协商民主助力首都发展大计
委员建议 “十三五”期间GDP6.5%为宜
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十三五”规划、京津冀协同发展、城市总规的修改……在全面完成“十二五”规划的收官之年，北京市政协收到了来自中共北京市委的“协商大单”，这是市委首次制定市政协年度协商工作计划。一年来，700多位市政协委员积极行动，调研论证，建言献策，以落实协商年度工作计划为重点，努力把协商民主贯穿履行职能全过程，积极探索推进协商民主制度建设的实践。
建言“十三五” 经济社会发展指标在6.5%为宜
2015年，市政协依照北京市委办公厅年初印发的《北京市政协2015年协商工作计划》，将围绕“十三五”规划编制开展专题协商列入常委会工作要点，并成立了由吉林主席任组长的工作领导小组，确立了9个专项课题，还面向全体委员开展“我为北京市‘十三五’规划编制献一策”活动，分专题开展6次网络议政。
委员们建议，按照中央作出的中高速发展的要求，考虑到落实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带来的影响，从保持经济稳定增长、确保居民实际收入水平十年翻一番目标实现、保证比较充分的就业出发，将“十三五”时期北京地区生产总值年均增速设定在6.5%左右为宜。
委员们表示，适当降低经济增速，有助于为疏解功能、控制人口、缓解资源环境压力留出更大空间。同时，把绿色GDP作为“十三五”规划的重要指标，这方面北京有基础、也有需求，应当率先作为。同时，应把劳动生产率、土地产出率、资源利用率作为推动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重要指标。
在疏解非首都功能方面，市政协委员、中共北京市委原副秘书长王力丁指出，近年关停并转了不少企业，但原来的企业迁走后，有的新企业却效益、技术水平不高，因此一定要从严管理疏解后的腾退空间，要把更多的权力责任和利益交给各区。统一规划腾退空间和土地的用途，建立疏解、腾退用地再利用的管控机制，加强对腾退空间使用的管理，立足各区功能定位设定用途。五环内的腾退土地应禁止进行商业开发，优先用于公共绿地、公共服务设施、基础设施、文化设施和人居环境建设。
如何创新人口调控机制，确定北京“人口上限”和“下降指标”，也是专家和委员们热议的焦点。北京大学教授杨开忠认为北京“十三五”规划应该明确地提出双疏解战略。从世界的疏解经验和首钢的疏解经验来看，单纯强调疏解工作单位和工作岗位是行不通的，其结果可能导致城市更加拥挤，环境问题更加严重。因此在强调工作单位、工作岗位疏解的同时，要把家庭的疏解明确提到战略高度上，实行职住双疏解战略。市政协委员、北京市委社会工委原委员赵小卫也表示，人口调控不仅要有疏解存量的指标，更要控制增量的指标，要做到全市一盘棋，防止被疏解人群在北京范围内转圈。
聚焦城市总规修改 重新梳理细化各区功能定位
为更好地通过规划引领首都可持续发展，破解北京面临的人口、资源、环境矛盾，解决“城市病”问题，2015年，北京市政协围绕《北京城市总体规划(2004年-2020年)》(以下简称《总体规划》)的修改展开了专题协商工作。分别以座谈会、电话和网络等方式广泛征求各界对《总体规划》修改工作的意见，共召开各种座谈会57次，1528人次参加，收集各种意见建议1732条。
委员们建议，应加大北京中心城功能疏解力度，不符合首都战略定位的劳动密集型、资源依赖型的一般制造行业，非科技创新型企业，区域性物流基地、区域性专业市场，部分教育、医疗、培训机构等社会公共服务功能应转移或迁出；重新梳理并细化每个区的功能定位，明确与区功能相匹配的区域规划和发展重点。逐步完善与各区功能相适应的市政基础设施投资、公共服务资源配置、财政转移支付、税收优惠等政策，增强承接疏解人口区的承载能力和次级城市对人口的吸引力。
同时，要构建市域全覆盖的城乡一体化规划和管理体系，按照城市标准提升城乡结合部的规划建设和社会管理水平，加快城乡结合部的整治改造，允许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出让、租赁、入股，实行与国有土地同等入市、同权同价。同时要创新城乡结合部的“一元化”管理体制，积极推动村庄社区化管理。
针对以往多个规划“相互打架”的情况，委员们还提出要将城市《总体规划》中基于资源环境容量确定的各项指标，纳入到经济社会发展规划、土地利用规划的编制内容之中，增强对北京市城市发展的调控力度。此外，委员们还建议，制定合理政策机制，有效盘活低效存量用地；强化生态保护红线和城市增长边界的法治化管理，切实维护“两线”的严肃性和约束力；厘清各区规划实施边界，强化规划法定效力；研究土地开发新模式，合理分担公共服务和基础设施建设、绿化实施、村庄改造等成本等。
京津冀协同发展 三地生态红线须统一划定
2014年，京津冀协同发展成为重大国家战略。2015年，为深入落实《京津冀协同发展规划纲要》要求，做好中共北京市委在市政协就京津冀协同发展进行协商的工作，市政协城建环保委员会、科技委员会等会同相关科研院所、院校，就推进京津冀生态环境建设、交通一体化建设、科技创新协同发展等课题进行了专题调研。
生态环境建设与保护是京津冀协同发展的关键内容，京津冀协同发展必须走绿色化道路。市政协调研组指出，京津冀协同发展要统一规划已成为共识，就生态环境保护而言，不仅要坚持一张图(统一规划)、一条线(生态红线)和一本账(自然资源资产负债表)，还应共同研究编制京津冀生态环境协同建设的中长期发展规划，统一生态环境保护目标、统一生态环境保护标准、统一划定生态红线，明确生态环境布局，配套产业政策和生态补偿政策。
调研组认为，京津冀生态环境的联防联治要注意处理好以下几组关系：一要从区域实情出发，充分考虑到三地不同的自然禀赋、发展阶段和利益诉求，不应把生态环境保护与经济发展、民生改善对立起来，实现生态环境保护与经济社会发展共赢；二要统筹兼顾城市和乡村、平原和山区、沿海和内陆、工业污染和民生污染、本地污染与外来污染等问题，做到综合决策、科学治理；三要做到技术创新与制度建设并重，应以区域大气污染防治和水生态系统修复为重要突破口，健全生态环境保护机制，率先建立系统完整的生态文明制度体系。
“京津冀协同发展，交通一体化先行。其根本目的是为了更好地完成非首都功能的疏解，更好地支撑区域的协同发展以及在人口密集地区形成新的经济增长极的需要。” 市政协副主席赵文芝表示，京津冀交通一体化在发展思路上，要立足于解决首都大城市病问题，疏解非首都功能，探索人口经济密集地区优先发展模式，形成新增长极这一基本出发点，紧密结合京津冀‘一核、双城、三轴、四区、多节点’ 的城镇体系规划及产业功能布局，分阶段、分目标、有重点地推进京津冀交通的一体化发展。
此外，京津冀协同发展的关键在于科技协同创新，依靠科技创新深化区域合作，以提升创新能级推动产业转型，解决环境治理和社会发展难题，促进整个区域协同发展。北京市社会科学院副院长、中关村创新发展研究院院长赵弘表示，新时期，中关村在促进京津冀协同发展过程中，要打破思维定势，突破区域协同创新体制机制障碍，探索市场化的合作方式和利益共享机制，推动京津冀创新协作取得新进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