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2005年6月甘肃省兰州市《一把手上电视》节目开播伊始，电视问政类节目已经走过10年时间，可以说，电视问政对提升政府治理水平产生了一定的积极影响，但也不可否认，电视问政还存在一些问题，比如相关官员马上就群众反映的问题进行处理，可能不符合行政程序的规定；又如，如何将群众在问政时所反映的问题落到实处等等。由此而产生的电视问政如何避免“真人秀”？要不要加以规范？值得讨论，也值得关注
□ 本报记者 陈 磊
□ 本报实习生 陈佳韵
3月27日晚，由广西壮族自治区南宁市委、市政府主办的《向人民承诺——电视问政》节目直播现场，播出了行风监督员暗访拍摄的公务员上班炒股打游戏网购、“扶贫羊”感染村民羊群、廉租房住户有车族频现等画面。
当晚节目尾声，群众代表上台给到场的南宁市下辖的隆安县、武鸣县、横县、宾阳县4位县委领导送上特殊礼物——苍蝇拍。
梳理公开资料可以发现，电视问政并非新鲜事。自2005年6月甘肃省兰州市《一把手上电视》节目开播伊始，电视问政已经走过10年时间，湖北、湖南、广东、河南等多个省市跟进。
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副研究员支振锋告诉《法制日报》记者，各地实行电视问政“是好事”，搭建了一个群众与政府对话交流的有益平台，也为群众提供了一个有益的监督渠道。
便于官员与公众对话沟通
一名打工妹在甘肃省兰州市被车撞残，迟迟拿不到赔偿金。走进兰州电视台演播大厅参加完一档节目两周后，她就拿到了赔偿款。
兰州市皋兰县石川乡农民魏立武在上述节目现场，向参加节目的一位政府部门负责人发问：“家乡的那条渠什么时候通水？”
这名政府部门负责人回答，当年10月底一定通水。
当年10月最后一天，渠中果然流来汩汩清水。
这档节目叫《一把手上电视》，是兰州电视台的一档品牌节目，开播于2005年。节目早期定位是：接受投诉，解决问题，宣传政策，提供咨询，解疑释惑，锻炼干部。
公开资料显示，2005年5月中旬，时任兰州市主要负责人提出开办《一把手上电视》的设想。不久，兰州市委办公厅、市政府办公厅专门联合下发文件，使这一设想变成了书面决策。
2005年6月，节目开机仪式在兰州电视台演播厅举行，时任兰州市主要负责人和兰州市32个委办局的“一把手”参加节目。
兰州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李惠民评价这档节目说：“其核心是巧妙地把政府行为和媒介行为结合在一起，是领导把自己的政治主张和现代媒体结合在一起的一种有效实践，是兰州治政理事的新模式。”
同样是在2005年5月，湖北省武汉市纪委、市纠风办与武汉电台联合开办访谈类节目《行风连线》，节目以广播直播的方式，邀请职能部门负责人到电台直播间，接听市民百姓打进的热线电话，解答相关投诉和咨询。节目旨在通过媒体力量开展舆论监督、群众监督，端正政风行风，为职能部门搭建一个与百姓沟通的平台。
2011年，在有关部门支持下，武汉电视台正式推出大型电视直播访谈节目——《电视问政》：被问政对象对年初承诺的工作简短陈述；大屏播放电视短片，揭露问题；主持人或现场观众发问，职能部门“一把手”回答；现场观众举牌表达态度或穿插特约评论员点评；现场观众对职能部门“打分”并记入年度考核成绩。
据不完全统计，《电视问政》节目开播至今，已有湖南、广东、河南、浙江、宁夏、江苏、陕西等25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纷纷借鉴，几十家电视台相继推出电视问政类节目，电视问政风暴在多地开始刮起。
中国传媒大学文法学部法律系副主任郑宁向《法制日报》记者表示，电视问政，首先是一个公众参与的平台，便于官员与公众之间进行对话和沟通，来解决问题；另一方面也是公众行使对官员的监督权的一种形式。
电视问政需对接问责程序
武汉电视台《电视问政》节目的背后，连着当地的治庸风暴。
2011年5月，武汉市公布了首批十个亟待解决的突出问题，并通过新闻发布会，由各责任单位“一把手”集中向社会作出对上述问题限期整改的公开承诺。
