在盖新房。
去年清明节，对于王俊林来说，是种隐隐的痛。面对断裂的山梁，他家历代祖先的坟墓已经不见踪影。这天祭祖，他只能将白酒空洒向天空，烧纸、磕头，然后默默离开。
而就在短短几个月后，相隔20公里外的山西焦煤西山晋兴能源公司斜沟煤矿迎来了10岁生日。10周年庆典当天，鞭炮声、锣鼓声和音乐声响彻天际，高大恢弘的办公大楼前热闹非凡。
这家国有大矿的蒸蒸日上，导致的是和王俊林遭遇一样的百余户村民赖以生存的土地日益塌陷。5月7日，记者赶到山西兴县魏家滩镇，在这里，记者看到的是祖坟遗失、田地荒芜、水源缺失、房屋开裂，而这里的村民，却迟迟得不到相应的赔偿。
伤痛
祖坟从割裂到失踪
2012年12月21日，农历冬至。
刚升起的太阳还未爬上黄土高坡，46岁的王俊林便从山脚下的窑洞起床了。他将白酒、水果、炖肉和纸钱放在篮子里，准备徒步半小时前往山顶上的祖坟祭奠祖先。因为父亲的年岁已大，每年清明、冬至和春节的三次祭祖仪式已经全部交给了他。
父亲曾说，黄土高坡上的农民，可以不祭天，不拜地，但要敬祖。父亲还曾说，他死后，也要葬入祖坟。
拽着枯草，王俊林爬上了山顶，却被眼前的景象惊呆了：地面塌陷，土地开裂，最大落差有50厘米高，最宽的裂缝近20厘米。5个祖先的坟包正好在一条10厘米宽的断裂带上，坟包如同被刀割，一分为二。这片曾经请风水先生看过的风水宝地，现在变得四分五裂。
王俊林按照以往的习俗，把一些贡品撒向面目全非的坟头四周，另外的一些贡品摆在坟前，把白酒分别倒在5个坟头上，烧纸后，对着祖先的坟地磕了3个头。
他清楚，这些土地的塌陷是因为斜沟煤矿导致的。过度开采煤炭，已经使魏家滩镇辖区内大面积成为采空区，不久前，他亲眼看到半座山体坍塌。他只是不敢相信，煤矿开采导致的土体坍塌，这么快就已经影响到自己的生活。
2013年清明节，王俊林再次爬上山坡，带着的还是那几样贡品，祭祀的形式改变了。
原本裂开的坟墓，现在已经不见踪影。整片山坡，像被刀砍一样，一半已经掉入沟壑内。包括他家在内还有3户的墓地群、近50位先人的遗骨全部丢失。他不知该把贡品摆在哪儿，也不知道该把酒洒在何处。他握住酒瓶，把酒泼向天空，在酒落下的位置上，点燃纸钱。唯一不变的，是他磕了3个响头。
这半年的时间里，有相同遭遇的附近几十户村民聚在一起，向煤矿和政府讨要说法，得到的是每个坟头补偿200元的回复。
他们当然不会同意。这不是钱能解决的简单问题，王俊林年过古稀的父亲痛心地说：“我死后，埋哪儿？”
逃离
水井干涸无法耕种
紧跟着“坟墓遗失”而来的，是田地荒芜和水源短缺。
王俊林有3亩地，另外承包20亩，靠种植玉米、大豆、谷子和土豆为生。陆续发生的坍塌，使这些土地变得无法耕种。
邻村白家沟的贾计迎，也有20亩的土地荒废。“我们村土地荒废比西沟村更为严重。”贾计迎说，该村西边600多亩田地、东边1000多亩田地，都已经荒废了。每亩地一次性政府补偿800元，因为村民迟迟没有同意，现在赔偿事宜已经无人问津。“我们总共找过煤矿和政府有十来次，现在大家都放弃了”。
噩梦远没有结束。因为土地塌陷导致地下水流失，白家沟村的井水干枯，村民用水只能靠斜沟煤矿的运水车勉强维持。
因为住处离水井最近，贾计迎是第一个发现没水的人。
