渝中区十八梯承载着很多重庆人对历史的记忆。重庆晨报记者 雷键 摄
家住渝中区十八梯的86岁的陈志碧老人，讲述抗战时期在重庆城居住的那些往事。
1937年抗战爆发后，随着国民政府及所属中央机关西迁重庆，重庆城市的人口急剧增加。而且，日本飞机长时间地轰炸，街道、房屋毁坏很大，造成当年在重庆“一屋难求”。
不仅老百姓流离失所，很多高官也没有房子可住。从珍藏的抗战时期档案来看，就有很多“求屋信”。“屋以稀为贵”，正是抗战时期重庆生活的真实写照。
买房、卖房、租房，现在是一件再普通不过的事，可在抗战时期，作为战时首都的重庆，可是难上加难。
重庆市档案馆在整理抗战时期书信时，找到很多“求屋信”。这些“求屋信”，内容多是一些有身份、有地位的政府要员，多方寻求帮助，求租房屋、求地建屋。日前，重庆市档案馆首次将部分“求屋信”进行了公布，并讲述背后的故事。
这一封封“求屋信”，可以从一个侧面反映出抗战时期抗战大后方重庆的生活——“屋以稀为贵”。
人口多挤在“半岛”之中
重庆是一个内陆港口城市，也是西部地区开埠最早，城市化比其它西部城市更早、更快的城市。因为这个特点，重庆自1929年建市以来，人口密度一直较高。
以抗战爆发前的1936年为例，重庆城的人口密度，高达每平方公里5037人。
而且，重庆又是一座山城，山高地不平的地形特征，使得重庆的房屋建筑不仅成本高，而且相当困难。两者结合在一起，战前的重庆就已经人口众多、居住困难，整个重庆城颇有“人满之虞”的情况。
“抗战爆发后，重庆城就更挤了”，中国档案学会档案文献编纂委员会委员、重庆市档案馆收集整理处处长唐润明介绍，1937年抗战爆发后，随着国民政府及所属中央机关西迁重庆，东部沿海地区大批工厂、学校、团体等纷纷迁到重庆。加之战区扩大，难以计算的大量人员涌向重庆，他们在重庆“安家落户，立业谋生”，从而使得重庆的人口急剧增加，到1945年3月时，已多达126万余人，较原有人口增加了近3倍。
而且，大多数城市居民集中在渝中“半岛”上，让这个小小的半岛显得非常拥挤。特别是通远门以内，人口密度更大。
唐润明说，重庆人口的迅猛增加，使得原本就十分脆弱的城市设施更是相形见绌，压力大增。另一方面，日机长时期、大规模地轰炸，更是“雪上加霜”，炸毁了大量房屋。
由此一来，重庆市区的房屋不仅价格高昂，一日一价，而且更多的时候是有价无市，一房难得。很多处在社会底层的普通市民，只得流离失所，投亲靠友和逃到乡村，或是搭建简易的棚房度日。
很多“高官”也居无定所
当时，一些有身份、有地位的政府要员或是有头有脸的知名人士，也不得不到处寻求帮助，租借房屋、租地建屋。
唐润明介绍，抗战时期历任国民党重庆市党部主任委员、国民党中央社会部次长等要职的洪兰友，虽然在重庆住了多年，但仍是居无定所。
当洪兰友得知会府街兰庐内，还有可修房屋两三间的空余地盘后，就多方打听这块地的业主。但无奈自己与业主不熟，不得不于1943年4月29日致函重庆著名士绅、金融大亨康心如，“以系兰亭先生产业，闻与先生交笃，曾请转商，当荷面允，至感盛情。”并迫不及待地“兹特附上代拟电稿一通，敬祈察酌拍发，无任感祷，专肃奉恳。”通俗一点说，就是：我已经拟好的电稿，请你帮我拍发一下就可以了，麻烦帮我约一下业主谈谈。
可以看出，战时重庆，就是当时的高官，为了求得一地一屋，也不得不低头到处想办法。
个人寻房艰难，单位、团体也好不了多少，即使租到房屋，也常常发生纠纷。比如东北四省抗敌协会，是租赁的住房，因价格关系，被房主一再强迫索还，双方屡起纠纷，虽经警宪多次调解，双方达成协议，房主同意东北四省抗敌协会在加价的基础上租赁至1944年6月，但规定到期必须迁出，否则高价赔偿。
这种情形，就连国民党中央党部秘书长吴铁城，也无可奈何，只得发出“现为期已迫，为避免无谓损失起见，势须如期迁移”的感慨。为此，吴铁城在该协议到期之前，致函时任重庆市市长贺耀组，为东北四省抗敌协会请求租佃桂香阁的空地，“另建会所，庶免再因房屋纠纷，影响工作进行”。
四处借房为女儿举办婚礼
国民党中央社会部部长谷正纲，为借用房屋举办社会福利人员训练班，也于1945年8月24日致函时任重庆市市长贺耀组，信中写道：“本部现为适应复员紧急措施，已决定举办社会福利人员训练班，并须于短期内即行开始训练，惟班址遽难觅得。闻中央公园市立图书馆馆址及市工务局所建示范住宅(现由私立重庆时疫医院借用，该院将于本月底结束)，全部房屋尚属合用，拟请借用三月，事关复员紧急措施，尚祈特予惠允。”
抗战时期的重庆，住房供不应求，生活在重庆的人们，都是“八仙过海，各显神通”。
唐润明说，大家纷纷拿出自己的看家本领：有的住在所属单位简陋的宿舍里；有的则出高价，与人合租住房；有的疏散到乡间，自建简单房屋……但所有这些，都不是能够轻易获得的，都要托朋友、找亲戚，想很多办法。不仅个人住房如此，就是一些权力部门、大的单位，也是这样。
有时一些大的活动与聚会场所，也得求人帮忙，才能得到解决。比如，曾任中国驻日大使，抗战时期任国民党中央救灾准备金保管委员会委员长、蒙藏委员会委员长、重庆空袭紧急救济联合办事处主任、陪都空袭救济委员会委员长等职的许世英，1943年3月12日也曾致函康心如，请求借“银行同人业余进修社”为其女儿举办婚礼。
“作为战时首都的重庆，这样‘一屋难求’的情况，是随时可见，举不胜举的。”唐润明说。
（责任编辑：宋雅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