诸葛亮像
东汉灭亡后，中国历史进入了魏晋南北朝时期。这是一个战争连年不断、政权频繁更替的大分裂时期，官学兴废无时，对子弟教育的任务因此逐渐由家庭来承担，而大家族在这一时期却得到了充分的发展，身处乱世中的明君、有远见的望族乃至一般士大夫为立身免祸、传家保国，都很重视对子弟的训导，从而使家训理论趋于成熟。
养德明志，宁静致远
诸葛亮(181-234)是三国时蜀汉政治家、军事家。诸葛亮勤于教诫子弟，在政事、军事之余，写下了《诫子书》等家训经典名篇。其家训思想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勉子侄成为国之“重器”。诸葛亮早年无子，曾要求过继兄长诸葛瑾的次子诸葛乔。后来，诸葛亮有了两个亲生子，即长子诸葛瞻和次子诸葛京。诸葛亮对子侄都很喜欢，希望他们成为国之“重器”。
他在《与兄瑾言子瞻书》中说，诸葛瞻“今已八岁，聪慧可爱，嫌其早成，恐不为重器耳”。短短几言生动反映了诸葛亮疼爱儿子的殷殷之情与担心他成不了国家栋梁的隐隐忧心。为了使子侄能成为国之“重器”，诸葛亮让他们担任一定的职务，在兵战中锻炼成长。他在《与兄瑾言子乔书》中说，诸葛乔本来该回到成都，但现在诸将子弟都要参加后勤运输，我考虑他宜与大家荣辱与共，故现在派其督率五六百名士卒，与各位将军的子弟一起在山谷中运输粮草等军用物资。诸葛乔跟随养父诸葛亮在汉中征战，成长十分迅速。
二是静学广才，养德明志。诸葛亮幼时失去双亲，颠沛流离，经受了许多磨难，这锻炼了他的意志，丰富了他的人生阅历。在隆中隐居耕读期间，他又提高了自己在道德文章、兵法韬略等方面的修养。他用自己的这些体会训诫子侄，引导他们正确处理德、才、学、志的关系。他说：“夫君子之行，静以修身，俭以养德，非澹泊无以明志，非宁静无以致远。夫学须静也；才须学也。非学无以广才，非志无以成学。”一个人格高尚的君子的操行，便是以宁静来修养身心，以生活节俭来涵养品德。不能淡泊就无法树立远大的理想，不能恬静就无法达到远大的目标。学习必须有安静的心境，而才干必须从学习中得到。所以不学习就无法增长才干，没有志向就不能成就学业。
诸葛亮很注意教导子侄立志，在写给外甥庞涣的家信中，他说一个人应“志当存高远”，如果志向不刚强坚毅，意气不慷慨激昂，便会碌碌无为地拘泥于时俗，默默无闻地束缚于情欲，永远处于凡人之中，甚至沦为庸俗下流之辈。
三是励精治性，戒逸除骄。为了树立崇高的志向，使自己成为济世之“重器”，不仅要仰慕学习先贤，而且要加强道德修养。
首先是戒淫慢，“淫慢则不能励精”，只有不骄纵，不淫逸，才能振奋精神，使学问精益求精。第二是戒险躁，“险躁则不能治性”，只有不偏急，不浮躁，才能陶冶性情，使学业日渐进步。第三是生活节俭，恬静寡欲，摒弃私情邪欲。鉴于骄逸损志、奢侈致祸的历史教训，他不为子弟置过多的资产，还曾上书刘禅说，自己在“成都有桑八百株，薄田十五顷，子弟衣食，自有余饶……若臣死之后，不使内有余帛，外有赢财，以负陛下”。第四是“弃疑滞”“去细辟”，就是不多疑固执、不为小事烦恼，以适应各种考验，能屈能伸。最后是广泛地向他人求教，消除怨天尤人的心理。
