短短4个月时间，天津滨海新区“一颗印章管审批”的创新模式在全国多个地方落地开花。
《每日经济新闻》记者梳理发现，目前包括广东佛山、湖北武汉东湖区、鄂州葛店区和贵州贵安新区等在内的多个地方正在试点组建行政审批局。
事实上，随着国务院总理李克强9月11日在天津滨海新区行政审批局（以下简称审批局）调研，并对该改革模式予以肯定，全国各地前往滨海取经者也越来越多。
不过，审批局的成立并不意味着行政体制改革的终结。多位业内专家表示，政府部门在放下行政审批权力后，应将工作重心更多地转移到事中和事后的监管。
滨海模式引来“取经人”
9月11日，国务院总理李克强调研滨海新区审批局。该局局长张铁军向总理汇报时说，审批局实现了“一颗公章管审批”，用1枚“审批专用章”取代了原来的109枚审批公章。李克强当即称赞“1枚公章取代109枚公章”是“真正的重大改革”。
9月18日，记者再次造访审批局。其负责人张铁军向记者提供的最新数据显示，该局自5月20日成立运行以来，共完成接件51330件，办结50579件，办结率达98.5%。投资项目、企业设立以及单办事项审批用时分别不超过原来的1/2、1/3和1/4。
审批局办公室负责人卢少伟告诉记者，在过去120多天里，审批局先后接待了来自全国各地的120个考察团，“最多的时候一天接待了6拨，其中银川市和武汉东湖区前后来了3次。”
实际上，上述考察团对“滨海模式”的研究并未止于观摩。一些地方在调研结束后，开始迅速将“滨海模式”嫁接移植。最典型的莫过于武汉东湖区。值得注意的是，按照东湖高新区的设计，内资工业企业投资项目将可以享受到“承诺审批”制度。这意味着，当项目法人提交的次要文件不齐全，只要作出相关承诺、满足相应条件，可通过“先批后审”方式，被当场予以“放行”。
与东湖高新区一样，鄂州市葛店开发区也对申请者给予了适当宽松政策。葛店开发区尝试的容缺受理、诚信管理等系列创新机制规定，“申请者在承诺申报材料真实诚信的基础上，除提交必要材料外，其余事项都可事后补齐。”
越来越多的地方也开始加入创新审批体制、集中审批权限的改革队伍。记者获悉，贵州贵安新区将试点组建行政审批局；自2009年就开始探索行政审批制度改革的成都市武侯区也在梳理总结实践经验。
行政体制改革还将持续
包括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法学教授于安在内的多位专家表示，原来的行政审批中心，定位和组织形式的界定一直较模糊，并未真正发挥提高审批效率的功效。从这一层面说，行政审批局的成立首次将原来归属于各部门的行政审批权力转出来，集中由一个部门统一实施。
需要说明的是，滨海新区审批局能顺利成立并运行有其自身优势，首先得益于国家赋予滨海新区综合配套改革和先行先试的政策优势，其目标是打造投资和服务贸易便利化。
上述改革已经有初步成效。张铁军对《每日经济新闻》记者说，审批局成立后，新注册企业井喷式增长，创造了大量就业岗位。特别是实行一天办结“四证一章”的政策后，滨海新区新设立企业共有4066家，比去年同期的2634家增加1432家，增幅达54.37%，新设立企业注册资本达到644.72亿元，比去年同期的374.76亿元增长72.04%。
“开发区行政管理体制的特殊性，使其易于探索组建行政审批局模式。”国家行政学院竹立家昨日接受《每日经济新闻》记者采访时说。
不过，行政审批局究竟能在多大程度上解决审批职能的分散性与审批局权力的集中性之间的关系？于安认为，行政审批局面临的核心问题在于，法律赋予的审批权是分散给不同部门的。在组织形式上怎样把授权的分散性与组织的集中性统一起来，是行政审批局成功与否的关键。
“政府的本质工作不应是审批，投资决策的权力应该交给市场交易的双方。”清华大学教授杨燕绥表示，哪些事项需要政府审批，哪些不需要，应该通过立法来确定。
事实上，滨海新区行政体制改革并未终结。天津市副市长、滨海新区区长宗国英谈到滨海新区行政审批局的职能设计时说，在提高审批服务效能和质量的同时，新区还要进一步加大简政放权力度，向各功能区、街镇下放一批行政审批权限和职权事项，减少一批束缚企业的行政管理职权事项，取消一批行政事业性收费，进一步释放和激发市场主体活力。
张铁军对《每日经济新闻》记者表示，审批局今后将继续缩减审批事项。“只要我们努力研究，可缩减的空间应该还是有的。”
（责任编辑：宋雅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