露宿街头住地下室 在大城市找个住处有多难？(图)

　　上海市的一处城中村

　　□上海新天地的一名KTV女服务员，在经历了坎坷的找房过程后，只能和其他33人一起住在一间由三室一厅改造的“公寓”里。

　　□上海市闵行区塘湾村一家价格低廉的浴室里，从安徽来打工的浴室主人干脆放弃了找房，就在浴室中安了家。

　　□一些外地来上海郊区承包土地种植蔬菜和鲜花的农民，则选择生活在田间临时搭起的窝棚里。

　　□最近，这些故事被汇集到一起。一直关注城市化问题的社会学家陈映芳觉得，“唯有他们的状况，才是衡量我们这个社会美好或丑陋最为确切的标准”。

　　在大城市，找个住处到底有多难？

　　对于一名中年女清洁工来说，家就是自己安放在上海繁华闹市区旧里弄的一张小床。那个不足10平方米的空间被精打细算地布置，洗菜的水池旁边就是抽水马桶。

　　对于一名30多岁从安徽到上海谋生的男子和他在餐厅刷盘子的妻子来说，他们在繁华大都市的栖身之所，是用木板在公用厕所搭出来的隔间。纸壳子和棉絮杂乱地堆在不到两平方米的空间里，刺鼻的气味让人无法久留。

　　对为数不少的人来说，“家”甚至只是广场上的一张张长椅。每当夜幕降临，这座城市的中心广场上“哪一个凳子上都躺着人”。在24小时营业的麦当劳和肯德基，“晚上坐着一群销售人员，趴在餐桌上过夜”。

　　2009年开始，社会学家陈映芳主持了一项叫做“城市居住者居住生活救助研究”的课题，把这些形态各异的居住空间的故事一一记录下来。她希望通过这项研究，让更多人了解城市里的居住贫困者，特别是各种各样的外来人员，“是如何寻找他们赖以歇息的一席之地的”，以及“为此需要付出什么样的代价”。

　　最近，这些故事被汇集到一起，书的名字就叫《寻找住处——居住贫困和人的命运》。

一直关注城市化问题的陈映芳觉得，“唯有他们的状况，才是衡量我们这个社会美好或丑陋最为确切的标准”。

 

　　街头露宿的流浪者

    人们完全靠自己的力量在市场里漂泊，被市场的浪头反复拍打

 

　　王南来到上海时，身上只揣着一千多元。这个南方某大学的毕业生经历了磕磕绊绊的两年职业生涯之后，希望能在上海这个大都市谋得体面的生活。没有任何亲戚、朋友、同学，他只能先在求职公寓落脚。

　　容纳王南的求职公寓名字叫做“梦想驿站”，是他到上海之前就在网上预订好的，地点在浦东新区。

　　这是王南最熟悉的一块地方，因为经常出现在宣传画里的东方明珠电视塔就在这儿。在王南心里，它约等于繁华的上海。

　　公寓位于浦东一座高层建筑里，看起来有些破旧，地面瓷砖上还有清楚的磨损痕迹。毛坯的房间里只有一扇小窗可以看见外面的高楼大厦，可是窗户被几张铁架子床牢牢挡着，打不开。

　　公寓里大约住着30多人，大家共用一个厕所，几乎每次去都要排队。人们在狭窄的空间里小心翼翼地辗转腾挪，互相却并不怎么交流。

　　在网上的文字介绍中，公寓干净整洁制度严明，可实际上，那里“就像把大学里最不讲卫生的几个男生聚集到一起，然后准许他们一个月不打扫房间”。 他有时会恍惚觉得自己没在大都市，局促的居住空间甚至还不如家乡的农村。搬离许久，王南依然难以忘记弥漫在那个拥挤房间里的特殊气味。

　　每天，都有许多人和王南一样来到上海寻求梦想，把自己塞进一个或大或小的屋子里，是他们在大城市需要迈出的第一步。

　　当江西师范大学软件学院的一名毕业生初次来到上海，他没有任何能力负担这里的房租，只能和同学挤在一个6平方米的房间。就在这个除了一张床之外放不下任何其它家具的屋子里，两个人一起住到他找到工作。

　　找到第一份工作后，他迫不及待要搬出来，建立自己的生活。可惜他所能负担得起的，也只有从一间毛坯房的卧室隔出来的单间。一个月650元的房租，占了他收入的很大一部分。

　　“现在找房子的人完全靠自己的力量在市场里漂泊，被市场的浪头反复拍打。”陈映芳教授的学生、社会学博士卫伟说，“而实际上，居住权利是应有制度保障的。”

　　从上世纪90年代在国外留学时就开始关注居住问题的陈映芳告诉记者，对于世界上的大多数城市而言，像王南这样的迁移、流动人群都是最重要的居住贫困群体。这些年来，她每一次到国外参加学术研讨会，都会被带着参观各地的贫民区、公租房和面向无家可归者的救助机构。无论是在大阪、东京、首尔，还是巴黎、里昂，她都见到了成熟的住房保障和住房救济系统。

　　2008年，金融危机全球爆发，日本出现了许多因无法支付房租或偿还房贷而流浪街头的年轻人。后来正是在政府和一些民间救助机构的帮助下，许多人才得到安置并开始重归社会。

　　“我们之前一直觉得居住贫困群体是有一定边界的，”陈映芳说，“但那次金融危机让我们看到，即使有房产的人，居住生活其实也非常脆弱。金融危机与失业、失业与失房、失房与流落街头，几乎像多米诺骨牌一样连在一起。”

　　金融危机结束后，陈映芳开始了这项关于居住的研究。在她看来，中国的城市目前面临的情况是，“住房产权化的商品逻辑主宰了居住生活的逻辑”。

　　根据最近一次公布的《城镇房屋概况统计公报》，中国2005年的住宅私有率就已经达到81.2%。2012年，有新闻报道指出中国住房拥有率近90%。可与此同时，“在几乎所有的大中城市都生活着数万到数百万不等的居住贫困者”。

　　为了缓解住房短缺性的居住贫困，国家和地方政府颁布各种限购令抑制房价上涨、建立以购买住房为主的住房保障体系。结果，这些“促进房地产总量与购房量的措施进一步排斥着居住贫困者”。

“在中国这些年的经济发展进程中，住房及土地成了政府参与经营的大宗商品。在这样的背景下，与人的生活有关的政府责任、以及相关的公共事业，都大大地滞后了。”陈映芳说，“‘人’本应是社会发展的目的，但被中国种种宏大的发展目标忽略、遮蔽太久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