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州省黔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一位家住摆榜社区石板村4组的苗族外出务工青年迎娶相恋几年的苗族姑娘，女方家接受彩礼。吴东俊/视觉中国 摄
年过半百的老张“心里一块石头落地了”——他给17岁的儿子找到了媳妇，几个月后就将迎娶进门。
让他开心的不单是家里又要添一口人，更现实的考虑是，“娶的儿媳妇人很体面，花的彩礼并不多。”
老张是国扶贫困县甘肃省康乐县草滩乡农民。当地很多农民仍在贫困线下挣扎，面对高额彩礼，要么举债结婚，要么迟迟结不了婚。“一婚穷十年”，康乐农村流传着这样一句话。在宁夏西吉县等地，也存在高额彩礼导致的新的贫困现象出现。
“生活不止眼前的苟且，还有诗和远方的田野。”这是当下很多年轻人熟知的歌谣。但眼下，高额彩礼正成为新的“拦路虎”，拦住了一些农村青年奔向“诗和远方”的路，也拖了精准扶贫的后腿。
贷款送彩礼
“这里的彩礼高得很，现在娶个媳妇要十七八万元。”中国青年报·中青在线记者见到老张时，一提起彩礼，他就不住摇头。
老张一家三口在草滩乡中心位置开了家小饭馆，家庭情况在乡里也说得过去，但即便这样，他仍然觉得彩礼有些吃不消。眼看着儿子长大了，村里女娃少，他盘算着得尽快给儿子找媳妇。
年前，老张算了算全家的积蓄才意识到，尽管儿子还小，也必须尽快了——彩礼年年在涨。
“我的儿媳不是在本乡找的，是从临洮找的，临洮的彩礼便宜，我们就花了11万元。”老张得意地说。
临洮县和老张所在的康乐县毗邻，近年来康乐彩礼行情上涨，普通人最高到20多万元，女方有正式工作的甚至过了30万元。和老张一样，康乐部分人家想方设法从临洮找儿媳。
在康乐县，农民大都世代务农，农闲外出打工。2015年该县农民人均纯收入为5524元。这意味着，一个三口之家9到11年的纯收入总和，才能支付得起一份彩礼。
彩礼高企且年年增长，甚至迫使年轻人早早就“结婚”。老张的儿子刚过17岁，在自家饭馆里帮工。当城里同龄的孩子还在为高考拼搏的时候，即使没到法定婚龄，他已经要履行做“丈夫”的责任了——婚礼定在今年10月。
老张告诉记者，之所以这么早结婚，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彩礼增速实在过快。“一年能涨一两万，可能今年十五六万，明年就十七八万了。”
在草滩乡很多村民看来，当地彩礼远高于外地，已是不争的事实。24岁的杨军大学毕业后在乡上工作，去年10月结婚，只给了女方家6万元彩礼，大伙儿都说他“捡了个大便宜”。“我们在学校谈的，她家是会宁县的，要得不高，我们商量着结的婚，双方都满意。”杨军解释。
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杨军邻家的女儿去年刚在乡上工作，谈婚论嫁时，给男方家里开出了40万元的“天价”。杨军觉得邻居有些“狮子大开口，把后半辈子的本钱都要下了”。可邻居却反问他：“我姑娘有正式工作，一个月拿3000多元，一年也能给我两三万元，40万元要的多吗？”
其实，草滩乡的彩礼也是近几年才“水涨船高”的。开榨油坊的杨彦文说，他的儿子8年前结婚时，出了7.5万元彩礼。现在行情已经“涨得不像样子”，结婚前要小汽车，结婚时再要上十七八万元的彩礼。
据老张分析，草滩乡彩礼暴涨的主要原因是，近几年一部分人去外地打工，在青海、西藏等地承包了工程，收入颇丰。赚了钱的人还是会回家乡找对象。“他们每年回家也待不了几天，回来就要相亲，要是看上的姑娘，别人家给10万彩礼，他们就给15万元、20万元，只要尽快把事定下来。”
除了“富人”提价的因素，农村男多女少的局面也造成了彩礼的攀升。老张告诉记者，草滩乡的大姑娘比较少。“高三有考不上大学的，才能去说媒，考上的都走了。”
