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胡镛医生忙得没时间去洗手间洗手，只能用免洗手消毒液
查房的时候，一位康复期的孩子高兴地抱住郑医生
尽管很多话每天得说上数百遍，郑医生对每个患儿还是耐心地再次重复
晚上十点，北京儿童医院血液肿瘤中心医生郑胡镛整理完病人的资料走出了办公室。白天空气中的炽热在慢慢冷却，夜色渐浓，眼前红色急救中心的牌子和办公室里零星的灯光把漆黑的夜映衬出一点光亮，一天结束了。
查病房、交接班、出门诊、辅导学生论文、整理病人资料，从早晨七点半到晚十点，郑胡镛很忙，怕出门诊时上厕所，她甚至连水都不敢喝。在北京儿研所同样做儿科医生的崔菲菲对郑胡镛的这种“忙”感同身受，甚至得了咽喉炎时，她还要用纸笔和家属交流。
与此同时，他们还要安抚家长的焦虑，甚至应付来自他们的怀疑、耍酒疯和威胁。
这是郑胡镛和崔菲菲的一天，也是我国二十余万儿科医生缺口的大背景下，每一个儿科医生再普通不过的日常。随着全面二孩时代的来临，缺口问题将更加凸显。与此相对应的是，郑胡镛告诉《法制晚报》(微信ID：fzwb_52165216)记者，培养一个儿科主治医师至少要12年。
针对这些问题，此前国家卫计委副主任马晓伟在接受媒体采访时曾表示，“将积极推动开设本科儿科学专业，扩大研究生儿科医师培养规模，合理确定儿科医务人员薪酬待遇。”
在这些没解决之前，郑胡镛和崔菲菲们还将在高压且强负荷的工作中自我调节和适应。
时间空间均有限 “基本都是跑着来”
在弥漫着消毒水、食堂饭菜味和潮湿汗味的空气里，穿过不足两米宽的走廊里拥挤的人群，早晨七点半，北京儿童医院血液病房，医生郑胡镛的一天开始了。
瓷砖铺成的长长走廊，再柔软的脚步踩上去，都会听到厚重的回声，脚步回声与小孩此起彼伏的哭闹声、家长的劝慰声和急促的脚步声交织在一起，声音堆堆叠叠，来回在走廊里滚动。穿着白色大褂、挂着听诊器、胸口别着蓝色钢笔的郑医生和一群医生一起，挨个病床查看孩子最新的情况。
进入病房的时候，很多大孩子呆呆地看着天花板，一言不发。这里的孩子都有双透彻的眼睛，那是双病痛之后被眼泪洗干净的眼睛，他们得的是白血病。
几个医生一边走一边围着病床交流孩子的病情和治疗的计划。医生的声音混杂在随时爆发的孩子的哭声里，难以分辨。对于在病床上呆呆坐着的小瑶，郑医生摸着她的头，笑着说，“我的瑶瑶今天乖不乖啊？”
“小孩子的情绪总会异常的敏感，看病的时候也要特别照顾到小孩子的情绪。”郑医生介绍。
查病房结束后，夜班和白班的医生交接。不足十五平米的房间里，十几个医生在这里，中间的两个桌子为了节省空间并排挨着放到了一起。
医生们说，为了多放几张病床，其他的空间都尽可能缩减，现在有的都是一张病床放两个孩子，甚至在拥挤的走廊里也会放上一张小床。
交班结束后，郑胡镛笑着对法晚(微信ID：fzwb_52165216)记者说，“我得先去下卫生间，一会儿出门诊就没时间了。”她一路小跑着出去了。“我们的儿科医生，基本做什么都是跑着来，他们太忙了。”一位医院的工作人员说。
相同的话说几百遍 医心比治病更难
上午九点，三楼的27门诊室，郑胡镛一坐就是一上午。
“来，小雨，和阿姨汇报一下情况。”郑医生一边说一边拿着压舌板娴熟地放在他的舌头上。“啊，啊。”在郑胡镛的周围同时围着四五个家长，四月份的北京，即使开着窗户，空气中还是游离着燥热。
