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岁的农村姑娘李芳(化名)失踪了。
在新疆打工的父母赶回家发现，刚上小学的儿子已经饿了几天，厨房和卧室许久未打扫，一片狼藉。
夫妻二人最终在北京一家小饭店找到女儿。靠洗盘子谋生的女儿看不出悔意，被父母拖回甘肃农村老家时，她一遍遍地强调：“再给弟弟做一年的饭，我就出去打工了。”
东部农村一个10岁的男孩提起父母扭头就走；华中某村上小学的女童直言父母“是多余的”；一对在外打工的父母回到西北农村老家，劝说儿子回校上课，话没说完母亲就挨了儿子一耳光……
这些故事，都与《中国留守儿童心灵状况白皮书(2015年)》(以下简称《白皮书》)有关。今年，公益组织“上学路上”对山东、云南、甘肃等6个省(区、市)的农村儿童心灵状况进行了调查，并发布此《白皮书》。
《白皮书》显示，在总数达6100万的留守儿童中，15.1%的孩子一年没有见过父母，4.3%的孩子甚至和父母已有一年没有联系，“留守儿童的烦乱指数和迷茫指数都比非留守儿童高。长久缺失亲子交流，他们孤独、敏感、自卑，对前途不明确甚至感到悲观”。
“只让孩子吃饱穿暖哪够？没有亲子教育和情感支持，整个家就像个空壳，亲子关系早已是‘有名无实’、岌岌可危了，孩子和父母都很危险。”《白皮书》的编撰者、北京师范大学科学传播与教育研究中心副教授李亦菲说。
留守儿童的父母大多“羞于和孩子聊自己的工作”，他们缺少自信，不知道该聊什么，只能用盘问式的口气一次次“关心”孩子的学习
被父母找到之前，李芳已近一年没见到他们。
“他们把我当什么，现在凭什么管我？”她向特地前来调研的摄影师刘飞越，盘点起了父母的种种“罪状”：对自己不闻不问、一年到头也见不到人、好几个月连个电话也没有……
镜头里，李芳语气冷漠，“像是在谈论两个陌生人”。
在刘飞越的调研中，类似的场景并不少见。李芳老家邻村的三姐妹也是留守儿童。她们和爷爷一起生活，父母都在浙江一带打工。一天晚饭后，母亲打来长途电话，问大女儿是否想自己。
正看电视的女孩不假思索：“不想。”
“咋说话呢？”一旁的爷爷忍不住嘀咕。
“想。”
电话那头的母亲干笑了几声，改口道：“那让妹妹接电话吧。”
大女儿像是“如释重负”一般，把手机扔给了刚上小学的二妹。结果妹妹摇摇头，意思自己不想接。
不到两分钟，电话挂了。
这是几个月来母亲打来的唯一一个电话。10岁的大女儿满不在乎道：“问来问去都是那些东西，没什么意思。”
孩子对父母的冷漠，引发了研究者的思考。“父母和孩子的话题贫乏得可怜，无外乎是问成绩、问吃饱穿暖。根本原因是父母和孩子相处的时间太少，一点儿不了解孩子的情况，更谈不上什么亲子互动。”李亦菲理解孩子的表现，“这种模式化、盘问式的交流谁会喜欢？”
这名学者认为，究其原因，在于父母的工作性质。留守儿童的父母多在外从事体力劳动，“不体面”。不体面的工作意味着歧视和价值认同的缺失，他们缺少自尊，在孩子面前不自信。所以他们不知道能聊什么，只能一遍遍叮嘱孩子要好好学习。无形中，留守儿童对自己的成绩非常在意，成为一种持续的压力。
“懂事一点儿的孩子清楚一件事，他们的父母非常在意自己的成绩，甚至最在乎的就是分数。”李亦菲说，“归根结底是这些父母都不想孩子再走他们的老路。”
《白皮书》统计显示，69.2%的留守儿童不知道父母在外所从事的工作，留守儿童对自己成绩不满意的比例高于非留守儿童。
这样的交流，“注定只会让孩子和父母越走越远”。刘飞越回忆道，孩子接电话时难得微笑，反倒是常常露出一种“冷漠和应付”的表情。在他的镜头中，有男孩听到父母打来电话，头也不抬继续打游戏，更多的孩子接了电话，满口“嗯”“还行”“知道了”，再无其他。
