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挂牌已逾两年，以简政放权、放管结合的制度创新为核心，形成了一批可复制、可推广的改革创新成果，并由国务院下发文件在全国范围内推广。经过不断学习探索，成都在投资管理领域、贸易便利化领域、海关特殊监管区制度创新、检验检疫制度创新等19项改革事项已全部完成。
如今我们已经进入全球化、信息化时代，物流、资金流、人才流、信息流都在加速运转，随着网络普及率越来越高，地域区隔、时空界限愈发模糊。未来企业所面临的竞争，不再是单纯的本土竞争，而是要与全世界的企业共同角逐市场，必然对效率有着更高的要求。政府要紧跟时代潮流，因时而变，把握住社会发展的脉搏，及时调整政策，优化行政流程，为企业提供高效政务服务，为社会经济发展注入新的推动力。自贸区建设正是顺应这一趋势而生的，建设自贸区也是政府倒逼自我改革的重要举措。正是看到这一点，成都市迅速反应，果断决策，主动对标上海经验，创新落实，推动自身改革，显示了成都力促自身改革的决心和魄力，值得点赞。
首先，对标上海经验，成都充分发挥主角意识。上海自贸区成立后，成都便以积极学习的姿态关注各项改革。去年8月，四川省要求成都高新综合保税区、成都空港保税物流中心学习借鉴上海自贸区经验；随即，成都便拿出包括落实境外投资管理方式由核准转为备案、实行企业“一口受理”、实行区内自行运输制度等“55条”学习借鉴具体措施；《国务院关于推广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可复制改革试点经验的通知》出台后，成都进一步梳理出在投资管理、贸易便利化、金融、海关特殊监管区制度创新、事中事后监管措施等5个领域29项可学习借鉴的改革成果。在对标学习中，成都率先推行的内资和外资准入两份“负面清单”，明晰了内外资的市场准入限制。这使成都成为继上海自贸区之后，全国首个正式开展“负面清单”管理模式改革的副省级城市。国家工商总局今年启动“三证合一”登记制度改革试点，各地试点推进主要有三种模式，而成都实施的“三证合一、一照一码”是这三种模式中难度最大的，且比国家方案先行了一个月。这些改革能走在全国前列，源于成都深化改革的决心，以及对自身改革基础的自信。
其次，对标上海经验，成都从本地实际出发，勇于创新。无论外地经验如何先进，如果学习时不结合本地实际，就容易出现南橘北枳的现象。从成都学习借鉴上海经验的成果来看，各项改革都获得了企业的交口称赞。实行“一口受理、一表申请、一窗服务、自动赋码、网上查询”，办理证照所需的时间由原来的4—5个工作日缩减至1个工作日；开通网上办税服务厅，足不出户便可办理纳税业务；“批次进出、集中申报”（简称“分送集报”）模式是成都海关于2013年全面推广的海关监管创新制度，而这一模式正是与复制推广上海自贸区首批14项海关监管创新制度中“批次进出、集中申报”相耦合……这些不仅为企业“省时省力省钱”，也有利于持续推动形成“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热潮。此外，成都海关创新建立的“区间结转、自主运输”监管模式，是国内首创的实现海关特殊监管区域货物“区间结转”制度，已成为海关总署在全国推进的“成都经验”。
贸易的便利化提升了“成都造”的全球竞争力。通过试点探索“保税货物区间结转”“批次进出，集中申报”等8项简化通关措施，英特尔公司大连、成都工厂等“成都造”享受到了政策的红利。改革后，通关时间平均缩短70%以上；保税功能得到拓展，保税研发进展迅速，保税检测维修实现突破，1—8月开展全球维修机电产品9631批次、货值10亿美元。随着各项政策的不断落实和推进，越来越多的“成都造”将享受到政策红利，更加便利、低成本地走向国际，提升全球竞争力。而这些也将促进成都打造西部经济核心增长极、加快建设现代化国际化大都市的步伐。
贸易便利化等系列改革措施不仅使企业受益，市民也享受到了好处。比如在机场通过艾西益、通济隆开设的个人本外币兑换网点，市民兑换美元、欧元、英镑等22个外币币种更加方便，原先须在银行提前一天预约才能办成的事，如今1分钟就可搞定。为加快发展保税经济，成都将着力把综保区的商品资源优势与中心城区的商贸人气“对接”，年内将在综保区外设立超过5家“保税店”，让市民享受到真正实惠的同时，提升成都建设国际购物天堂的国际范儿。
上海自贸区最成功的经验之一，就在于它的制度建设更加先进，与国际惯例接轨。时下，各地都在争先恐后对接上海经验，主动向中央申请开展自贸区建设。成都市抓住改革时机，充分发挥成都西向开放前沿城市优势，争创中国（成都）内陆自由贸易试验区，旨在促进成都投资贸易便利化，深化成都各项改革，推动优化国际化的营商环境，率先构建内陆地区改革开放的新高地，成为西部地区制度创新的排头兵。
改革，最难的是对自身的变革。而无论是建设开放透明的投资管理制度、推进更加便利的贸易监管、推进有利于实体经济发展的金融制度创新，还是完善事中事后监管制度，最终都要求政府对自身进行改革。成都以主角意识结合本地实际，主动对标上海自贸区经验，推进“诚信成都”建设，由注重事前审批转为注重事中事后监管，加强对市场主体“宽进”以后的过程监督和后续管理，全力推进成都改革各项工作，加快转变政府职能。这本身就彰显了成都改革的决心和勇气。（江德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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