一岁多的小雨开始不停地哭，为了安抚他的情绪，郑医生把身上的听诊器说成是电话，轻声说，“乖乖，现在我们打个电话。”
给一个孩子检查完之后，郑胡镛快速摁压了一下左边的免洗手消毒液。“为了节省洗手的时间，我就用免洗手消毒液。要是看完每一个病人都去用肥皂洗手再回来，一上午的门诊到下午五点都看不完。”郑医生对好奇为什么不去用水洗手的家长解释。
她指了指自己有点儿粗糙皲裂的手，笑着说，“人家说手就是女人的第二张脸，你看我们一伸出手来就没法看，都是被酒精给害的。”
“要按时刷牙”，“好好上体育课”，“帮妈妈做家务”，一上午，除了常规的检查，郑胡镛说了三四百遍类似的话，“他们化疗期免疫力非常低，最简单易行减少感染的方法就是口卫生、手卫生。”
看到晨曦的时候，她穿着一身紫色的薄毛衣、黑色带红色小花的裤子，戴着口罩，穿着拖鞋，也是一个得白血病的孩子。郑医生招了招手，对我们说，“晨曦是小主持人。”坐车折腾了一天一宿的妈妈脸上挤出了一个微笑，和晨曦说，“给阿姨背一首《游子吟》吧。”
晨曦快速小声把诗背完，目光游移，手开始不安分的转凳子。晨曦妈妈急躁的说，孩子昨天发烧发了一宿。“肯定有点儿不适应，北方太干燥。”在郑医生的安抚下，妈妈心情渐渐平复了一些。
“我们这里的才子才女一堆，还有写毛笔字、绘画好的。”她清楚的记得每个孩子的特长，这或多或少能让孩子从疾病的疼痛和日复一日枯燥的治疗中游离出来。
和“医好病”相比，最难的是“医好心”。
不敢喝水 怕上厕所耽误了门诊进度
下午一点，午饭的时间。
出门诊的时候，郑胡镛从来没有时间下去吃饭。暑假时，本来半天的门诊要从早上九点一直看到晚五点。
“以前是等看完再吃，后来发现结束的时间越来越晚，甚至中午的饭要到晚上五点才能吃上。”郑医生说。
在北京儿研所同样做儿科医生的崔菲菲对郑胡镛的这种“忙”感同身受，“我以前是一个慢性子的人，做了一段时间儿科医生之后，说话比以前快很多。”
这也包括说不出话的时候。
崔菲菲记得有一次得咽喉炎，实在说不出话了，她就和患者用笔和纸交流。这样的事情也发生在郑胡镛工作的北京儿童医院，儿科医生小崔因为喉炎无法说话，于是在家准备好十多篇可能要问家长和小孩儿的问题并打印出来，通过这种方式和他们交流。
通常半天的门诊都会持续到下午三点。这一天，郑胡镛一共给59个孩子看病，这其中，还不包括很多临时加号的和没被统计进去的病患。
从上午九点开始门诊到下午结束，郑医生的水杯一直静静的放在桌子的一隅，没被动过。她不敢喝水，怕上厕所耽误了门诊的进度。一个上午，她没离开过自己黑色的办公椅和27诊室。
家长从号贩子手中买号 下跪向医生求助
在门外，是一群同样焦灼的家长。
“你怎么不戴口罩？”一个穿着深色衣服的中年男子，早晨七点多就守在血液病房的门口，呵斥住了一个在病房门口不戴口罩的人，和他大声吵了起来，“你想要找谁，我可以帮你叫。”
得白血病的孩子免疫力很低、怕感染，很多焦虑的家长自己组织起来，站在门口看谁没戴口罩。
焦虑的原因有的还来自排了几个月都挂不上号，大厅外挤满了排号排了数天、数周甚至数月的患者。
为了打击票贩子，很多医院现在都实行挂号实名制。许多靠买号贩子的号来看病的家长，到了需要办理住院手续的时候就遇到很多麻烦。
前几天一个下跪的家长让郑胡镛印象深刻。
“我排了好久的队就是挂不上号，后来实在没办法就买了号贩子的号。求你给我孩子看病，让他住院。”他一边哭一边扑腾一声跪下了。