2011年11月22日至25日，武汉市“责任风暴”“治庸计划”工作办公室与武汉电视台联手，连续推出了四场“电视问政”，首场“电视问政”中有4位市领导和12位责任单位负责人被现场问政。
此后，武汉市主要领导提出将电视问政常态化，这标志着电视问政在治庸问责风暴中作为一种长期机制被确立下来。
2014年7月，该节目曝光了武汉市江夏区大桥新区大桥村排污管直通鱼塘，污水流向汤逊湖，一名养殖承包户损失惨重。节目现场，江夏区有关领导表示，要进行雨污分流，保障承包户的利益。
2015年4月底，节目组再次接到这名养殖承包户的投诉，称排污仍未被叫停，鱼塘里的鱼都死了。2015年9月8日，市区两级环保执法人员现场核查发现，相关企业依然存在污水处理设施没有正常运行、雨污混排等环境问题。
2015年12月，武汉电视问政“期末考”，江夏区有关负责人表示，将尽快责成施工单位把污水管网连接好，堵住污染源，同时也责成相关单位补偿养殖承包户的经济损失，不让她“流血又流泪”。
武汉电视台《电视问政》节目持续已经4年有余，并已发展为全媒体监督平台。根据武汉市纠风办数据，仅2015年7月至年底，全媒体监督平台共办理媒体、群众反映的问题310件。通过问题督办，共问责266人，给予纪律处分58人，组织处理254人次。
与之类似的是，南宁市委、市政府主办的《向人民承诺——电视问政》节目，去年共收到市民反映问题2399个，全部得到回应或解决，其中涉及的责任人有50人被问责。
在今年3月27日晚的节目中，节目主题是“聚焦‘四风’和腐败问题”，首先播出了行风监督员自今年2月下旬开始对隆安县、武鸣县、横县、宾阳县4个县的机关单位上班纪律暗访情况。
当晚的镜头里，有的机关工作人员看电影，有的研究股票，有的查风水……看到有些违纪镜头就发生在县委办公楼里，武鸣县委书记黄国健直言很惭愧，表示要大力整改。
郑宁向《法制日报》记者表示，通过电视问政，再启动一定的问责程序，对官员来说，也是一种有效的监督。
郑宁认为，从媒体舆论监督的角度来讲，舆论监督是应该的，而且应该把舆论监督的工夫下在平时，而不仅仅是通过一个电视节目进行监督。
依法行政应当落实在日常
公开资料显示，通过电视直播让公众参与到地区公共事务的模式国外早有先例。比如，美国就有专门负责直播的各种政务电视节目，为美国的舆论和民众提供一个监督政府的机会，同时政府也可为政策行动争取支持。
在我国，电视问政属新闻访谈类直播节目，涉及的内容都是非常真实、具体的，是舆论监督类的话题。
另外，一个值得注意的细节是，电视问政背后都少不了地方党委、政府的支持。
《一把手上电视》节目背后，是时任兰州市主要领导的大力推动，武汉电视台《电视问政》节目也少不了武汉市主要领导的支持，海口广播电视台《亮见》节目，则是与海口市纪委监察局联合打造，海口市主要领导提出了明确要求。
有传播业界人士认为，“电视问政”已经成为地方各级党委、政府及其职能部门通过电视媒介就公共事务与社会公众面对面沟通，协商解决问题的传播活动。
郑宁还注意到，目前的电视问政可能还存在一些问题。比如说，相关官员马上就群众反映的问题进行处理，可能不符合行政程序的规定；再比如说，地方政府负责人就地免去相关公务人员，肯定不符合组织程序。
因此，郑宁认为，电视问政可以存在，但肯定只是公众问政的一个组成部分，而且只能是日常问政的一个有益补充。没有必要也不太可能推广，比如说经常搞电视问政，怎么会有时间处理真正需要处理的问题？
“电视问政要不要制度化、要不要由地方出台相关规定成为常规性做法，有待讨论。毕竟电视问政是定期举办，对于公众参与和监督政府的需要仍有一定距离。”郑宁对《法制日报》记者说，在电视问政的同时，加强平时依法行政、建设法治政府的水平也很重要。
支振锋告诉《法制日报》记者，各地开展的电视问政，成效主要取决于地方主要领导，很难制度化，因此，不宜出台统一的电视问政制度。
支振锋建议，对于已经开展电视问政的地方，可以由地方人大出台地方法规，使电视问政规范化，同时需要地方党委提供制度上的支持，“但必须在国家法律和党内法规框架内”。
制图／李晓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