一个13岁女孩因为埋怨母亲离婚后远走，最近几年已经很少和妈妈通电话了。调研人员问她：“你妈妈现在在哪儿、做什么工作你知道吗？”
女孩平静地回答：“可能在北京吧，没准儿已经死了。”
“会说出这样的话，可以想见她对家庭的概念已经淡薄到何种程度。”李亦菲叹息道，“父母和孩子之间的矛盾与隔阂越积越深，亲子关系中的情感互动和支持或已崩塌。”
太多留守儿童缺少家庭教育，这让他们没有人生目标也养不成好的学习生活习惯，最后几乎只剩一条路——自暴自弃
回到老家，李芳没再去上学。她每天给弟弟做早晚两顿饭，剩下的时间跟着村里的人上山挖树苗，一天挣30块钱。
这个17岁的女孩至今没有小学毕业。刘飞越问她以后想干什么、有没有什么理想，李芳的眼神里没起一丝波澜，思考了好一会儿：“不知道。”
在西北的一个村子，刘飞越发现，村里孩子的暑假时间几乎全被“浪费掉了”。十来个孩子每天聚在一起，你推我一把、我推你一把，在草地打滚，一群人哈哈傻笑。热了便下河洗澡，天色暗了就回家。
安全和学习不会有人提及。家中年迈的爷爷奶奶把饭做完，大都下地或干家务活儿去了。不出去玩的孩子拿出手机或打开电视，一待就是一天。
一个可以玩一整天“赛车游戏”的10岁男孩告诉刘飞越，自己在上学时也是如此，等再过上几年，“我要和朋友们一起出去打工”。
今年9月开学时，刘飞越跟着男孩，去了他和同学在乡中心小学旁租的平房。一间10多平方米的卧室，炕上躺了4个男孩，齐刷刷地埋头玩着手机游戏。旁边的小屋子，5个炉子正冒着黑烟，里面是洋芋和米饭，那是男孩的晚餐。
“没人能管能教，孩子都在野蛮生长，怎么能好好读书？最后还不都走了他们父母的老路！”他愤愤不平。
调研人员曾集中对一个村子的50名留守儿童做过一对一交流，其中80%的孩子表示，自己没有理想。有孩子说：“原先有过，现在没了。”
这样的回答让“上学路上”公益组织负责人刘新宇很不是滋味。他说，城里的孩子说起理想，都是天马行空，有人要当总理有人要当厨师，他们至少敢想，父母会鼓励孩子去做，可留守儿童连想都不想。
“他们是内心没有‘力量’的一群孩子。”顿了顿，这个年轻的父亲总结道。
通过调研分析，研究人员发现，留守儿童“普遍容易出现害怕、忧愁、迷茫等消极情绪，反映留守儿童感知到的现实生存条件处于不利状况”。
让调研人员担忧的是，许多留守儿童和父母的关系已经“陌生冰冷”，父母想要管教孩子更是难上加难，几乎只剩暴力的手段。
西部农村的一个父亲因为孩子辍学，从外地匆匆赶回。夕阳下，父亲坐在屋里，一根接着一根抽烟。儿子靠在门边，捡起石子打自家的猪和鸡。
尽管相隔不到5米，但父子俩整个下午没说一句话。直到入夜，调研人员才听到30多岁的父亲骂道，“你上不上学？不上学老子打死你。”
隔壁村子几个男孩的情况或许更具代表性。十四五岁的少年已经穿上劣质西服抽起了烟，每天混迹网吧。一个男孩的母亲从北京赶回来，一把打掉孩子手里的烟，骂骂咧咧训斥孩子。男孩恼怒，连扇妈妈好几个耳光。
李亦菲对此甚感担忧。“这些带着负面情绪、又不具备技能和知识的孩子，缺乏自尊又没有付出的能力，长大了走向社会能做什么？”他自问自答，“破坏。孩子没有人生目标也没养成好的学习和生活习惯，很容易对未来失望，他们最后大都走向了一条路——自暴自弃。”
留守儿童的现状有些像“糖尿病”，是严重的疾病，但不是绝症，可以通过一些手段缓解病痛、控制病情
刘飞越见过李芳的父母，两个面色暗黄、老实巴交的农民，坐在炕上不停抹泪，母亲不住央求刘飞越，再去劝说女儿继续读书。
