露宿街头住地下室 在大城市找个住处有多难？(图)

　　求职公寓内景

    我们的城市就像一个城堡，救助体系也像一个城堡，要靠户口、经济手段才能进来

 

　　这项关于住处的研究开始时，陈映芳还是华东师范大学的教授。为了找到城市里各种各样安置外来人口的床，包括卫伟在内，陈映芳的许多学生几乎跑遍了上海的犄角旮旯，甚至地下空间。

　　人防工程改造的地下旅馆，“越往里走越觉得寒气逼人”，可是每天60元到160元不等的价格，还是让这里房客不断。

　　地下室里除了陈旧的木制床和床头柜外没有任何设施，这些潜伏地下的人们要取暖，只能依靠床上薄薄的棉被和床头柜上摆着的暖水瓶。

　　2009年，上海市政府宣布推出“四位一体”的保障体系，提供了“廉租住房、共有产权保障住房(经济适用住房)、公共租赁住房、征收安置住房(动迁安置房)”四种保障性住房。这些住房主要针对上海户籍人口和“城市引进人才”。

　　“可是上海的城市居住困难群体远不仅限于这些群体，相反，非上海户籍人口以及非引进人才才是数量上最多的居住困难群体。”卫伟说，“有时候觉得我们的城市就像一个城堡，救助体系也像一个城堡，外面的人要靠户口、经济手段才能进来。”

　　粽是酒店里的“临时工”。因为酒店的工作服把又高又大的他裹得像个粽子，他干脆给自己起了这个网名。

　　酒店里管吃不管住，粽白天在五星级酒店工作，晚上总是拎着背包跑进一家麦当劳或肯德基。如今，他对上海某个繁华商圈里哪个快餐店更舒适了如指掌。

　　“我现在睡的这家最舒服，”在卫伟找到粽的时候，粽告诉她，“靠窗一排全是沙发，而且连座，不像另一家都是硬板凳。”幸运的时候，好心的店员还会把大堂的灯光调暗，“半明半暗，睡觉正合适”。

　　在夜晚的街头，卫伟还曾经遇到一名流浪汉，一个人要打两份工。一份是在保龄球馆，可以过夜，另一份工作不管住，所以他每隔一夜就要睡在马路上。

　　当然，并不是所有人都能像他们这样，努力把自己的生活安插在城市中。走在上海的街头，卫伟发现几乎每一个餐馆外面都贴着招人的告示。在她看来，这和房子不无关系。

　　“上海已经是服务型的产业结构，其中多少是低端服务啊。在KTV、餐饮、洗发行业工作，他们工资普遍只有三四千元，能在上海找到什么房子？”卫伟说，“很多人觉得在市场经济中，你没有钱所以没法住好房子，这是多么正常的一件事情，可是我觉得这样不对。城市一定要保证居住的权利，这是最基本的问题。”

让卫伟印象深刻的是，她居住在德国的妹妹告诉她，在德国，所有租房者的居住权利都能得到保障。国家会规定房租的定价，房东不能随意提高。即使房子被卖，租客也不会被临时赶出。法国从1956年起建立了“低租金住房制度”，人口超过5万的城镇中，廉租房占全部住房的比例不能低于20%，广大低收入家庭，甚至外来移民都可以申请。

 

　　由防空洞改建的地下旅馆

    如今“居住排斥”可能正在成为政府减轻人口压力的一个重要手段

 

　　回到现实，王南显然还只能在“城堡”外徘徊。当他再也受不了“梦想驿站”里浑浊的空气和压抑的气氛，只好收拾行李，挪去下一个求职公寓。

　　这只是发生在“城堡”外极其普通的一幕。在这部访谈录中，和王南一起出现的，还有20多个来自社会各个阶层的故事。

　　上海新天地的一名KTV女服务员，在经历了坎坷的找房过程后，只能和其他33人一起住在一间由三室一厅改造的“公寓”里。房子和豪华的新天地商城只隔了一条马路，“但这两个地方的差别简直像天上和地下”。

　　闵行区塘湾村一家价格低廉的浴室里，从安徽来打工的浴室主人干脆放弃了找房，就在浴室中安了家。卧室旁边就是高温的开水炉，访谈的学生坐下就不停地流汗，可是患有风湿病的主人不能吹风扇降温。在这间屋顶漏雨、地面潮湿的破旧瓦房中，50多岁的老夫妻“过一天算一天”。

　　“我们现在城市中存在一个规模庞大、灰色的低端房屋租赁市场，它构成了城市吸纳外来流动人员的主要空间。”卫伟告诉记者，“这是在没有居住保障的情况下形成的一个自发的市场，也是一个惨不忍睹的市场。”

　　KTV女服务员拥挤的房间里，昏暗得几乎透不过光。34位房客作息时间各不相同，“基本上什么时间睡觉的人都有”，开窗透气、开空调降温，都成了奢侈的愿望。因为浴室经常有人要用，上厕所都不能关门。

　　这些暂时的栖身之所显然并不牢固。拥挤的群租房和杂乱的城中村都被视为“顽疾”，北上广深等地都曾出台措施进行整治。有新闻称，2014年9月到11月，浦东新区共整治群租房9420套。在2011年上海启动的最大规模城中村“拆违整治”行动中，松江一个城中村就有58户546间7600平方米的违建被整治。