郑胡镛很为难，不给看病受不了心中“救死扶伤”冲动的煎熬，而且以前好多人会因为不给看病把医生告到医患办去；给他们看病，又破坏了规矩。很多医生就这样被裹挟在人性和现实规定的夹缝里，十分尴尬。
郑胡镛最终还是给孩子看了病。
谈家庭聊生活 用举例缓解家长焦虑
在27诊室外，几排长椅坐满了人，早早来排队的家长困得不行，坐在椅子上打盹睡觉，管德一家就在他们中间。他花了三个月的时间，通过朋友帮忙，才挂到在北京给儿子看病的号。
即便做好了所有心理准备，当他和妻儿第一次站在人潮汹涌的北京儿童医院门诊大厅时，一种大城市的陌生感和对死亡疾病的恐惧袭击了他。
他手里紧握着装着从老家带来的够在北京吃三天的干粮的袋子，这或多或少给了他一些安全感。地上放着他买来应付十多个小时火车行程的小马扎。儿子管明穿着哥哥“淘汰”下来比自己大好几圈的衣服，用手默默的给眼睛里噙满泪水的母亲按摩。
不到三个月的时间，为给管明治病，家里花光了九万多的积蓄。
等待五个小时后，终于听到了医生叫自己的号。
管明的父母一直和医生念叨着骨髓移植，此前家乡的医生反复告诉他们管明的病需要移植，但是他们拿不出那么多钱，想来北京再看看。“如果移植需要钱多的话，你们一定要救救他。”母亲哽咽着说。
“一定要先做基因检查，反应好的话，不一定非得要做移植。”郑医生安慰道。
郑医生解释了半天，管德终于明白自己的孩子不一定非要做移植。
管德从装着干粮的红色袋子里拿出了一盒被压的皱皱巴巴的药给医生看，“这一盒就一万一千九百多。”
郑胡镛对管德说，现在针对这种病专门有买三送九的药，他可以去家乡申请一下。“有个病人得的就是这个病，现在都快二十年了，人家通过吃药维持的很好，还结婚了。”
“下次来可以给你们加号。”听医生这么说，管德心里踏实了不少，暗淡的布满红血丝的眼睛里开始有了一点光亮。
郑胡镛用“举例子”来缓解家长焦虑的方法，崔菲菲也经常用到。
“有的时候，家长的焦虑是有原因的，包括家里的原因或他本身的性格。这个时候你就要把他的注意力从病症上引开，从生活或家庭关系上和他交流，让他们放松。”崔菲菲说。
患儿家长耍酒疯 教唆孩子打医生
晚上九点多，当郑胡镛结束白天的工作准备回家的时候，崔菲菲的工作才刚刚开始。
作为儿研所的主治医师，除了白天在病房的时间以外，崔菲菲每个月有四次值夜班的急诊，经常一工作就到凌晨以后。
和成人医生一般只给一个人看病不同，独生子女时代，往往一个孩子看病，可能身边同时陪着爷爷奶奶姥姥姥爷爸爸妈妈六个人。“他们会给我们蛮大的压力。”郑胡镛对法晚(微信ID：fzwb_52165216)记者说。
崔菲菲在工作中经常会遇到六个家属中有一个人反对带动所有人都反对的情况，这时，医生就得说服他们所有人，反复不断的交代病情。
今年4月8日，遵义市妇幼保健院急诊儿科的医生被一个不满排队等待的醉酒父亲刺伤的新闻，击中了同样值夜班的崔菲菲。
“一般晚上更容易遇到醉酒的人，而且大厅也没有多少人。”她说。
崔菲菲在夜班的时候经常会遇到喝醉的家长。一次，一个妈妈带着孩子来看病。崔菲菲说，本来也没什么事，但是孩子爸爸喝了酒，在那儿耍酒疯，说话很难听，就是想闹一闹。崔菲菲说，那一晚上，自己心情都很难过。
“晚上只有一个保安站在诊室，他们可能也很困，一旦有事了，也很难立刻调整好状态。如果真打起来的话，他们有时也帮不上忙。”一个医院的工作人员对记者说。