她很快就要回工厂，但女儿始终让她放心不下，就这么走了，“觉都会睡不着”。
被儿子甩了几巴掌的母亲再不跟儿子说话。她跟调研人员说，只盼着儿子早点满18岁，以后就让他自生自灭。
在李亦菲看来，正常的亲子关系中，父母需要从子女那里获得心灵安慰，这往往是支撑这些中年男女日复一日辛苦劳作的“最大动力”。如果孩子厌恶父母和家庭，“难保父母不会因此悲伤甚至崩溃”。
这种现象在西部尤其明显。据调研人员的调查，在西北多个乡中心小学，留守儿童的比例超过90%，其中有“相当一部分”孩子无法正常完成学业，“混社会”“打工”的都有，甚至有极个别孩子开始偷盗、行骗。
留守儿童的种种现象，已经引起社会关注，对他们的帮扶也源源不断。
一次，刘新宇到西南深山的村落调研，发现几乎所有孩子都在用手机，甚至有人用较为高档的苹果手机。志愿者送来一板车衣服，孩子们排队领取，“跟菜场捡菜一样”。当地一个留守儿童的家里，放了两个一模一样的书包，拆都没拆。男孩说，书包是两批不同的志愿者送的。
刘新宇当场就怒了：“一看就是志愿者在镇上的超市买的，这么折腾不累吗？”
这个公益人士一桩桩盘点着：有公益组织把孩子的妈妈拉回镇里工作，发展当地特色产业，但这是逆城市化的行为。“或许一处两处可行，但全国范围并不具有可操作性”。
还有公益组织给留守儿童招揽临时父母。短短几十天后，临时父母唤醒了孩子对家庭的需求，便赶着离开村子回到原来的生活。
这些行为在刘新宇眼中或多或少都带有作秀的成分。“不少大众仍然单纯地认为，帮助留守儿童和扶贫差不多，给钱就行了。”他说，“这种方法行不通，父母在留守儿童的成长过程中是不可代替的。”
在他看来，留守儿童的现状有些像“糖尿病”，“是严重的疾病，但不是绝症，可以通过一些手段缓解病痛、控制病情”。
广播、音乐、书籍等，是他眼中的“良药”。他认为，公益组织应该给孩子种下美的种子，让艺术生根发芽，给予心灵寄托，培养兴趣爱好，尽可能排解他们的烦乱和迷茫。
他所在的“上学路上”做了一批广播节目，里面有调研人员“筛了好几遍”的儿童文学作品，也有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专业人士为孩子们挑选的“美好音乐”。他们给孩子发放故事盒子，一个类似MP3的电子设备，让孩子上学放学乃至课间的时候，“接受艺术的治疗”。
通过半年的量表追踪，他们发现，使用故事盒子的留守儿童中，有64%的孩子情绪指标有所好转。
云南一个10多岁的男孩爱上了听故事。他告诉刘新宇：“我以后娶老婆，一定会对她很好很好。”一旁的儿童问题专家有些动容：“100多块钱的东西，就能让一个孩子对家庭关系有新的理解，或许从此就会多一个幸福的家庭。”
“不仅是孩子需要‘治疗’，家人乃至整个社会也需要调整思路。”李亦菲说，城镇化浪潮下，农村父母和孩子分离是大势所趋，重新搭建一个紧密的亲子关系迫在眉睫。
在他看来，这不但需要父母和孩子相互依存、发展，更要靠两代人之间共同的追求和兴趣来维系。核心则是，“父母该给孩子一个正确、清晰的人生目标”。
对不少农村父母而言，这是一道“难度很大的考题”。刘飞越前不久曾到李芳所在的村子回访，但连着好几次，他都没有碰见这个女孩。挖树苗的活儿停了，没人知道辍学的李芳人在哪儿，“很快就到一年了，她说给弟弟做完一年饭就要离开，上次是父母把她拉回来，这次该换谁呢？”(本报记者 袁贻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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