做到这些以后，“虽有淹留，何损于美趣，何患于不济”，即使得不到重用，又何损于你高尚的志趣，又何必担忧你的理想不能实现？
在诸葛亮言教与身教的熏陶下，他的子孙们德才兼备，忠君爱国。景耀六年(263)，魏将邓艾大举攻蜀，诸葛亮之子诸葛瞻督军与魏战于绵竹。邓艾遗书诱降，他怒斩来使，后来他战败临难死义，年仅37岁。诸葛瞻长子诸葛尚亦不负国之重恩，驰赴魏军而死。对此，史学家评论道：“瞻虽智不足以扶危，勇不足以拒敌，而能外不负国，内不改父之志，忠孝存焉。”
诸葛亮的家训思想影响深远，一直为后人称道，其“静以养身，俭以养德”“非澹泊无以明志，非宁静无以致远”“志当存高远”等，已成为激励士人修养的至理名言。十六国时西凉政权的建立者李暠书写诸葛亮家训以教诸子道：“周礼之教，尽在中矣。为国足以致安，立身足以成名，汝等可不勉哉！”
树私则背公，是大惑也
羊祜(221-278)是西晋开国元勋。他的父亲做过上党太守，母亲是东汉名士蔡邕的女儿。晋武帝建立西晋后，羊祜以尚书左仆射参与筹划灭吴，都督荆州诸军事，出镇襄阳。他抚士庶，开屯田，储军粮，为灭吴做了充分准备，死后为吏民深切怀念、建庙立碑，成为一代名臣。
羊祜有女无子，以兄子为嗣。他对子女、弟侄要求甚严，有《诫子书》等留世。他教育孩子，主要有以下几个要点。
一是“人臣树私则背公，是大惑也”。羊祜的女婿曾劝他置办些产业，以便将来享用。羊祜默不作声，没有答应。他退而对家人说：“人臣树私则背公，是大惑也。”人臣建置私产，会背离国家，这是一个人最大的困惑。
羊祜此举来自祖训，羊氏素以“清德”闻名。羊祜祖父羊续为官清廉，从不收受贿赂，他临终前留下遗言，要求对自己进行薄葬，不可收受别人送来的奠仪。羊祜继承了祖上遗留下来的清廉俭朴的好家风，“立身清俭，被服率素，禄俸所资，皆以瞻给九族，赏赐军士，家无余财。”
此外，羊祜还深受西汉太傅疏广的教子名言——“贤而多财，则损其志；愚而多财，则益其过”的影响，认为给子侄多留遗产有害无益。羊祜不置私产，表面上看是不够关心子侄，实际上是为他们作更深层、更长远的考虑。
二是“恭为德首，慎为行基”。羊祜以自己读书修身的经历训诫子侄，虽然你们在政事上无多大本领，在才艺方面也无独特之处，但在德行方面，却可以进行修养，要懂得“恭为德首，慎为行基”，“言则忠信，行则笃敬”。
这几句话可谓羊祜为人处世的经验之谈。晋武帝泰始初年，羊祜被封为尚书右仆射、卫将军，当时前朝元老甚多，“祜每让，不处其右”，甘居下位。他为官忠贞无私，疾恶邪佞，简约自重，在军中“常轻裘缓带，身不披甲”。有天夜间他想独自出营，被军司徐胤手执兵器挡在营门不准出去，对此羊祜不仅没有发怒，反而“改容谢之”，礼辞回帐。他率军与吴兵交战，不用掩袭之计，“将帅有欲进谲诈之策者，辄饮以醇酒，使不得言”，为的是打信义之仗。羊祜曾追斩吴将陈尚、潘景，但“美其死节而厚加殡敛。景、尚子弟迎丧，祜以礼遣还”。这些做法，使吴人“翕然悦服，称为羊公”，而不呼其名。因此，他上面说的这些话，实际上是希望子侄效法自己，做到“恭慎”“忠信”“笃敬”，成就美名。
人遗子孙以财，我遗之清白