去年5月份的一个清晨，贾计迎像往常一样，抬出饲料，放在水龙头下，打算和好后喂猪。“拧开水龙头，不出水了。”贾计迎说，他急忙跑向离窑洞不远的水井旁，看到蓄水池里已经干涸。随后，他叫来了村里的一些人，一同向村委会和镇政府反映。
政府为水井更换了水泵，尽管马力大了，但只维持了大半年。问题再次反映给政府后，村民被告知“是因为采煤导致地面塌陷，水位下降”。事后，斜沟煤矿出面，每隔4天，派运水车前往村子，将8吨左右的水倒入蓄水池，村民们每天用担子来此挑水。
“吃水还能供的上，但生活改变了很多。”贾计迎指着自己满是泥土的衣服说，自从断水后，几乎没洗过衣服。
贾计迎的窑洞里，只有3样电器，除了电视机和电冰箱外，那台5年前购买的洗衣机，已经x闲置2年没有使用。
缺水、耕地荒芜，王俊林和其他世世代代生活在这片黄土地上的种地为生的农民，放下锄头，外出打工。
据西沟村和白家沟村多名村民证实，因为土地塌陷无法耕种，外出打工的人越来越多，现在两村分别只剩100户人左右，近百分之七十的人选择打工维持生活。
通知 房屋开裂责令搬离
外出打工的村民在去年初陆续返乡，因为房屋出现了裂缝，其中包括王俊林。
回到家后的王俊林拿到了一张镇政府的通知书：经镇政府、村、西山煤矿(即斜沟煤矿)相关人员检查，发现你家的窑洞存在极大安全隐患，为保护你家人的人身安全，现镇政府要求你家的所有人员立即搬出现住址，搬迁到安全的地方居住，确保人员的生命财产安全。随后，将依法按程序确认责任主体并进行善后。
这张统一打印好的纸，多数村民人手一份。
“没有给钱，也没有告诉我们搬到哪里去。”王俊林说，政府下发这张通知的意思，只是告诉他们，这里危险，尽快搬走，出事与政府无关。无奈之下，他只能将打工攒下和外借的七八万块钱用来盖新房。在裂缝的老窑洞门前，王俊林从外地请来的5名工人正在抹石灰垒红砖。在老窑洞的墙角，一方废弃不用的食槽被当做支柱顶着上方的裂缝。“常年外出打工，牲口全卖了，这种食槽正好废物利用”。王俊林说，新房没盖起来之前，也只能壮着胆子先住老窑洞。
京华时报记者在西沟村看到，至少有10户人家正在盖新房。王俊林认为，土地塌陷改变了他们的生活方式，春暖夏凉的窑洞随着地下煤炭资源的减少，也在日益消逝。
“毕竟家在这里，逃不出去”，王俊林说，他们借钱盖房，却不能保证在下一次返乡时，新房不会像老窑洞一样下陷。
困惑
当地人难进当地矿
“当初斜沟煤矿成立，大家认为是件好事。”王俊林说，刚开始，全村的青壮年男子最大的梦想就是进入斜沟煤矿当工人。一名普通的下井矿工，每个月可以有6000元左右的收入。而在搭起的矿区内，有专门的宿舍区，8栋橘红色的高层楼房挺立在魏家滩镇旁，显得很有城市感。宿舍区内，有专门的保洁员，会把平整的甬路打扫干净。而宿舍楼前的塑胶篮球场，村里人一辈子都没见过。
相比于西沟村，魏家滩镇，乃至兴县县城，矿区里的环境都是最好的。兴县县委新闻办工作人员马志伟称，兴县作为全山西省版图最大的县，却是国家级贫困县，两年前县城里最高的楼房也不足10层。而斜沟煤矿有高大的办公楼和整齐的宿舍楼，像是兴县的特区。作为县里的支柱企业，县里的一大部分经济创收要靠它。
“可他们不收本地人，没有理由。”王俊林说，同村人早些年尝试过应聘，虽然其他条件都符合，但矿方一看是本地人，就直接回绝了。慢慢地，农民们断了这个念头。“矿井如果出了事故，他们怕当地人闹事，不如外地人省心。”王俊林这样理解。