近年来，草滩乡的光棍现象越来越严重。“一过30岁就相不上对象了。”村民马大姐无奈地说，她的弟弟40多岁还没结婚，彩礼又这么高。“有钱人能结婚，没钱人实在是结不起了。”
因为收入有限，贷款送彩礼也成了当地村民的无奈之举。杨彦文告诉记者，老百姓一下子拿不出这么多钱，有的只能贷款娶媳妇。当记者询问多久能还清贷款时，他比划了一个夸张的手势：“娃娃都长得这么高了，结婚时的贷款还没还上呢！”
“一婚穷十年，即使有点积蓄的都吃不消，家庭困难的是更雪上加霜，现在上上下下都在努力精准脱贫，其实就这一下就把人搞穷了。”杨军感慨地说。
过高的彩礼成为新的贫困现象出现的重要诱因。记者也了解到，在草滩乡，一些社会贤达人士注意到这一情况，在各种场合大力提倡理性看待彩礼，鼓励男女双方都讲求合情合理，否则不利于发家致富过日子，可效果并不明显。
彩礼负担之重，甚至成为当地楼盘的营销噱头。康乐县城里，一幅印有“2万元盖不了房，2万元娶不起媳妇，2万元轻松得金铺”的露天广告煞是抢眼。
不远处，一则“精准扶贫是为了精准脱贫”的标语却清晰表明，脱贫仍然是这个国家级贫困县的主要任务。而因婚致贫现象的出现，正悄然蚕食着这个贫困县精准扶贫的成果。
结婚又返贫
在同属国家级贫困县的宁夏固原市西吉县，天价彩礼也是当地农民脱贫致富路上的“拦路虎”。
2014年，共青团宁夏区委青年干部金宝来到西吉县王民乡红太村驻村工作，并担任红太村的第一书记。他此行主要目的是推进精准扶贫工作，但当地高昂的彩礼却让他吃了一惊。
“西海固苦瘠甲天下，而王民乡又是西吉县19个乡镇中条件最艰苦的。”金宝说，红太村位于王民乡南部，地处烂泥河流域，2014年人均纯收入3800元，人均有粮521公斤。
就在这样的贫困村，金宝注意到，年轻人的结婚彩礼却普遍偏高，“平均超过10万元”。很多村民加上操办婚礼，结个婚少说也得十几万元。
“很多家庭一下拿不出那么多钱，都得借贷，这就使得原本拮据的家庭雪上加霜。”金宝说，现在精准扶贫工作很实，农民基本生活都有很大改善，这种由于高额彩礼导致的新的贫困在表面上不容易看出来，但确实影响了贫困户的脱贫。
金宝认为，这些年政府通过各种惠农政策和扶贫举措，基本解决了原来农村普遍存在的因病、因学致贫问题。但彩礼致贫的现象，因为起因于民间风俗，村干部也不好直接干预。
红太村党支部书记蔡娟是土生土长的当地人，她也坦言，近年来村里彩礼致贫现象显而易见。
“男孩有工作，女方对彩礼就看得不重，男孩若没有固定工作，就得出十好几万的彩礼。”据蔡娟观察，现在农村女方很看重男方家的经济实力，若男方家庭殷实，收入有保障，“女孩两三万也可以嫁过去”。反之，女方就会对彩礼过高要求，张口就是10多万元，“觉得这笔钱就是个保障”。
在红太村，越穷越结不起婚的情况非常突出，很多适龄青年都拖成了结婚困难户，目前就有9名年过四旬的男人打着光棍。
另一方面，贫困家庭的男子就算勉强结了婚，也会负债累累。“一个中等收入水平的正常家庭，结完婚5年内不生病、不出大事，才有可能勉强还完贷款。”蔡娟说。但是，即便如此，农村人还是想尽一切办法要为孩子娶媳妇。只要孩子能结婚，“就算全家砸锅卖铁再过苦日子，也为家里增加了一口人，成全了一个新的家庭。”
蔡娟告诉记者，到今年年底，经过精准扶贫工作，红太村人均收入预计能达到5000元，基本能实现脱贫任务。但是按照目前10多万元彩礼水平计算，结一次婚仍然要花掉一个三口之家10年积蓄，“要结婚的家庭，很有可能又跌破了贫困线。”
“基层的乡村干部知道彩礼导致脱贫不稳定的现象，但都觉得不好管理。”面对这种民间约定俗成的事情，金宝很为难。蔡娟也坦言：“男女结婚是双方的私事，只能由双方商量着处理，村上没法干预。”
沉重的彩礼负担最终引起了西吉县政府部门的重视。今年3月，西吉县多部门联合发布了《西吉县抵制高额彩礼，反对大操大办婚事的倡议书》，倡议全县干部职工、群众和青年抵制高额彩礼，节俭办婚事。