徐勉(466-535)是南梁大臣。梁师北伐时，徐勉“参掌军书，劬劳夙夜，动经数旬，乃一还家，群犬惊吠”。对于家犬因不识自己而吠，他感叹道：“吾忧国忘家，乃至于此。若吾亡后，亦是传中一事。”他选官公正无私，曾与门人夜集，客有求官者，他正色答道：“今夕可谈风月，不宜及公事”，传为一时美谈。他“虽居显职，不营产业，家无蓄积，奉禄分赡亲族贫乏者。”门人故旧劝他置业求利，徐勉答曰：“人遗子孙以财，我遗之清白。子孙才也，则自致辎軿，如不才，终为他有。”他教诫长子徐崧的《戒子崧书》是家训中的名篇，其家训思想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继清廉门风，以清白传家。徐勉的祖父徐长宗和父亲徐融，在南朝刘宋时为官清廉，家境不富裕。他常训子说：“吾家本清廉，故常居贫素。至于产业之事，所未尝言，非直不经营而已。”他尊崇古人“以清白遗子孙，不亦厚乎”“遗子黄金满籯，不如一经”的古训，所以为官多年，亲朋古旧或让他“创辟田园”，或劝他“兴立邸店”，他皆拒绝不采纳。徐勉说：“古往今来，豪富继踵，高门甲第，连闼洞房，宛其死矣，定是谁室？”那些显贵的豪华宅第，都无声无息地消失了，能说一定是谁家的屋室，所以留给子孙清白的家风与高尚的人格才是最珍贵的。
徐勉讲的清白，是指为官清廉，不贪赃枉法，以权谋私，不是完全不置产业。他原来的门宅不大完整，故中年时开辟营建了一个具有相当规模的园林，其中“桃李茂密，桐竹成阴”，他种植这些树木不是为了求利，而是寄托情志。同时，徐勉并不反对为子孙留下一些财产，他在家书中告诉徐崧“近修东边儿孙二宅”，还剩下一点钱财，现在分给你去“营小田舍”，但他强调生财致富必须依靠正当手段。
二是“汝既居长”，当使内外和谐。“凡为人长，殊复不易，当使中外谐缉，人无间言，先物后己，然后可贵。”他说为人长子是很不容易的，应当使内外和谐，别人没有非议，要做到这一点，就必须先人后己，多为别人的事情考虑。
他还告诉儿子，你如果经营获利，可要注意分配合理，并且分利时还要照顾到女儿们：“若有所收获，汝可自分赡内外大小，宜令得所，非吾所知，又复应沾之诸女尔。”徐勉认为有利在后，有事在先，若能这样做，便会招来更大的利益。
三是见贤思齐，善全吾志。徐勉训诫徐崧当自我勉励，向贤人看齐，忽略这一点就是“弃日也”，“弃日乃是弃身”。弃日就是虚度时光，而虚度时光就是抛弃自身，这关系到身名的美恶，“岂不大哉！可不慎欤！”徐勉虽然支持儿子经营产业，但在处理物质财富与精神财富关系问题上，他的志趣偏重于精神财富。他希望子孙能继承廉洁清白的家风，所以在家书的最后说：“自兹以后，吾不复言及田事，汝亦勿复与吾言之。”今后我不再谈及经营田产事，就是遇到水灾、旱灾，歉收、丰收，都统统不要让我知道。
汉代杨震以清白遗子孙，经过徐勉的发挥，到隋代房彦谦的“人人皆以禄富，我独以官贫，所遗子孙，在于清白”，直至明代于谦“千锤万凿出深山，烈火焚烧若等闲。粉身碎骨浑不怕，要留清白在人间”的《咏石灰》，成为传统家训中的一大精华。
※作者为南京审计大学教授，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中国传统家训文献资料整理与优秀家风研究”(14ZDB007)成果
(徐少锦)
（责任编辑：宋雅静）
