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制造业陷转型焦虑 供给侧改革开对症良方

图为温州桥头纽扣城内商铺　何蒋勇　摄

图为宁波慈溪小家电销售区　屠友圣　摄

    新年期间，在日本、欧洲等地熙熙攘攘的海外购物大军中，不乏手持长长清单的中国游客身影。在一长串“购物清单”中，指甲钳、保温杯、电动牙刷、钢笔等一大批日用品赫然在列。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在浙江诸多工厂库房内，此类产品铺满货架，有的甚至产能过剩、积压严重。

　　一份份“购物清单”折射的正是“中国制造”的尴尬和焦虑，也凸显了供给侧改革的迫切必要性。

　　诚然，以“薄利多销”为代表的传统制造路径正逐渐光环淡褪，无品牌、雷同性强、附加值低等“后遗症”正使传统制造业身陷囹圄。无论是“小家电王国”宁波慈溪，还是“民营经济发源地”温州，亦或是“五金城”永康，这些以“低、小、散”为特征的浙江传统块状经济正经历着一次关键的转型升级。

　　在供给侧改革提速的背景下，如何调转庞大的制造产业身躯实现奔跑跨越，这成为浙江这一民营经济大省挥之不去的产业命题。

　　深陷产能过剩泥沼 企业步入“微利时代”

　　开车行驶在浙江境内的公路上，你会看到“欢迎来到织里中国童装城”、“中国水晶玻璃之都——浦江”、“浙江海宁皮革城”等广告牌在车窗外纷纷闪过，而广告牌的内容也可直接“解读”出浙江经济的一大特点——“一镇一品”、“一乡一业”。

　　作为传统制造业大省的浙江，几乎每个县区都有自己的特色产业，覆盖轻纺、皮鞋、经编、电器、打火机等行业。曾经，“浙江制造”以低成本优势快速占领全球市场，更以其“村村点火、户户冒烟”之势扬名海内外。

　　然而，近些年块状产业却面临着前所未有的转型升级压力。随着传统制造业逐渐进入“微利时代”，由产能过剩引发的“价格战”使“供给侧”更显紧迫。

　　随着沿海制造业的“廉价”特色与政策红利的消失，浙江制造企业越发真切地感受到了结构调整所带来的阵痛。曾闻名全国的“钮扣之都”、“拉链之乡”——温州永嘉桥头镇的迷茫踟蹰，正是这一趋势近乎残酷的现实写照。

　　从一度占据国内市场60%和国际市场80%的份额，到逐渐陷入“门庭冷落鞍马稀”的尴尬境遇，如今桥头的钮扣拉链产业在桥头钮扣城总经理王其会看来，颇有几分“鸡肋”的味道。

　　“这一行门槛太低，如今孟加拉等国的钮扣产业正强势崛起，当年我们凭借低廉的价格从欧美国家手中抢占市场，现在这些全球新兴市场也正以同样的方式从我们手中‘带球过人’。”王其会说，制造业成本上升导致不少订单流向更为廉价的东南亚等国，对于小型传统企业来说，新的经济增长方式还没有到来，旧的路径依赖却正在失去。

　　一颗纽扣所面临的“焦虑症”，正是万千低成本制造商品共处的尴尬境遇。不仅民营经济最初萌芽的温州专业市场面临着转型阵痛，在滚滚而来的时代浪潮中，如宁波余姚塑料城这样的老牌市场也经历着后劲乏力的无奈。

　　余姚材料供应商张峰能明显感受到这股寒流，“成本越来越高，利润又在不断降低，传统塑料制品行业正步入‘微利时代’，若不时刻紧盯市场潮流，很可能会面临丢失客户的险境。”同张峰一样，许多企业主也在为低端塑料制品“红海”竞争的惨烈心急如焚。从昔日“人无我有、人有我廉”到今天的残酷变局，让“低小散”的塑料行业倍感压力。

　　如果说，永嘉、余姚的传统制造业面临的是成本比较优势的逐渐丧失，那么慈溪这样的小家电制造业基地，遭遇的还有产能过剩的打击。

　　慈溪是全国最大的小家电产业集聚区之一，但长久以来，不少作坊式的小型加工厂已习惯通过“低买高卖”、“模仿、山寨、低价”来抢占市场。于是，不计其数的模仿产品纷纷上马，留下了大干快上、盲目扩张的后遗症。

　　如今，面对越来越微薄的利润、以及越来越狭窄的市场空间，慈溪市经济和信息化局投资与科技科科长施光立坦言，互联网加速了世界市场的开放，无品牌、雷同性强、附加值低的产品将逐渐失去竞争优势。

　　在此般合围之势中，供给侧改革更显立意深重。“如今，传统经济区块都面临着转型升级的困境。”施光立说，但若不解决好品牌、技术、设计这几个核心的环节，产业的转型升级无从谈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