伴随爆竹声声，新生代农民工们陆续返乡。兴奋、憧憬；自信、徘徊；期待、彷徨，返乡的心情总是百感交集。羊年来了，“远行”还是“雁归”？记者在新春之际通过与几名青年农民工深聊，听到了他们的一些心里话。
双胞胎女儿让他瞬间改变了路径
2月14日，已经农历腊月二十六，路经平潭、泉州、晋江三地，辗转两天两夜的秦勇终于到达回家的最后一站——湖北恩施汽车站，舟车劳顿、一脸疲惫的他，现在最想的就是和家人团聚。
已在外漂泊了十几年，走遍了大半个中国的秦勇，干过修车、物流、推销、快递等很多工作。目前他在福建平潭打工，职业是在建筑工地上开砼泵车等特种作业车。“这个职业太脏太累，很多年轻人都不愿干，所以很缺人，工资也比较高。但我出门打工不是享福的，我得养家糊口。”现在有时月工资能有1万多元的秦勇，对收入还是比较满意的。
但他却对记者说：“明年不打算回去干了。”既然能赚钱为什么不回去了？
原来，秦勇有一对双胞胎女儿已经上幼儿园了，“每一次回家都会发现女儿跟以前不一样了。以前错过了她们第一次走路、没听到她们说第一句话，现在回家会发现 女儿已经会唱歌了、女儿又会跳舞了。”已经错过太多女儿们成长瞬间的秦勇觉得，在外赚多少钱都不重要，“能陪着孩子成长才是最大的幸福。”
过完年，他打算先回福建平潭把被拖欠的4个月工资拿回来，再向公司申请调到宜昌或者武汉等离家近、坐动车能到的地方工作，但还是在建筑工地开特种作业车——这就是秦勇未来一年的打算。
“在外打工最痛苦的，是对家人的亏欠。”秦勇说他想明白了，“陪着女儿们一起长大才是最有价值的事情。”
我希望“卖技术”
2月17日，贵州黄平县上塘镇碗厂村苗族青年田维堂告诉记者，来年他已准备换工作。春节后他将去深圳另一家小型电子企业上班，不再做工人，而是转型做管理。
今年27岁的他已从深圳富士康一名流水线工人成长为品检工程师。“现在的收入和地位都比较稳定，跳槽可能是很大的风险，但我想逼自己闯一下，再不改变就老了！”田维堂说。
从工人到技术人员，实现第一步转型。去新的公司当中层管理者，实现第二步转型——他的规划很清晰。“我没有高学历，但有丰富的实践经验，有些方面并不比大学生差。”田维堂说，目前很多的农民工在从“卖苦力”向“卖技术”，甚至向“卖智力”转变。
他说，当初因贫困被迫辍学打工，出来后才深刻体会到，知识和技能，才是改变命运、改变人生的金钥匙。“我希望社会多创办更多职业学校，让农民工学了技术再出门。另外，现在网络教育发展很快，能不能有针对农民工再教育的培训机制和认证制度，让他们能通过自学提升学历？”他问记者。
在深圳一家电子厂打工的贵州籍农民工王昌平，打算过完年就换一个城市，到北京一家装饰企业做零工。他同样认为，最紧迫的事就是扎扎实实学门技术。“要是有一家专门针对农民工创业的培训班就好了，我会天天抽时间去学习。”
“之前我每天机械地重复一个动作几千次，技术含量不高。”他想趁着年轻学点东西，梦想着能创办一家自己的企业。
他说身边的工友非常希望能得到融资支持。“我们在外打工多年有了积累，返乡创业意识非常强烈，但目前返乡创业还缺乏有效扶持。盼望政府和金融机构能延伸触角，给农民工创业提供更多支持。”
把爸妈接来享福
谢明是安徽安庆人，在浙江桐庐一家家具厂打工。2月16日，他专门赶到杭州，想买些礼物带给家人。
“想着给我爸妈买两件衣服，再给我姐姐家的小孩买个玩具。还想买点杭州老字号的年货，让他们也尝尝。”谢明对记者说。
他今年刚21岁，高中毕业后没考上大学，就在家帮忙种地。去年年初才跟着老乡一起出来打工。已当了一年的学徒工，谢明感慨外面的日子并不好过。
他告诉记者，老家的年轻人基本都出来打工了。之前过年，那些在外闯荡的老乡们回家，都大包小包拎着礼物，也装了一肚子城里的故事，让他很羡慕。终于他自己也走了出来，却发现外面的生活很艰辛。
“很累，收入也不是很高。”谢明说：“但确实比在家种地强。”
“现在收入不高的原因，主要是我还什么都不会，只能打打下手。等我从师傅那学到本事了，就会好的。”谢明告诉记者，他很崇拜他的师傅。2015年的计划，就是跟着师傅好好学。“师傅还不到40岁，就是因为有技术，厂里老板都很尊重他。师傅今年回家过年，老板专门给他买了机票。”
“等学会了手艺，工资就高了，我就能攒钱买房子结婚了。还要把爸妈都接过来，让他们也享享福。”这是谢明对未来的憧憬。(记者 甘皙 李丰 邹倜然)
（责任编辑：袁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