同事高路的夜班遭遇让崔菲菲刻骨铭心。医院有规定，不给不带孩子过来的家长开药。“我们不确定他是不是给孩子用，怕出事。但是那个家长一定要开。”崔菲菲说。
后来高路被家长打伤，住院住了半个多月。
“也有家长让孩子打医生的情况。”崔菲菲说，有一次，一个孩子吃了药之后打妈妈。“是这个阿姨给你开的药。”妈妈指了一下旁边正在查病房的崔菲菲，孩子听完之后立刻动手打医生。
“孩子哭或者有不正常的反应肯定是身体不舒服。当我们把他治好了，会发现他正常的状态不是那样的。但是这种时候，我们可能会和家长理论一下，告诉他们不能这么教育孩子。”崔菲菲说。
郑胡镛在行医过程中遇到过类似的情况，有家长甚至威胁她，“这个孩子没了，你们也别想活。”
“那时候听到这句话很伤心。”郑胡镛说，后来随着时间的推移，有很多像金丝带家长联谊会的家长自助组织帮医生们做了很多沟通的工作。
一个小夜班下来，崔菲菲常常要忙到凌晨一两点钟。家住通州的她，很多时候就直接选择在医院随便休息一下。
儿科医生缺口巨大 薪酬福利待完善
这是郑胡镛和崔菲菲的一天，也是我国二十余万儿科医生缺口大背景下，儿科医生再普通不过的日常。
据《2015年中国卫生统计年鉴》数据显示，我国平均每1千名儿童只有0.43位儿科医生。郑胡镛说，在今年恢复招生之前，儿科专业此前已停招17年，这无疑加剧了缺口。随着全面二孩时代的来临，缺口问题将更加凸显。
“工作量增大，医务人员却没法翻倍，医生的培养是一个很长的过程。”郑胡镛说，培养一个主治医师至少要12年。
压力大、付出多、收入少，越来越多的儿科医生开始逃离这个岗位。崔菲菲有时也会感慨和自己刚来时一起工作的人已越来越少，一个共事了一年多的医生因为工作强度大，自己的肾脏出现了问题，辞职回校读博后，转行做成人科医生。
“像跟我一起进来的男同学，已经辞职去公司了。他说要养家糊口。”郑胡镛说。
中华医师学会儿科分会调查发现，儿科医生的工作量平均是非儿童医生的1.68倍，但收入只占成人科医生的76%。在以药补医的情况下，儿科用药比成人科要少很多，意味着儿科医生的收入远低于成人科医生。
郑胡镛向法晚(微信ID：fzwb_52165216)记者介绍，“有的小孩不会说话，他们很难描述自己的症状，要哄他、分析他的意思。在这上面花费的精力，远远比治疗成人大的多。”
她说，在国外，对儿童的治疗是一个团队，分工很细。如果孩子哭闹，首先游戏师会去哄孩子玩，如果需要做骨穿、腰穿，会有麻醉医师先行麻醉，让孩子享受无痛治疗。对于焦虑的孩子或家长，也会有心理医师、精神科医师等专人安抚。
在国内，所有的哄小孩、安抚家长、孩子心理恢复、用药都由儿科医生来做，负荷可想而知。
针对这些问题，此前国家卫计委副主任马晓伟在采访时曾表示，“将积极推动开设本科儿科学专业，扩大研究生儿科医师培养规模，合理确定儿科医务人员薪酬待遇，提高儿科医疗服务价格。”
在此之前，崔菲菲和郑胡镛们还将在高压且强负荷的工作中自我调节和适应。崔菲菲说，“我工作特别累的时候会想哭，但睡一觉之后也就都忘了。”
每天晚上，郑胡镛都要整理当天来看病的孩子的病例资料到很晚。在她电脑里，有专门为他们建立的文件夹。她指着一个小姑娘的照片高兴地对我们说，“这个小姑娘今年结婚了，她来看病的时候还是十年前呢。”
看着他们慢慢痊愈长大，并见证他们人生中的重要时刻，郑胡镛感到很幸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