　　“在中国的特大城市，‘居住排斥’如今可能正在成为政府减轻人口压力的一个重要手段。”陈映芳说。

　　被这个看不见的大手调控的，并不只有外来者。研究过程中，卫伟也曾近距离观察过老旧小区的动迁改造，结果发现每一次拆迁，都把一群老上海人逐渐排斥出市中心。到现在，她仍记得在拆迁的现场有个居民向她抱怨：“我们是穷人，穷人为什么不能住在市中心，即使不能住在市中心，也不要让我住在这么远的地方。”

　　如今，从小在上海长大的卫伟看着身边一栋栋高楼掩盖了低矮的老弄堂，上海人习惯的狭窄居住格局在崭新的楼房里再也找不到，取而代之的是宽阔的两室一厅或三室一厅。

　　“从租住者的角度看，这将是一个巨大的‘灾难’。上海的旧城区日益士绅化，老房子越来越少，让有钱人住在城市中心是一种趋势，而能够为低收入群体提供的劣质住房不断减少。” 卫伟感慨，“其实城中村、地下室虽然很乱，但是也有积极的意义，它能为刚到上海的人提供一个落脚的地方。”

　　住宅和居住环境这一基础如果崩溃的话，由它所支撑的上部也会崩溃

　　其实，这项关于居住的研究启动时只有4.5万元的经费，几乎难以为继。后来，是因为包括卫伟在内的许多人对这些故事“越看越觉得感动”，才支撑他们另觅经费，把研究继续做下去。

　　这本在目前的学术评价体系内都不能算作正儿八经“研究成果”的访谈录中，卫伟和其他调研者一起写了一篇长长的导言，其中引用了日本学者早川和男对于住宅的一段论述：“在人生的浪潮中所架起的桥梁，其基础部分应该是住宅和居住环境，这一基础如果崩溃的话，由它所支撑的上部，比如社会保障等也不可能安定，甚至国家和民生也会崩溃。”

　　有些时候，当这些参与田野调查的学生来到城市不太热闹的角落，确实能找到一些看起来逼仄、甚至摇摇欲坠的房屋。

　　在虹口区提篮桥街道，硕士毕业生章晶晶偶然看到一个由毛竹和塑料布搭起来的棚子，里面居住着一名返沪知青和他的爱人。

　　在“文革”中，这名知青的父亲被打成“反革命”，房子也被没收，后来形势好转，他家才从政府手中拿回了一套13.5平方米的房子，里面住着他和其他兄妹6人。当老知青80年代回到上海，房子的户主已经变成了他的妹妹。他想要给儿女和外省的妻子办理户口，妹妹提出了要5万元才肯办。

　　“穷人家人情比纸薄。”知青的爱人向章晶晶感慨。

　　或许是因为户口的关系，老知青一家向街道申请低保和廉租房都没有结果，原来租住的房东也收回了房屋，他们无奈只好在楼下的弄堂里搭起了棚子。

　　狭窄街道里突兀的棚子让他们的许多原来比较要好的朋友都“突然变了”，几次举报棚子是违章建筑。这个最穷时两个孩子只能吃一根香肠的家庭，棚子5次被拆，又5次立了起来。

　　“我们也不是不讲理的人，知道这个棚子是违章建筑，但是不住在这里我们真的没有地方住了。”知青的爱人告诉章晶晶。

　　当然，在这些拥挤的建筑里，并不是所有人都觉得自己的人生变了形。

　　在闵行区塘湾村，一些外地来上海郊区承包土地种植蔬菜和鲜花的农民选择生活在田间临时搭起的窝棚里。被烘烤成弓形的竹子和大小不一的破旧木板构成了“房子”的主体结构，外面覆盖的是一层黑色薄薄的塑料薄膜，“跟以前的乌篷船一样”。

　　站在这里，邓梅闻到一股蔬菜、肥料的混合气味。寒冷的冬天，她感觉风从四面透进来，伸手想把那扇用铁丝系在大棚外面的门关起来，却发现这样会让棚子里面阴暗无比。

　　农民们的生活就在10平方米左右的大棚里展开。大棚外面挂着晾晒的衣服、腊肉、鸡鸭肉，“一派生活气息”。棚里的地面是泥土的，凸凹不平，但很干净，墙面上挂着张贴了好几年的旧年画，还有一家的墙面上歪歪扭扭地写着“挂奖状的地方”。

　　“他们并没有觉得住棚子有什么问题，住楼房的话房东可能会觉得他们脏，卖菜的三轮车也没地方放。”邓梅回忆，“他们对在上海生活没有太多的期望，觉得能搭这样的棚子，和家人生活在一起已经很满足了。”

　　在卫伟看来，他们并不是感受不到居住情况糟糕，“人们只是觉得你是失败者，你就应该接受这个”。

　　其实对于这些异地务农的人来说，更方便的是窝棚搭起来不难，拆掉更容易。邓梅访谈过一个农民，本来在3公里外的一块地方耕种，后来那块土地要开发，才搬到这里。

　　“在那边没有保障，人家要让你走，第二天就必须走。”农民告诉邓梅，他到上海以后已经换过好多地方，“原来的地方基本都是土地被征掉了，只能重新找地方”。

在塘湾村，土地可能会被继续开发征收，租赁土地的价格也可能上涨。这些每天凌晨一两点就起来送菜的农民，随时都可以再次搬走，甚至离开上海。那些竹子、塑料、木板搭起来的房屋，很快就能恢复到什么都没有的状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