该倡议书称，高价彩礼给新组建的家庭带来沉重经济负担的同时，还造成了家庭的不和睦和社会的不稳定。这种愈演愈烈的社会风气，导致群众因婚借贷、因婚返贫，不堪重负，办不起婚事。尤其是女性朋友，要自觉抵制婚事中的奢靡之风，不盲目攀比彩礼礼金，不做高价彩礼的“奴隶”，抵制用高额存款单做嫁妆的陋习。
不过，在金宝看来，这份倡议虽然出现得很及时，注意到了普遍存在的高价彩礼致贫的现象，“但是，它也仅仅是一份倡议书，缺乏刚性的约束，对基层的规范作用并不明显。”
“剥削”难治理
对于日渐频繁的因婚致贫现象，从政府层面意识到问题的不只宁夏西吉一地。
湖南省委政研室一份对怀化市芷江侗族自治县五郎溪乡的调研报告指出，除了因病致贫、缺技术致贫、交通条件落后致贫等主要致贫原因外，时下农村结婚彩礼成本居高不下，也导致了因婚致贫现象的出现。
该报告披露，金厂坪村贫困户杨文卫的家中原本有两万元积蓄，但是儿子结婚支付彩礼后，又因为儿子生病住院导致小两口离婚。“人财两空，现在还欠账3万多元，我们全年收入仅4000多元，凭自己力量不吃不喝要还7年。”杨文卫诉苦。
据中国青年报·中青在线记者不完全统计，除宁夏西吉县外，安徽省砀山县、甘肃省崇信县和张家川县、四川省雷波县等多地均出台了抵制高额彩礼的倡议或规定。
其中，安徽砀山县文明委在2015年3月下发的倡议书提出，自觉抵制高额彩礼、大办宴席等不良现象。该县官庄坝镇在当年4月举行的千人倡议签名活动中，更是有镇村干部和群众代表当场表态，“不收、不给天价彩礼，聘礼控制在3万元以下。”
甘肃崇信县则从法律角度入手，通过培训使村民在保媒拉纤过程中自觉与“天价”彩礼现象作斗争，从源头预防媒人哄抬彩礼行为。同处甘肃的张家川县还指出了贷款送彩礼的危害，在一次精准扶贫专项贷款发放仪式上强调，应向贫困群众讲清精准扶贫专项贷款是有借有还、用于发展产业的专项资金，不能用作婚嫁彩礼或其他消费，一经发现，全部收回。
与倡议不同，四川雷波县西宁管委会出台了明确的规定。2013年12月，当地发布了《关于加强对移风易俗中婚丧等民事活动的引导和管理相关事宜的通知》。通知要求，婚嫁中，给女方家礼金在6万元内，彩礼在2.6万元内。女方不得再索要其他现金及财物。超出规定多给的，一经查实，予以没收。
雷波县委宣传部工作人员江泽明告诉记者，出台这个规定有特定原因。“高额彩礼不但给老百姓带来了沉重负担，还极容易引发男女双方家族之间的冲突。”因此，管委会在调研的基础上，制定了详细的彩礼金额上限，并抄送县级相关部门和领导备案。
在华中科技大学中国乡村治理研究中心主任贺雪峰看来，纵然有高价彩礼致贫现象，但党政机关出台规定并不能有效解决问题，因为这背后有全国性的婚恋市场形成的深层次社会根源。
“传统中国的通婚圈大概在方圆20公里内，每个地方都有家庭条件很差的男性娶不到媳妇。”贺雪峰对中国青年报·中青在线记者说，但是今天全国性的婚恋市场形成了，贫困地区的女性不愿留在当地，让沿海地区条件很差的男性也有可能成家，老少边穷地区的光棍却大幅增加。
贺雪峰表示，虽然因婚致贫值得关注，但制定硬性的彩礼标准并不具备可操作性。农村工作有其特殊性，基层干部推行政策一般具有一定的灵活性，对于高额彩礼这种准社会性的现象，采用运动式的治理方式并不现实。“政府出台限制彩礼的规定也没有法律依据。”
贺雪峰也强调，不论是彩礼主要交到女儿手中的代际财富转移，还是主要交到女方父母手中的家庭财富转移，都是对男方家庭的极大剥削，给他们造成了很大负担。政府最好还是通过倡议方式，倡导移风易俗，改变人们的婚嫁观念。
“只要农村性别不平衡继续存在，高额彩礼问题就会延续。”贺雪峰指出，当下中国东西部之间、城乡之间人口流动大，农村女孩大量流失，导致农村适龄结婚青年性别比失去平衡。农村适婚女孩缺少，彩礼必然随之推高，这种局面在短期内很难改变。（应受访者要求，文中杨军、杨彦文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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