除去村里多人这么认为，矿区内的矿工也向京华时报记者证实，整个斜沟煤矿多数都是外地人，而且大部分来自太原，本地人基本上只能靠关系可以进去，得到的都是轻松的工作。
斜沟煤矿的成立，不但不能解决当地人的就业问题，反而为当地人用煤带来影响。“我们取暖做饭都靠烧煤，以前全买的小煤矿的煤。”王俊林说，价格便宜而且方便，随着斜沟煤矿的成立，小煤矿被逐渐取缔，斜沟的煤炭全部被运送外地，他家每年都要花五六千元从神户买煤。
这些睡在煤炭上的人们，烧的是百公里外的煤。
挣扎
因为补偿难讨
西沟村村民关于祖先坟墓塌陷的问题，在三年之间，找过政府和煤矿有几十次之多。而祖坟坍塌的赔偿，也如同物价一样，被调控着：每个坟头200元的赔偿款改成了一片坟墓3000元。
相比于邻镇村民的赔偿，这不能让他们满意。据王俊林介绍，中铝兴县分公司占瓦塘镇沙沟庙村坟地，征一片坟墓按征收一亩地的价格补偿，坟墓埋有一份骨灰就两千元，外加迁坟补偿和地上附着物，平均一片坟墓补偿四五万元。“这些占地涉及到迁坟的价格远高于我们”。但对于邻镇补偿的说法，并未得到当地政府部门证实。
正因为西沟村村民的祖坟在不知情的情况下已经受到损坏并遗失，所以他们认为这是矿方和政府调控赔偿金额的筹码。“政府的意思就是，这赔偿款你爱要不要”。
一张落款日期为2014年4月10日的白纸上，按着26个红手印写着36个签名，西沟村村民们带着这张单薄的申诉书，在今年4月底，最后一次找到镇政府，要求政府和斜沟煤矿及时解决他们祖坟遗失的问题。但是，镇政府给出的答复依然没有改变。他们也因此逐渐对政府失去了信心。
担忧
因为难以祭奠
过度开采煤炭资源导致沉陷，是山西省多地都存在的问题。
在今年的全国两会上，全国人大代表、山西省委书记袁纯清透露，山西将开展大规模采煤沉陷区治理工程，涉及2000多平方公里内170万人，预计治理资金将达240亿元。
山西省环保厅官方网站上，这家年产1500万吨的大煤矿，也有政府为它量身制定的生态环境恢复治理方案。沉陷、裂缝区生态恢复治理工程、矿区绿化工程、搬迁村庄迹地恢复治理工程以及矿区人畜饮水解困工程等等，投资预算已经规划得十分清晰，但西沟村和白家沟村百余名村民的问题何时可以解决，无人能回答。
王俊林说，无论是政府还是矿方的赔偿已经不是他的心病了。他一直担心的是今年冬至，他该如何祭奠祖先。
5月8日下午4点左右，记者前往斜沟煤矿，斜沟煤矿综合办相关工作人员让记者去镇里采访。随后，记者又在下班前来到西山焦煤公司(隔壁大楼)，一名办公室工作人员告诉记者，领导不在，需要周一再来。
5月9日上午，记者前往魏家滩镇镇政府，工作人员称领导下午回来。当天中午，记者拨通镇长电话，告知采访事宜，镇长称当天不能回来，并让记者找矿里。随后，记者再次前往斜沟煤矿，直奔矿长办公室，一名工作人员告知记者，需先前往太原办理采访证才可以接受采访。
当天下午，记者前往兴县县委新闻办，一名马姓工作人员将记者提出的问题全部记录下来，并表示他会转达，让镇里尽快给出回复。当晚，镇长称会以书面形式回复，不方便电话采访。
5月10日中午，记者再次前往新闻办，但直到5月11日下午记者回京，仍未收到回复。(文/京华时报记者孟凡泽图/京华时报记者潘之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